建筑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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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面前，有些人不能无动于衷；相反，他们是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勒・柯布西耶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2年至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的城镇人口比2002年增加了近1亿9千万。以这个数字为基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称，在未来20年，中国每年将有2000万农民向市民转变，也就是说，约有4到5亿农民在未来的20年要变成城市居民。毫无疑问，中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这个过程将对中国当代的国土资源、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系统、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构成巨大的挑战和冲击。在这个滚滚的历史洪流之中，我想，有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即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智慧模式，一种被认为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解决之道的方式与策略，建筑设计能有何种作为？

建筑设计与中国的城市化

《圣经》里说“太阳底下无新事”，的确，当今中国的建筑师所面对的复杂现象和问题，历史上并非从未出现过。尤其是导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动荡的住宅恐慌问题，今天在中国似乎又在重演。当时，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1872）和现代设计的先驱、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1891）里给出的答案都是“革命”，然而即使革命成功也解决不了迅速增长的无产阶级和城市贫民的住房问题，后来以埃比尼泽・霍华德、勒・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汉斯・梅耶等为代表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们则提出了有卫星城的“田园城市”和能够大批量廉价建造的单元宅楼的概念，从建筑设计的角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欧洲城市住宅短缺的问题。有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这些设计思考。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瑞典，现代主义平民住宅设计中所蕴含的那种社会关怀与瑞典社会“人民之家”的概念一拍即合，社会结合现代平民住宅设计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种社会性的住宅供应政策，这成为帮助其在1932年获得权力，并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执政生涯的一个关键举措。这种民主主义的设计原则也逐渐成为北欧设计思想的核心。

在中国，由于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而带来的住房短缺问题，以及新增城市人口与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近些年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个问题也非中国独有，而是许多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都在面临的问题。最近，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D. Saunders）出版了一本名叫《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的著作，讨论人类的迁徙与城市的未来问题。通过他的描述，我们看到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或正在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他用“落脚城市”这个概念来指称当今世界具有世界性的城市化进程。他认为，到21世纪，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他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他们必须在城市扎根。而这种迁徙的终点，就是成为中产阶级，只有这样，迁徙者才会有归属感，而城市也才能长治久安。桑德斯的见解理论上是说的通的，但事实上是非常理想化的，譬如，到底有多少移民最后能成为城市中的中产阶级，这很难讲。而且，桑德斯过于相信城市，他对中国的农村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也缺乏研究。我曾经写文章支持三农学者贺雪峰的观点，他反对历史学家秦晖关于在城市中设立“贫民区”（实际“贫民窟”）的激进的城市化观点，认为中国的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缓冲地带，或者说是蓄水池，当中国遭遇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农民可以回到农村，而不至于使城市受到绝望的威胁。我认为，贺雪峰的观点更加稳妥，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人道的栖居》，《读书》2008年第10期）而且，我要补充的是，厌倦了城市生活的人也可能回到农村，发展新型的绿色农业和乡镇经济，这在当今中国经济相对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已经成为许多人的选择。桑德斯只看到单向的流动，没有看到双向的流动。但是，目前来看，城市化的确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

如果我们提出要研究和探讨“建筑设计与中国的城市化”这个议题，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城市化设计的核心不是“美化城市”，而是“人的真实需求”，尤其是新增城市人口在“落脚城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需求”。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居住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安居乐业”的思想（《汉书・货殖列传》），现代的北欧人也有这样的说法：“福利从住宅开始，以住宅结束。”可见，住宅问题一定是与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紧密关联的。美国的库珀-休伊特国家设计博物馆曾经做过一个展览“与另外90%的人设计：城市”（Design with the other 90%：Cities），汇聚了许多与居住相关的建筑设计实验。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90%的人在哪里？我想，首先是刚刚就业的年轻人和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后者的生存状况事实上就相当于19世纪末欧洲的产业工人。尽管他们现在的生存状况不尽如人意，但他们是中国城市未来的希望，也是城市的管理者和设计者要首先考虑的人群。现在城市中针对这些人群的住宅，主要是建在荒郊野外或铁路、垃圾处理厂旁的廉租房，其基本的形式就是现代主义者为欧洲当年的产业工人发明的平民住宅。显然，很多时候，政府并没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充分考虑廉租房住户对交通、医疗、教育等配套服务的现实需求，不过人们似乎还可以等待和忍受。但在设计的问题上，竟然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为了穷人的利益，建廉租房单元不应该配有厕所，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这反映出，许多中国的“专家”都没有居住标准的意识，而这种标准的背后是对家庭的生活尊严的关注。欧美各国都有最低住宅标准，一般都要求具备寝室、厨房、卫生间、浴室等功能空间，并有最低面积标准。当别国专家在讨论标准面积大小的时候，中国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却在讨论廉租房要不要厕所的问题，这岂不是一个鄙陋的笑话么？

日本建筑学者早川和男多年前就提出了“住宅福利论”，他主张要“把住宅问题当作国家、社会的首要问题来看待”，“一个普遍的安全、适用的住宅和居住环境是社会稳定的最基本条件”，他认为居住是社会应该保障的一项基本人权和福利，任何人都有在适当的居所里居住并持续居住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居住歧视，而且人们还应该拥有参与居住政策的策划和制定的权利。我非常赞同早川和男的主张，他的主张针对所有的住宅设计，廉租房当然也适用。尽管这些主张对于许多新增城市人口来说还显得有些遥远，但是这个大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当然，不平等是客观存在。今天的中国据说已经被分成了“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城市的既得利益者与新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口之间产生了众多的矛盾，其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居住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谈“建筑与公民社会”，舍弃居住问题不谈就是舍本逐末。不要以为城市化的结果一定是“大国崛起”，一定是现代化的成功。如果在城市设计中，最终形成穷人和富人之间在空间和地段上的两级分化，年轻的“外来人”找不到城市的归属感，最终对城市产生恐慌和绝望，那么城市化的另一种可能，就是加剧阶层矛盾，引发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前些年法国和英国的城市骚乱是前车之鉴，尽管原因各有不同，但未必不会在中国发生。桑德斯说，这个时代的历史，有一大部分是由漂泊无根之人造就的。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是人们要清醒地看到，飘泊无根之人所创造的历史并不都是积极的，这取决于城市如何对待他们。如果要桑德斯所说的“落脚城市”成为未来成功的社会实践，那么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建筑师和设计师必须创造出切合实际的方法与理论构想。政府与建筑师不要以为是在为另外一个族群解决问题，解决工人的问题就是解决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城市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种设计工作理解为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说的“馈赠”行为，但我们要明确，馈赠不是施舍，它永远是双向的――城市馈赠给新增人口居所，让他们安居乐业，而城市自身则获得活力、稳定与发展。

建筑理想与栖居思想

事实上，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与居住问题有关，但又牵涉更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如何使近些年大量修建的城市住宅在几十年后不成为自然环境的拖累？如何处理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人口的老龄化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已经大量存在的“小产权房”在未来的城市发展和规划中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如何从设计的角度合理地安排和规划“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的问题，是不是把人们围起来、架上监视器就能解决问题？如何处理城市内部因为区域分化而形成的空间上的贫富差距问题？等等。我想，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把这些问题笼统地称为“栖居问题”。无疑，在漫长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定会伴随着巨大的城市空间变革、人群关系调整和环境的协调适应。如何在这个变革中，在保存以往的合理之处的同时，开拓新的栖居可能是很重要的，这需要建筑师、城市规划专家协力思考。有些建筑师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吴良镛先生主张的“人居环境科学”和他在1980年代主持的菊儿胡同旧城改造项目。再如，王澍先生做的以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和杭州钱江时代小区为代表的城市理想和住宅设计实验。显然，他们的设计思想和尝试都非常有价值。但是，在我看来，两者的居住建筑实验基本上还是朝着“诗意的栖居”这个方向努力的，是建立在现有的城市居民居住水平之上，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栖居思考，而不是针对城市贫民和新增人口的。而且，他们的文化理想，一个基于有机建筑的传统和北京的胡同，一个基于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趣味和江南的庭院文化，但是中国这么大，这些想法未必放之四海皆准。问题是，除了他们之外，中国的建筑师能不能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提供更多的栖居理想和实践选择。尤其是针对城市化和新增城市人口的居住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建立在大量的经验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综合社会学、心理学和环境科学等多视角的栖居思想。

当然，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不是只靠建筑师所能解决的。但是建筑师、规划专家和设计师作为一个具备跨学科思维并能够与政府、社会学家、环保专家进行积极互动的人群，作为未来城市“蓝图”的设计者或专家成员，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尽管我们不必像勒・柯布西耶那样，把“建筑”理解为一种宽泛的含义，使之囊括三维和二维空间的众多领域，但建筑思维对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的确是广泛的。今天这个时代，是个建筑师干不完活的时代，建筑师不缺设计实践的机会，但是缺乏基于建筑理想之上的系统且科学的栖居思想建构，缺乏面对真实世界的勇气和应对未来挑战的策略。建筑设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建筑为了什么而存在？没有这个层面的思考，“热闹的”建筑实践就没有目的和归宿。（编辑：孙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