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泥潭中跨到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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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于佩尔出生在法国巴黎一个中产家庭，她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就像杜拉斯从小就决心要当作家一样，13岁那年于佩尔就决定投身演艺事业。
1977年，在《编织的女孩》中饰演被感情所伤、后来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女孩，为于佩尔建立了国际知名度。外媒评价她是“性感的漫不经心的洛丽塔，说得甜，想得脏。”于佩尔本人却对自己年轻而充满诱惑的身体毫不留恋。
与同时代的甜美女明星不同，于佩尔总是不苟言笑，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她一直让自己保持在一种消瘦、苍白的状态，与甜美对立，与疯狂和罪恶为伍。
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拒绝摄影师从仰视的角度拍她。有记者问她“害怕衰老吗？”这位欧洲影坛常青树大方地回应：“作为演员，我不觉得比普通人年轻了多少，或者衰老了多少，所以对于衰老，我并不惧怕。”从18岁第一次出现在电影银幕上直到现在，于佩尔见证了40多年来欧洲电影的起起落落，她那张标志性面无表情的脸始终出现在银幕上，演绎着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既有《天堂之门》中的，也有《女人韵事》中做堕胎生意的皮条客、《八美图》中尖酸刻薄的老处女，甚至《母亲，爱情的限度》中母子的母亲。这些生活在边缘的女人，无疑都在她的演绎下变得生动起来。贾樟柯将于佩尔的表演解读为一种女性宣言。
18岁进入演艺圈，在其46年的演艺生涯中出演了超过100部影片，得过两次戛纳电影节影后，两次威尼斯电影节影后，两次凯撒电影节影后，还以16次提名保持着凯撒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纪录，即便在50岁之后，她依然保持年均出演两部作品的频率。因为在电影《她》中饰演一个家庭问题不断、被后亲自下套惩罚凶手的女人，今年年初，64岁的于佩尔成为第74届金球奖剧情类电影最佳女主角。“《她》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寻找。我演的所有女人，都是直面命运的。她们必须从现状的泥潭中走出，跨越到彼岸。” 于佩尔说。
6月，于佩尔来到上海、广州和北京三地进行杜拉斯《情人》的朗读活动，在上海场活动开始的前一天，她还和贾樟柯进行了一小时的对谈，而在北京场活动的前一天，她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参加了电影《她》的映后见面活动，毫无意外地吸引了诸多文艺爱好者前来围观。据说，没有一个女星敢接《她》中这个角色，直到60多岁的于佩尔答应出演，导演保罗・范霍文评价于佩尔称“没有她不敢接的角色”。
在天桥艺术中心的演出现场没有多余的布景，只有一块背景板和一张旋转藤椅，与其说是朗读，更不如说是一场浸没式的独角戏。朗诵过程中于佩尔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处于背诵状态，只有在翻篇时，观众才能感觉到她是在朗读。在朗读过程中于佩尔展现了几次非常强烈的情感爆发，完全将自己的情绪融入进去。于佩尔说自己从来不会把剧本读透，不做调研，甚至尽可能不排练，只将自己放进角色所处的环境中，凭直觉在恰当的时候做出恰当的举动。
这并非于佩尔第一次以“朗读者”的身份与观众见面。早在2006年，于佩尔就举行过布朗肖和萨冈的作品朗读。2015年阿维尼翁戏剧节上，于佩尔朗读了法国著名作家萨德的两部经典作品合编版本《瑞斯丁娜和于丽埃特：罪恶与美德》中的选段。当时她的演出博得了现场观众经久的掌声以及评论界的高度赞誉。于佩尔说，她选择朗诵的作品不仅要有、爱情，更重要的是要有哲思，“我喜欢作品中有对立、冲撞的观点，能让人们思考信仰是什么，爱情是什么” 。
对谈
Z樟柯：就舞台表演来说，你面对的可能是两三百个真实的观众，就电影来说，是潜在面对摄影机背后的观众，这两种表演你为什么一直坚持同时在做？
于佩尔：很多人觉得电影演员面对的是自己，而戏剧演员更多面对的是观众，尤其是在经典剧目里。但我一直都希望，能够打破这个信仰，即，演电影是演自己，而戏剧舞台演绎的才是他人，我希望能打通这一边界。我自己无论是在戏剧舞台还是电影，在如何接近和演绎角色这个层面，没有任何区别。
贾樟柯：我看到一个影评人开玩笑说，于佩尔演过70多个角色，其中35个是出演，35个是有精神问题。你能够接受各种角色，比如说我很喜欢的《钢琴教师》里，女主角有很多不堪的行为，包括在地上打滚、受虐。我觉得可能对于法国和西方来说，表演跟自我之间的关系，是一早建立起来的。表演这个工作怎么用自己的身体、想象力去突破自我？打破自我约束？是否要经历内心解放的过程？
于佩尔：哦，那在这些角色里，我是不是裸着的同时又是疯的？一个“的疯子”。实话讲，我从来没搞明白过，“变态”、“不耻”、“”或“魔鬼”这些形容词，为什么人们愿意用这些词去定义一个人。可能这些角色是有点扭曲的，但，那又怎么样？
人们使用的这些形容词，就像手里被塞了一面镜子，他们无法直面这个镜子里的自己，因为它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恐惧，所以他们忙不迭地用这些词去取代这种恐惧。大多数时候，人们很喜欢这些电影，产生共鸣，触动内心世界，但是他们还是会用这些形容词去遮掩他们的喜欢。因为他们可能过着正常的生活，可内心世界里却常常起伏万千，无法与现实共处。但是当他们看到一个角色，就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他们感到被冒犯，但我觉得到最后，他们也享受这种冒犯。当年的《钢琴教师》和最近的《她》，这两部影片很受欢迎，完全就是一个明证。
贾樟柯：我还想了解你是怎么准备这些角色。
于佩尔：我一直都有一个方式，理解角色的时候，去混合脆弱和强大，善良和邪恶，罪恶和无辜，我表演时，会混合这些元素，让角色因为立体而显得更像一个鲜活的人。
贾樟柯：在中国，银幕上女演员的形象大部分是年轻貌美的，似乎女演员有很大年龄的局限。但是你从17、18岁一直演到现在，最近十几年更是爆发出特别强的表演能力。你的工作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女性宣言，呈现不同年龄段女性形象。我想了解，你的表演方法，有过明确的阶段性改变吗？还是一早就建 立了某种表演信念，并坚持至今？
于佩尔：首先，我希望我也依然既年轻也貌美。实际上我的角色们，她们一开始是幸存者，有些甚至是受害者，跟生活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我更年轻的时候，也在演这类角色。我也一直有机会，获得出演这些角色的机会。她们通常都是故事的核心，她自己世界的中心，而不是在男人的阴影里。她们以女性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男人的视角。从这个角度去看，无论这个角色是受害者，是脆弱的还是强大的，胜利者，其实都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