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歌词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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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被大会安排在歌词研究小组交流创作经验。小组开会在组长安娥家里。安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词作者田汉的夫人，又是中国现代最早的一位女词作家。她作词的《渔光曲》曾获得过我国第一个电影歌曲的国际大奖。一首第一曲，一个第一奖，他俩在北京细管胡同的家，可称得上是中华歌词第一家了。
走进家门，迎面是三间正房打通改成庞大的藏书室，堆满了层层叠叠的书橱书柜，只在两端各留下一个小小的空间，供二老睡眠和写作。分居斗室，共读万卷。那一首首经典的歌词，就是从这家里丰厚的文化底蕴中提炼出来的。
田汉老不在家，安娥领着我开会。这位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战士和文坛才女此时已经两鬓略斑，但热情、诙谐而健谈，指着这两间斗室间的书山书海，她笑呵呵地说：要不把它们堆在这里，晚上写作，还真隔不断“老头子”那如雷贯耳的呼噜声啊！
半开玩笑打消了我们的紧张感。小组会就像一位长辈亲人在领着我们摆谈家常旧事，我们也像对亲人一样倾诉着我们写歌词的喜怒哀乐。我们告诉她，还是在摇篮里，就听过母亲辈唱起柔美的《渔光曲》为我们催眠，催我们进入“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的梦境。我们当着她的面哼着“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和她一起回忆“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的抗战童年；我们曾唱着田汉作词的《毕业歌》，去“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去“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有的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直到歌声伴着天安门前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连唱带讲的小组会让安娥听得十分高兴，不住点头微笑，还不时地插话，问我们对她新作的意见。当时，她的新作《三位少女》正在全国流行传唱：“三位少女春风满面，坐在教室里笑着谈天”，她们谈着未来的志愿，一个想作勘测队员，把座座青山打开看看，一个想作女飞行员，和白云一起飞过蓝天，第三位呢？这也想干那也想干，心里感到幸福又感到麻烦……
这首歌词生动形象，得到了写词作曲者的高度赞誉，可是，安娥的名字在文艺界却很少有人知道。写诗的被社会尊称为诗人，作曲的被尊称为作曲家，写词的、包括这歌词第一家里的二老，却只被叫做“写歌词的”，还要在后面加上一个颇带轻视意味的儿化韵，叫成“写歌词儿的”。
我们几个年轻“写歌词儿的”在小组会上为二老打抱不平，实际上是在发泄写歌词不如写诗的怨气。谁知安娥听了却爽朗地哈哈大笑：“写歌词儿的！写歌词儿的！这称呼蛮不错嘛！”
我们都大吃一惊，正想听她说下去时，门铃响了，是田汉老从东四八条中国剧协下班回来了。安娥笑着说：“又一个写歌词儿的回来了，请他来说说吧。”
当着田汉老这样文艺界的大人物，我们怎敢再班门弄斧以小卖小地胡说乱问，只能毕恭毕敬地请他谈谈《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情况了。
田汉没有正面回应我们的抱怨，只是讲写这首词的时候，的确从心里感到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首能唱的歌词，比一首不能唱的诗能唤起更多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就顾不得它是歌词还是诗，能给自己带来些什么了。
简短的几句话却让我们思考和讨论了很久。我们知道，田汉老本人就是和郭沫若同代的诗人，而且他写的歌词，多带有浓烈的诗意。是把歌词当作诗那样斟字酌句来写的。像《夜半歌声》的开始，使我们一唱就记住了几十年：
“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人儿伴着孤灯，梆儿敲着三更。”
同样，我们能唱完安娥的《渔光曲》，记得它诗意的结束：
“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的破鱼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诗意的开始，引入入胜；诗意的结尾，回味无穷。这使我们认识到，二老一辈子都是把歌词当作诗来写的。
甘愿作一个“写歌词儿”的，但又要把每一首歌词都当成诗来精雕细刻。这就是我在走进中华歌词第一家后得到的教益。
这歌词第一家里的小组会已经开过了60年，二老早已离我们而去，参加讨论的几个“写歌词儿”的――当时中央乐团的金帆、东北音乐学院的普烈等也都没有了联系。只是，最近在电视里常听到一首歌曲《歌声与微笑》又唤起了我对这第一家里开小组会的回忆：“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这首歌的词作者竟是当年参加小组会的《歌曲》月刊女编辑王健。这首词既朴实又有诗意，雅俗共赏，显然也是把歌词当成诗来写的。
看来，在第一家里受到教益的还真不止我一个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