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的聚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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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城市之间行走，最震撼的莫过于城市边缘如同热带雨林般疯狂生长的高层住宅。一排排一片片建成的、没有建成的；封顶的和没有封顶的高楼向天矗立，用灰黑的水泥本色，将天地间渲染成蔚为壮观的楼林。城市在长高，地平线在抬升，晨光熹微，晚霞映照中，成片的灰色楼体占据了本来开阔的空间，以强硬坚挺的气度，冲击着人们本来无欲无求的视觉，诱惑着本应纯净无邪的心灵，在向往与贪婪之间，世间美好而又疯狂。

每个城市的面积都在无节制地扩大，带着隆隆声响，碾压着农耕文明的神经。平静的中国成了一个喧嚣的大工地。印象中那里还是一片绿油油的田野，转眼间，便像施足了肥料的庄稼地，生长出一片茁壮葳蕤的高楼。不知不觉，城市被隔成不同的空间，走在其中，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面对不同表情和姿态的高层建筑，感觉像在楼的缝隙间穿行。天空还那么深邃，云彩却不再洁白，一眼望去，总能看见撕扯人心的高楼戳在半空。渐渐，从视觉到内心，总在高楼的冰冷目光俯视下，或冲动，或卑微，却再也躲不开它的诱惑。虽然嘴里说着“神马都是浮云”，却不能不为房子牵肠挂肚。而那一幢幢高楼身价越来越高，表情越来越冷艳，让得到的人狂喜，得不到的人自卑。

一

在全民为住房疯狂、焦虑或者诅咒时，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自己正被悄然引领到一个不同于以前的聚落空间和居住空间，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轨迹将会因此发生嬗变。

看到那么多拔地而起的高层住宅时，我曾一度感叹，莫非中国人突然才没有房住，以前他们都住在哪里？又想，生活在那一个个庞大拥挤的小区里，居民们会舒适吗？后来，我感觉自己的疑问纯属伪问题，或者说极其幼稚可笑。因为，人类自诞生以来就聚族而居，始终为有一个安全舒适的住宅努力。从蒙昧时代的择地而迁，到穴居野处；从茅茨土阶，到精心建造的四合院，无论空间怎样变化，人类都始终是个喜欢群居的动物。在由血缘关系组成的聚落里，过着简单而便捷的生活，一辈辈繁衍生息，但他们从没有放弃过对住宅舒适度与安全感的追求。住在坚固挺拔、设施齐全、服务周到的现代居民区里，似乎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诉求。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时代，村庄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聚落单元。村落之中，乡民们男耕女织，安居乐业，悠然地过着辛苦而简单的生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村庄又是悠闲隐逸的象征。从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到王维的“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再到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还有鲁迅笔下的乡村社戏和百草园，中国知识分子陶醉在乡村生活中，至今都没有走出来。但文人的乡村与现实的乡村是两个概念，中国传统乡村从来就是个缺少社会保障的自给自足型社会，每当灾害发生时，乡村更多的是满目焦土、路有饿殍，乡民的苦难是清高的文人们很少能体会到的。到兵连祸结时，村落同时又是一个防御工事，《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扈家庄其实都是壁垒森严的堡垒。前几年，我在山西吕梁山区考察乡村民居时，见过许多古村落，其建筑格局往往都是城堡式的。建筑史学家们把这种村落称之为堡寨型村落。远望，这种村落十分壮观，高耸厚实的村墙上，有女墙、箭垛、t望孔，有的还有碉堡式的塔楼。此外，村内还有各种防匪患设施，足以令村民获得安全感。

村落最重要的公共设施是街巷。乡村人家无论庭院建得怎样，街巷都是生存环境的延伸，是走向外界的通道。沿着街巷，可以把全村一家一户都串起来，除了血缘外，街巷可能是最能联结村人感情的纽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街巷同时又是生存所必须的户外空间，又是一道看不尽的风景。

在乡村生活的那些年，我常默坐在门前台阶，望月朗星稀，看树影斑驳，享受着夏日夜晚的清凉。至今想起，犹心生向往，如同坡所说：“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农耕文明时期的城市社区，其实是无数个零乱的大村庄。由胡同、大杂院和排子房、筒子楼组成的聚落空间中，多数人虽说没有血缘关系，街坊邻里之间却可通过人情世故和生活中的磕磕碰碰，自如地应付熟人社会的各种烦恼。从本质上来说，这样的社区其实是乡村的翻版。

欧洲古典的街道与中国知识分子理想的乡村区别也不明显，著名城市规划专家、丹麦人杨・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一书开篇就描述了一幅欧洲城市街道图景：“寻常街道上的平凡日子里，游人在人行道上徜徉；孩子们在门前嬉戏；石凳上和台阶上有人小憩；迎面相遇的路人在打招呼；邮差在匆匆地递送邮件；两位技师在修理汽车；三五成群的人在聊天。”如果将这段话里特有的城市元素去掉，几乎与中国乡村街巷没什么不同。这也容易理解，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乡村还是城市，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大同小异。

中国现代都市居民已很难看到这样的情形，大街上拥挤的人流和车流已将他们压迫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再宽阔的大街好像都是汽车这种钢铁动物的通道。人被挤上马路牙子后，可以栖息的地方永远只有自己所住的居民小区。

在高层建筑林立的居民小区里生活的人，本应是都市的宠儿，当别人还在为得到一间房子煞费苦心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站在高楼之上，隔着玻璃窗俯视着蝼蚁般的芸芸众生。在这里住长了，他们也许会蓦然发现，现代都市中的居民住宅小区，不过是蒙着现代色彩的村庄，只是在增加了舒适感与整洁度的同时，削弱了乡间村落的部分功能。同样由坚固的围墙或栅栏圈起，比乡村更加讲空间围合。以前村里有村门，在社会太平时却基本是开放的，到了这里，不光有大门，还有升降栏杆，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时而客气，时而严厉的保安和各种苛刻的规章制度，在大门前来来去去，难免疑惑，谁才是这里的真正主人？

无论小区多气派高档，都只是中国城市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一种聚落形式，处于社会管理系统的末端。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中，省辖城市的区是市之下的一级行政机构，其下的社区属于非行政化管理机构，相当于乡村的村民委员会，而小区则相当于自然村，名义上由业主委员会聘请的物业公司自治管理，其实如同当下中国的乡村一样，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现代城市管理者需要将居民集中于某个区域；而新兴居民小区的整洁舒适，又让城镇居民自觉地将自己收押其中。在这里，再没有街坊邻里，甚至没有同事、熟人，更无由血缘纽带紧密相连的宗族，虽然有着共同利益，却是一群不折不扣的乌合之众。物业往往反客为主，凌驾于业主之上。小区虽然是个现代聚落，更是个小社会，与当今社会形态一样，谁是管理者，谁就是主人。好在居民在购房时有选择权，出生地不能选择，一定要将居住地选择好，因而，许多人购房时，在位置、质量、价格满意的前提下，最看重的是物业管理。

二

每个小区都有个直白时尚、可以放之四海的名称，目的是用豪华富贵或典雅清幽暗示环境空间的舒适，让居住其中的人有一种身份、地位提升的虚荣感。这些名称往往令曾经生活在羊屎胡同、耳朵眼胡同和杨各庄、陈家堡之类村庄的人望而生畏，同时又心向往之。望着铮亮气派的小区大门，仿佛看到一个神秘而又高不可攀的世界，难免被诱惑得寝食难安。不由得为自己和家庭制定一个宏大目标，想象着如何成为其中一员。可能就在此时，整个家庭和人生已被掳掠劫持，这就是近年来被戏谑的房奴。

杨・盖尔将城市居民的户外活动划为三种类型，即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他说：“每一种活动类型对物质环境的要求都大不相同。”欢天喜地住进小区后，许多居民都有一种感觉，他们活动的场所除了那个新家外，户外空间也占了相当大的分量。然而，无论在小区住多久，那个空间好像始终是陌生的。中国社会本来是个熟人社会，没有人情什么事都办不成。但是，小区里鱼龙混杂，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再也没有熟悉的老街坊，更不可能如乡村那般，随时能看见有着血缘关系的宗亲，他二叔、他五婶之类的称呼再喊起来，连自己也觉得拗口。邻居对门住了三五年，却连面也没见过。每个家庭都很神秘，每个人都很漠然，即使偶尔相遇，也冷冰冰形同路人。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曾对刚搬进去的单元楼大发感慨，说她在单元楼里住了不到两个月，体重骤然增加十斤。我以为她是住在高层，懒于下楼走动造成的，问她：小区里生活设施齐全，为什么不下去锻炼？她解释说：以前住在小院里，每天都有亲戚朋友来，自己也可以随时出去串门儿，想去谁家就去谁家啥时候去都没人责怪。如今住在这里，别说串门儿，连个拉家常的人都没有，整天蜗居在家里，不发胖才怪呢。

朋友只说出了生活现象，如果按杨・盖尔的说法，她每天只有上班工作这一项必要性活动，而缺少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的条件。若按照社会学者的说法，她生活的新聚落中，没有了中国农耕文明中延续了数千年的宗族关系、熟人社会。多亏朋友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只多长了几斤肉，若是个内向自闭的人，弄不好会得抑郁症。

小区里的生活设施，往往更具有象征意义，是一个符号，一个暗示，告诉生活在这个空间中的所有人，这里很休闲、很生态，也很宜居。从筒子楼、排子房、大杂院、四合院里走出来的城市居民，刚住进高楼林立的小区时会发现，那里不多的绿地、健身器材，还有那假山和池水，都是小区生活必不可少的。但是，要利用这些设施，就必须按照设计者规划的思路去打发自己本来就不多的休闲时光，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生活节奏。

建筑学上言必称空间，最重视光与影的变化，对新兴的居民小区而言，只有将园林艺术与建筑物及周围山水完美结合，才可能完成光与影的对话。所谓小区，其实就是由高楼与活动场地组合而成的一个大空间，要让她妩媚可人，最讲究的是园林艺术。聪明的开发商往往会在这上面不遗余力。去过几个高档小区，我惊讶地看到，开发商对小区空间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住宅的开发。从表面看，他们好像完全按照自己的建筑理念开发房产，实际上他们更懂得居民心理，更懂得空间艺术。从一开始就娴熟地运用社会、心理、文化、历史等空间语言去营造空间，喷泉、鲜花、绿草和婆娑树影加上欧式风格的建筑看似与一般小区没什么区别，实际在光与影的交流中，把园林艺术与时尚浪漫的欧洲风情完美结合在一起，用文化韵致将聚落空间填充得风光旖旎。通过这些向居民暗示，住进去将会得到全新的享受，像穿上一件法兰西风格的高档时装，喝一杯味道醇香的葡萄酒一样，令人艳羡。以后，住在这里的居民将会在与小区空间的不断对话中，受到美的熏陶，文化的感悟，无可避免地改变旧有思维，在建筑师的引领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三

不妨拿林立的高楼与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民居的四合院做个比较。

单就建筑形态而言，以四合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建筑是匍匐于大地的二维空间，像一张摊开的大饼，平面地向外延伸；而现在的高层住宅则是直立于大地的三维空间，如生长的大树，生出枝杈垂直地往空中生长。两种建筑在视觉中的不同表现，会让人联想起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面对权威时的姿态。从建筑历史看，立体的三维空间属于西方，如：哥特式建筑和巴洛克式建筑，现代高层住宅无论形式有多少种变化，总体而言，还是属于西方建筑范畴。中国传统的木构架建筑中也有三维空间，但一般都属于帝王，如故宫的太和殿，平民百姓的住宅只能匍匐在高大的宫殿下。以四合院为代表的传统民宅无论多么精致，总让人想起身着马褂，跪拜在帝王前的朝臣。而现代的高层住宅却令人想到昂首挺胸、桀骜不驯的现代青年。当众多的现代人从匍匐的二维空间中，移居到挺拔的三维空间时，不知是否意味着中华民族将摈弃传统思维，开始向新思维形式过渡。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士绅们对住宅的最高追求是精致舒适的四合院，乾隆宠臣和|富可敌国，以住宅论，不过多建了几座四合院。连北京故宫中，帝王们所住的地方也不过是豪华型的四合院。在传统中国，四合院是财富与富贵的象征。而在广大的中国乡村，四合院往往成为乡间寻常百姓虚饰家境的招牌。我家祖上即建有一座二进四合院，说实话，那土坯墙，那窄小的开间和寒酸的用料，只能说明祖上为家庭的体面勉力而为，并不能体现家境的富裕。我自小生活在这样的四合院中，从没有感觉到居住的舒适。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的速朽与晦暗，常常给人带来烦恼，但这样的宅院，还是给我和兄弟们带来了童年的快乐。那高起的台阶和清凉的门庭，还有天井般的小院，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私人空间，可以尽情嬉闹。后来，去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看了几座晋商豪宅，才知道真正的四合院是什么样子。在那种由财富营造的空间里，主人将荣耀和富贵渲染到了极致，奢侈地挥洒着文化碎片，用雕刻与彩绘将自己的理想与渴望弥漫到各个角落，以图在舒适之外，表现出主人的风雅。又看过徽州等地的旧宅院，感觉那里的宅院文化气氛更浓，除了雕刻的修饰性表述外，主人们还用有着别致雅号的堂、室、斋、居表现志趣，走进看，仿佛有位儒雅的乡绅正站在门前自言自语。

四合院这种将实用与文化融为一体的特点，使它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包容了权贵、士子和草民等各阶层人士，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住宅模式。而现代的住宅楼本身承载的文化元素并不丰富，无论怎样经营，总能让人嗅出身上的平民气息。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景观别墅，才是当今中国富贵阶层的标志性建筑。

四合院与单元楼的另一个区别是空间围合。有人说，四合院最讲究个合字，四面围合，只向天空敞开。这话说得不错，但却忽略了即使敞开的天空也有私密性。站在院外的人，看到的一定是与站在院落内不同的天。其实，现代人所居住的单元楼住宅，也讲究个合字。只是由过去四合院的四面围合，变成了六面围合，仅就个体的家而言，比四合院更封闭、更讲究私密性。至今没看到有专家研究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住宅对人生会有什么影响。我想，封闭型的院落与同样封闭的单元楼房应该会对人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四合院的内向特质，或许会让从这种院落里走出去的人更懂得规矩礼让，性格更内敛，处事更保守。由传统模式构筑起的住宅，可能比任何说教对人的影响都大。比起四合院，单元楼房更封闭，那种叠垒而起的住宅，是一个个竖直堆积的方盒子，但这种住宅封闭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居住其中的人如同巢穴中的鸟儿一样，从飞离的那一刻起，所有空间都具有公共性质，所有与自然相关的都是公共的，包括飘浮的云彩、流动的空气、脚下的水泥地、行走的柏油马路和繁华热闹的大街，不会有自己的天空，也不会有自己的脚踏地，连飘洒的雨水和飞扬的雪花都是公共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具有更大的竞争性、危险性和诱惑性，因而，住在单元楼里的居民实际离公共空间更近，开放性更强，思维形式更活跃。

工业化时代所产生的住宅建筑，如同工业产品一样，讲究规范化。走进一个小区，所有的住宅都是一个模样，如果不记得楼号门牌，会像走进迷宫里一样。在整齐划一的框架式住宅面前，传统意义上家的概念正在不断被淡化，不再被视为生命之根，也不再有能够回忆起童年生活的那个宅院。所有人都被挤压在楼层空间之中，用钢筋水泥和时髦的装潢材料以及新式家具，来维系家庭的安全感和舒适度。这种叠垒的框架式建筑以整体的高大挺拔，实用美观的雄伟气派，在给居民增加自豪感的同时，又用一排排蜂巢般的窗户提醒他们，与自己同样栖居在半空的还有许多个家庭，头顶、脚下、左边、右边都有和你一样生活在这幢建筑里的活生生的人。所以，与四合院单一的家族化不同，现代住宅对居民的集体意识要求更高，对规矩制度要求更严，对公共环境的融入能力要求更强。

正因为现代住宅的这些特征，精明的建筑师们会努力增加住宅内部和住宅环境的实用性和舒适度。西方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渐进的，而中国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则是疾风暴雨式的，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不过三十多年时间，从房地产升温到现在也不过一二十年时间。上世纪末，当城镇居民蓦然发现改善居住环境成为必然趋势，一窝蜂地涌进房地产市场时，面对他们的是卖方市场，住宅环境的布局、住宅内部的结构是建筑师的事，被动接受是他们的无奈选择。仅仅过了十多年时间，这种局面得到了彻底扭转，除却市场饱和因素，用户们在认识了框架式住宅的特性后，目光更加挑剔，对房屋的质量、结构和舒适度要求更高。建筑师们则煞费苦心地组合排列着房屋的内部布局，企图以新的观念赢得市场份额。然而，无论怎样排列，框架式建筑的空间布局都不可能改变，住户被挤压在楼层之间的现实也不可能改变，在价格坚挺的情况下，户型已不是最重要的，能赢得用户的始终只有位置、环境、质量和外部式样，再加上服务。房地产商和建筑师们在这几方面各显神通，下足了功夫，最终争得难分高下。

四

在建筑师的引领下，中国人的家居观念在悄悄嬗变。面对林立的高层住宅，首先是家的概念被颠覆，谁也不会像祖先那样，将生命的根须深扎在一座苔痕苍然的宅院里，更不会将漂浮在空中的住宅视为承载家族命运的固定容器。在这样的空间中，家居伦理秩序也将被重组，不会再有坐北向阳的上房供奉祖先的亡灵，也不会再有相对而立的厢房来显示晚辈的孝道。木构建筑是脆弱速朽的，却往往能通过位置功能和砖雕、木刻等文化符号，来显示伦理道德，战胜文化遗忘。框架式住宅则以其坚固舒适、美观实用等特点，在变通中默默改变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流徙的生活和躁动的社会，往往使现代人不知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安置在何方，不断变化的新型住宅像年年换代升级的汽车、电脑、手机一样，带着浓重的商品属性，又不断地挑动着现代中国人的神经，让家变得辗转不定。乡下人可以漂泊到城里、小城镇人可以漂泊到大城市、中国人可以移民去海外，一旦需要，或一旦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就会去别处置业，原来的家就不能不舍弃。所以，无论现代建筑如何美观奢华，终究只是人们身体和灵魂的消费品。就居住空间而言，家也变成了一种商品，一宗财产，不可能被寄托过多的感彩，也不会被赋予任何象征意义，与最能代表时代特点的汽车、电脑、手机差不多，只有转换周期长短的区别。曾见过许多朋友将自己居住多年的家卖给他人时，冷漠得像随便处理掉一件商品，只算计比当初买入时赚了多少，不带任何感情，没有半点怜惜。当时不理解，后来才悟出，原来，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住宅和家的概念已被截然分开，随时都可能变商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是自己的了。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人，应当诗意地栖居于大地。多么浪漫的语言，多么美妙的生活，他说的应该是一种美好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状态吧？哲学家的这句话，被许多建筑学家奉为圭臬，也是许多人对居住环境的追求。然而，工业社会的土壤不可能结出农耕文化果实。建筑师们只能在空间大做文章，将远处的青山，近处的湖水，都纳入规划之中，以求通过湖光山色来增加空间美感，同时在聚落空间中填充绿树花草，池沼轩榭，以适应人们被两千年农耕文化浸透的审美观念，即使这样，也不会再出现像王维的辋川别墅、司空图的王官别业那种带有鲜明文化标签的私家住宅，就连山西晋商大院那样的建筑，也不是现代人所需要的。

歌德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照我说：建筑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是一篇可以随时阅读的大文章，一幅展示于天地之间的巨幅立体画作。建筑物的功能决定了它将矗立于蓝天之下，让人们长期审视，天天品读，时时感受，无论好坏，都不自觉地感知其中的文化、思想、美学元素，品味设计者的建筑理念。正如丘吉尔所说：“人创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建筑对居民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的引领，对社会风尚、审美情趣的改变，虽然是渐进的，却是长期的、直观的。随着建筑空间审美情趣的嬗变，大量涌入高层住宅的国人，从行为方式到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韩振远，作家，现居山西运城。主要著作有散文集《遥望远古》《家在黄河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