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一枝多情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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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英译本达九本之多，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是其中的成功之作。杨宪益先生是“主张用自由体译诗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十分强调忠实于原文的形象，认为翻译不要作太多的解释，既不夸大，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郦，2005）这一点与Lawrence 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不谋而合，即“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Venuti，1995）在此基础上，杨宪益夫妇所译《红楼梦》被公认为“集各家之所长， 比较忠实成功地再现原著风貌的佳作”。（张玉兰，1994）

已有对《红楼梦》中诗歌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于各译本的对比研究，或从目的论、操控理论、功能派翻译理论等角度探讨各译家在整体上的得失。对于12首诗中的文化因素，有研究者提出不同见解，但尚无人从异化的角度看其中文化因素在英译中的传达。本文试图弥补此不足，探索汉诗英译中遵循异化翻译方法的得与失，并就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提出自己的见解。

诗中的文化因素，如东篱、黄花、陶渊明、三径等，具有指示性作用，即使诗中不直接出现“菊”，它们可以暗示或直接说明“菊”的存在。这些文化词汇和历史典故的翻译在诗歌文化内涵的传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杨宪益先生几乎完全遵循了异化翻译原则，旨在保留中国文化因素，抵抗西方文化侵略，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文化内涵的流失，尚有改进余地。下文将以东篱、黄花、陶渊明等姓名及三径的翻译为例，分析杨译的得失，以此总结这类文化因素的翻译对策。

一、东篱

自从渊明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与东篱便成了知己，中国的菊在文人士大夫的眼里诗中必植于篱畔――比如黛玉的《问菊》，全篇无一“菊”字，仅首联“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中的“东篱”开篇预知读者，诗人是和“菊”在一起的；再如《菊梦》中的“篱畔秋酣一觉清”也让人联想起篱畔星星点点、浓淡相与的秋菊。

在12首诗中，“东篱”出现两次，译作“eastern fence”或“east fence”；“篱畔”三次，皆作“by the fence”；其次“绕篱”译为“skirting by the fence”，“篱栽”是“planting by the fence”，皆是简单的直译。在英语中，“fence”并无特殊含义，它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的释义为：

A structure made of wood or wire supported with posts that is put between two areas of land as a BOUNDARY， or around a garden/yard， field， etc. to keep animals in， or to keep people and animals out.（2004：635）

可见“fence”在英语中为单纯实用的篱笆，用以圈养动物或起屏障作用。虽然西方也常有在篱笆旁种花的习惯，但不一定是，更没有“东篱”和“西篱”的说法，读者不会因之联系到“chrysanthemum”，但译者并未解释或注释。我们不得不承认，从“篱”到“fence”，其中有严重的文化内涵的流失。为了文化内涵的更好传达，译者可以将“篱”和“东篱”专有名词化，统一翻译成“Eastern Fence”，最好再加上简单的注释，说明东篱与菊的关系。

二、黄花

“《礼记・月令》载：‘季秋之月，鞠有黄花。’这是把野的花期与深秋季节联系起来的物候学上最早的记载，是最初的文化内涵。（张荣东 2008）”据张荣东考证，“早期的是野生的，颜色只有黄、白两种”，且中华民族素以黄色为正色，从魏晋时候开始，的黄色得到赞美。钟会《赋》称有五美，其中一美为颜色，其诗云：“纯黄不杂，后土色也。”其后，“黄花”在诗歌文章中运用广泛：李清照《醉花阴・重阳》词道：“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徐渭《画菊》诗之一写：“东篱蝴蝶闲来往，看写黄花过一秋。”还有《采桑子》词：“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作为在诗歌中固定称呼的“黄花”在12首诗中出现过两次。宝钗《忆菊》中“谁怜我为黄花病，慰语重阳会有期”中的“黄花”译为“the yellow flowers”，宝玉《访菊》中“黄花若解怜诗客，休负今朝挂杖头”中的“黄花”英译稍有变化，译为“the yellow bloom”。在英语中，它们仅指普通的黄色花朵，“yellow flowers”还有黄玫瑰的意思，而黄玫瑰一般代表纯洁的友谊和美好的祝福，在爱情中则代表失恋和消逝的爱。这两种译法固然忠实，但都没有体现“黄花”在中国文学中的源远流长以及黄菊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若将“黄花”译成“Yellow Chrysanthemum”，使之专有名词化更能准确传达“黄花”的文化内涵。

三、陶渊明等姓名

“渊明”无疑是诗中出现很多的典故。陶渊明，名潜，字元亮，因任过彭泽县令，又被称为陶彭泽或陶令，他死后谥号靖节，跟菊颇有一段渊源，不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且菊在他的笔下是“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秋菊有佳色，襄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后世诗人因为意义表达的需要或诗歌韵律的要求采用他的不同的名字。在西方文化中，名字有“first”，“middle”和“family”之别，还有“transferred， substitute， nonce names”（Dunkling 1990：5）等在文学作品中的称谓，此外，关于英语中名字的讲究在Dunkling的著作（A Dictionary of Epithets and Terms of Address）中有详述，从中可见中西方称谓语的巨大差异。

渊明在12首诗中出现过三次，译者亦根据译文中韵律的要求和意义表达的需要选择不同的译法。黛玉《菊梦》中“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的“陶令”译作“old friend TaoYuanming”，而其《咏菊》的尾联 “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中陶令则译成“TaoYuanming of old”。译者在此都忽略了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这一历史，在不损害原诗意境和内涵的基础上将“陶令”译为众人熟知的“TaoYuanming”，以便译文读者理解，这是明智的。而“expressions beginning with ‘old’”（Dunkling，1990：9）都在Dunkling所谓“Endearments and terms of friendship”（1990：9）之列，可见译者用“old”一词以显示渊明的德高望重，以弥补“TaoYuanming”传达“陶令”内涵之不足。第三次提到“渊明”是在探春《簪菊》中 “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这时候，彭泽先生直译成“Pengtse”，且在此联中，“长安公子”也简单地直译为“Lord of Changan”，而长安公子实指杜牧，因他在《九日齐山登高》写道：“尘世难逢开口笑，须插满头归。”从此以“花癖”传世。这些都是杨宪益先生没有传达而且也确实难以传达的文化内涵。

在不损害原诗意境和意义的基础上，在诗歌中出现的同一历史名人的不同称谓最好是其最为人熟知的称呼的音译，以便不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读者理解或查阅相关资料。如“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中，长安公子可以译为“Poet Dumu”，彭泽先生还是译为“Tao Yuanming”为好。

四、三径

晋朝赵岐在《三辅决录・逃名》记道：“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唯求仲、羊仲从之游。”“三径”本义指三条小路，后引申为归隐者的家园。“三径”更因陶渊明在《归去来兮》中写过“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而广泛出现在后世诗词中，“三径”在中华文化和文学中其实已像专有名词。

“三径”在12首诗中出现过三次。湘云《供菊》中“隔坐香分三径露，抛书人对一枝秋”中“三径”是“the garden path”；又在《菊影》中写道：“秋光叠叠复重重，潜渡偷移三径中。”这次，“三径”译成“the mountain path”。探春则在《簪菊》中写“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以表现了其不畏时俗、高雅脱俗的精神气，这时，“三径”简单地译成“the path”。译文每次都有小小的差异，但不变的是“path”，显示了杨宪益先生对原有意象的坚持。三径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三条小路，不如将“三径”统一译为“the Three Paths”，这样不仅更忠实原有意象，而且明确了“三径”在中国文学和历史上的地位。

五、结语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大家，他们在中文诗歌英译翻译方面的实践成果可谓空前绝后。如《红楼梦》中12首诗这样“被译入语主流文化价值观所排除在外的外国文本”，（Venuti，引自：马，2006）杨宪益先生遵循他一贯“忠实原文”的原则，在其中的文化词汇和历史典故的处理中大多采取直译的方法，未作解释或注释，其译本挑战英语国家霸权，努力将中国文化更好地传播至西方世界，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文化内涵的充分准确传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没有充分满足对中国文化较陌生的读者的深度文化需求。若在英译时将重要的文化词汇和历史典故专有名词化、名字的翻译寻常化，不仅显示了它们在中华文学和文化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将更好地传达其中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 Tsao Hsueh-chin，Kao Ngo.A Dream of Red Mansions[M].Yang Hsien-yi，Gladys Yang.Pek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78.

[3] 郦青.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5.

[4] 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5] 张玉兰.杨译本《红楼梦》对文化因素的处理初探[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1994（1）：35-37.

[6]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7] 张荣东.中国古代文化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8.

[8] Dunkling，Leslie.A Dictionary of Epithets and Terms of Addres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

[9] 马会娟.对Lawrence Venuti异化翻译理论的再思考[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3：26-32.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