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的学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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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的《古典传统的回归与教养性教育的重建》一书出版，其中提到当代教养性教育的三大基本路径，即自然教育、经典教育和公民教育。自然教育奠定生命基础，经典教育孕育心灵高度，公民教育则锻造现实人格。

我对公民教育思考的萌芽始于2006年前后，偶然接触到阿伦特的“平庸的恶”，并在那一年发表了一篇“面对我们生命中‘平庸的恶’”的小文章（《读书》2006年第8期）。文中写道：

教育必须关照个体人生的幸福，唯其如此教育才是属人的，人性的，但教育绝不能限于个体当下世俗生活的幸福，否则我们又可能陷于柏拉图所言的“猪的城邦”的教育迷雾之中。教育必须开启人的理智之光，不断敞开人的视界，在关注个人幸福的同时也关注他人和社会的公共福祉，把个人引向与他人和社会的共在；教育必须立足个人，又能超越个人的原子式生存，在不断启迪人的理性精神的同时，把个人引向对社会正义与个体德性的双重关注，从而使得个人有可能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追求人性的卓越。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不断超越那正在我们身边蔓延的平庸的恶。

后面我的研究生曹婧硕士论文就以阿伦特的教育哲学为题。那段时间，曹婧对阿伦特的兴趣十分浓厚，我们的讨论中经常会从她嘴里听到阿伦特怎样认为。这不仅扩展了我对阿伦特的认识，同时也让我对公民教育的思考有所增进。

2010年，我以“公共生活的开启与学校公民教育的拓展”为题，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国家一般课题，获得立项。从此，我的公民教育研究就变成了体制化研究的一部分。尽管三年完成一个课题不算太短，但课题的压力一直悬在心头。当我疲于思考，想放弃写作之时，想到完成课题的要求，就不得不重新振作起来。

意识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与深入进行公民教育的研究，可谓大不相同的两回事。或者说，朦胧地意识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与真切地把握这种重要性，是两回事。我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回返，也就是有时以理论思考观照实践，有时反过来以实践分析来提升理论。研究思路的不断明晰，实际上是重新开启我看世界的方式。每一次研究都是尝试着去研究，每一个研究就是学习着去研究。每一项研究于我都是一个心灵的历险。每一次深入的思考都是对自我的重新发现。

就这样，在不断地回返、彷徨之中，逐渐领悟了公民教育的要义，那就是如何引导人在公共生活之中，在鲜活的人与人的交往中，成为人，成为向着他人的人，而不是孤立的私己性自我。探求公民教育的问题，其实就是探寻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公民教育并不是一张学校公民教育行动的蓝图，毋宁说是一种学校教育的理念，或者说是学校教育理念的深化：学校并不只是个体升学的扶手，而是个体灵魂上升的阶梯；不是实现个人私己望的工具性场域，而是促进人的公民性生长，发育完整而健全之人性的教化性场域。

研究与写作于我是辛苦的，特别是规定完成时间的研究与写作。但思考与发现依然是快乐的。这也是我只要有点空闲，就沉下心来读书思考的力量源泉。我经常是一心二用，甚至一心多用。《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的哲学探究》的写作过程几乎同时伴随着我对自己特别倾心的返回生活世界教育学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此书即将付梓，意味着我马上要转入对未完成的思考的继续。思意味着活在聆听前方更远处的召唤，并且回应这种召唤之中，思的道路没有终点。恒在思的旅途之中，这是否就是爱思者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这几年，每周跟学生讨论一次，很多思考都跟这些讨论相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从与学生交流中获得的，远比我给于他们的多。不仅如此，此书的写作，我的学生曹婧、刘艳侠、刘楠等都参与其中，从资料的收集到修改意见，到清样的校对等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真的不知还要拖多久才能完成此书的写作，也几乎无法完成这些日子诸多繁杂的工作。我经常说，我很高兴，我从事的正好是我喜欢的工作，这其中的含义，就是我喜欢跟学生在一起，享受跟学生在一起。正如我在最近完成的视频课录像中讲到师生关系时，引用了我和学生一起游学桃子湖时拍摄的两张照片，一张我走在大家前面，另一张我跟他们一起合照，引用时突然想到的一句话：“作为教师，我们有时走在学生前面，更多的时候是和他们走在一起。”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教师，生命的意义就是活在学生之中。

（节选自刘铁芳著《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的哲学探究》后记，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