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分子"霍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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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o Hoffman是个德国人（Udo Hoffman可以真译成乌德・豪夫曼），也不知道是谁把他的名字翻译成了"霍吾道"。因此，这个带点禅味的名字常常让人觉得蹊跷，"悟道"有人会问他："你都悟了些什么？"也有人更是哈哈一笑，知道这是入乡随俗的一种方法。

霍吾道人高马大，雄纠纠气昂昂，极具日耳曼特色。尤其是他驾驶着他的那辆吉普车的时候，更是威风凛凛。但与他交谈会知道他还有很细腻的一方面。比如他的笑声，大笑、狂笑、微笑，有时候，也偷偷地笑……各种各样。但只要一开口，洋调洋腔还能听出来。尽管这样，霍道的中国话还是不错，挺溜，按他自己的说法，"十年的媳妇熬成婆，熬出来的。"霍吾道给自己算了算，他到中国已经十年有余了。但他还很谦虚："嘴里说说还可以，还得学习，我看不了中文，它们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们。"

霍吾道先生来自德国斯图加特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属于巴登--符腾堡州，是个小山区。在那里，有许多几百年前的老式房子和城堡，是传统风味极浓的地区。山河湖泊景致迷人，保留着很自然的状态。但由于奔驰汽车公司就在斯图加特，又派生出许多生产汽车零件的中、小企业，所以那里经济发达。

在霍吾道先生读中学、高中时，他是一个热衷于搞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是学校的学生文化部长，整天忙着安排音乐会，讨论会什么的，要说他喜欢自己的中文名字的原因，大概是他们在高中时讨论中国文化的结果。那时他安排同学们讨论中国的道教、佛教，或是儒教孔子。他说，在德国，光《道德经》就有五十多种不同的翻译作品。但他说，那时候他们讨论虽然热烈，但往往没有结果。于是，中国反而变得更加神秘，搞得直想往中国跑。

有一次，他还差点捅了漏子。他说："我们搞了一个电影俱乐部，每个星期在学校放两部片子。市政厅还挺支持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小孩儿，所以我们什么年代的片子都放。一次，要放苏联的电影，是爱森斯坦三十年代拍的一部片子，叫《罢工》，很革命的。我们四处贴布告，预告说《罢工》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什么的。结果把市政厅吓了一大跳，后来才知道是放电影，但是给我开了一个批评会。"霍吾道"哈哈"大笑。

霍吾道1987年来到北京大学上研究生，专业是比较文学，两年后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德文。他发现他教的学生们学语言很好，但因接触外国文化非常少，造成很多理解上的困难。看到同学们也没有机会接触，他这个文艺积极分子的苗头就冒了出来，于是和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搞起了有声有色的文化活动。他选择了爵士音乐，一是因为他在家乡的时候，他经常去音乐俱乐部，爵士音乐给他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非常非常"的时候，说得非常非常重）；二是他觉得爵士乐不象古典音乐那么严肃，也不象摇滚乐或流行音乐让人不好接受（当时，为人师表嘛）。三是爵士乐技巧和品味很高，还很轻松、愉悦。

霍吾道有一次听朋友说，有一个瑞士爵士乐团要到北京来演出，他突发奇想："太好了，与其每次来一个乐队，不如很多乐队演它一个礼拜。"他觉得一个乐队演一次两次让中国听众不太好理解爵士音乐，他想让听众听到各种各样风格的爵士乐，让他们自己慢慢地体会。他也很精明地算计到，多支乐队从宣传和各方面动作来说都比较好操作。所以，1993年，第一届北京国际爵士乐集萃活动在北京的中国儿童剧院举行了。霍吾道说："那一次蛮成功的。"于是，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今年是第七次。北京国际爵士乐集萃成了爵士乐迷的节日，每年，搞得轰轰烈烈。当然，也搞得霍吾道疲惫不堪，他说："越是搞演出越看不了，选乐队，找赞助，排演出，简直是没完没了，但没办法，我就是喜欢。"

霍吾道说，音乐是他工作的动力。

霍吾道谦虚说自己虽然在中国呆了十多年来，也只是摸到了中国的一点皮毛。他常常帮刚来中国的外国人去理解中国。他说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只有点书本知识，但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他们就不知道。"我成了一座桥"霍吾道说："我把我十年来看到的都告诉他们，一个发展得特别特别快的真实的中国。"（他说"特别特别"的时候又说得特别特别重。）

霍吾道想留在中国。他说要好好学习中文，他老是抱怨忙得没有时间。在德国家乡，他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妈妈和一个九十多岁的外祖母。他常回去看看她们，那时候，是他想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