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多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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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创新和经济学家的创新

在现代汉语语境里，与守旧相对应的创新无疑是个“好词儿”。这一词汇不但意思好，而且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加上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提倡，言必称创新已经蔚然而成时尚。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包含创新二字的口号，譬如观念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等，创新概念呈现出被滥用的倾向。

创新概念的庸俗化、口号化、政治化和大众化，容易让人流于字面的表层意思，而忽略其本质含义。溯本清源，创新是个经济学概念，是由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而由他所创立的创新理论是目前甚为流行的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根据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采取的新组合，包括一种新产品、一种新工艺、打开一个新市场、开辟一个新的原料供应源、实施一个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

然而，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大多数科技工作者，乃至科技政策的决策者，对创新的理解，却往往集中于首次科学发现和首次技术发明上。在他们看来，“创新”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发现和发明以前没有过的东西，要“创”，还要“新”。只有在世界上首次做出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才能称得上是创新。从字面上理解，科学家的理解自然是对的。不过，在经济学家看来，科学家们所描述的“创新”，即所谓技术发明（invention）和科学发现（discovery），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innovation）。只有一项发明（invention）被成功地进行了商业化，才能称之为创新。比如，在美国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中，90%以上都因为种种原因不会在商业上获得应用，那么，这些专利所代表的，也就只是技术发明，而不是技术创新。此外，即使没有新技术或是新工艺，企业家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和改变组织形式，也能实现创新。换句话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创新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作为科技政策出发点的创新

那么，面对经济学家的创新和科学家的创新，我们更需要哪一个？或者说，中国的科技政策，应当着眼于科学家的创新，还是经济学家的创新？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一般意义上了解一下创新的价值。经济增长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长期话题，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关注。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马尔萨斯等，都把技术发明和创新看做是对扩大市场最有活力的贡献。二战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新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也强调通过对产品和工艺的引进、传播、吸收和不断改进而形成的技术创新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19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通过一系列开创性工作，通过定量分析证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索洛利用美国1909～1949年的投入与产出数据发现，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到20%。他认为，余下的部分（80%以上）来自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实际上，这部分代表了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主要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分工、生产创新等。

索洛模型的一个缺点，是把技术进步看做外生变量，即假设技术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导致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Paul Romer）认为，新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之处，在于它摒弃了完全竞争和技术外生的假设，而主张知识是内生的，知识扩展会带来回报递增。因此，知识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着力点是把技术内生化，新知识的增长被看做资本和人力投入的副产品，但这个副产品可以导致积极的外部效应，从而带来回报递增。

对技术创新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莫过于熊彼特开创的学派。该学派认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需要经济因素，也需要非经济因素，尤其应当关注制度因素以及各国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区别。比如，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是社会技术系统演进的结果。除了经济因素外，历史、制度和社会因素也十分重要。与新古典经济学把技术创新过程视为“黑盒子”而仅仅关心其输入和输出结果相比，演化经济学关注技术创新的缘起、发生、过程与结果。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描述创新的重大意义的时候，其中的创新，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而不是科学家的创新。举例说明：汽车发明是在德国，但汽车行业最重大的创新，一个是20世纪初叶福特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另一个是后来日本丰田的精良生产（lean production）系统。尽管美国人和日本人不是汽车技术的发明者，但他们在经济学家看来，则做出了不折不扣的创新。同样，电视机、录像机、摄像机都是在美国诞生，但是应用这些技术并在全世界发了大财的，是日本人。在经济学家看来，日本人通过改进技术工艺，成就了更大意义的创新。

因此，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如果不能够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话，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无法体现出来，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就不是创新，哪怕这个发明在科学上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同样，一个在科学上没有多大意义的新方法与新组织形式，只要通过应用，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就是不折不扣的创新。

那么，回到开始的问题，即：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讲，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创新？中国科技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推进科学家的创新还是经济学家的创新？答案是明显的。从政府角度和公众利益角度，自然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带来就业、税收、更好的产品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丝毫没有贬低科学研究的意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科学研究的价值。然而，创新的来源有多种，科学研究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国家一方面应该继续大力支持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完全押宝在国内的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上。

林林总总的创新源

那么，创新的主要来源有哪些？必须看到，与手工作坊时代和大机器生产时代不同，在技术日趋复杂、组织结构越来越网络化和扁平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常常不再是某个人、某个团队或者某个组织的个别行为，而是多个组织（企业，供应商，用户，大学，政府等）之间的协同行为。归纳起来，当代技术创新的来源主要有如下几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