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药药性理论的规范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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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通过对中药、民族药药性理论的整理与比较，建议民族药属性应统一用“药性”一词；基于中药药性理论对各民族医药的影响，将药性理论在民族医药中的应用划分为3个层类，提出民族药药性理论规范化原则，并建议由“药质（气）”、“药味”、“药势”、“药属”、“药力”、“药能”作为包括中药、民族药在内的药性要素分类标准。
[关键词] 民族药； 药性； 标准化
Standardized investigation on medicinal nature of ethnomedicine
LI Zhiyong1*， YANG Yongqiang2， LI Linsen1， LI Yanwen3， LIN Ling1， CHENG Yangyang1
（1.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3.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corded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edicinal natur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and ethnomedicine（EM） The vocabulary of "medicinal nature" was suggested to indicate the properties of ethnomedicine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CM medicinal nature theory on EM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medicinal nature theory in EM was divided into 3 classes， and the standardizing principles for EM medicinal nature were proposed It was suggested that medicinal quality， flavor， tendency， tropism， degree and efficiency can be use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for EM medicinal nature
[Key words] ethnomedicine； medicinal nature； standardization
doi：10.4268/cjcmm20161230
民族药是指我国少数民族使用的，以本民族传统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指导的植物、动物及矿物类药材，也包括少数民族习惯使用的天然药物，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传统，一般以文字记载、民间习用、口耳相传的形式活跃于少数民族地区，并与我国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1]。民族药（以下简称“民药”）是对我国55个少数民族使用药物的统称，其定义相对中药而存在。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的药物，具有与中医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并结合药材自身特点，形成了四气五味、归经、功能主治与配伍（君臣佐使） 等中医属性，讲究道地性、采集与贮藏、炮制后应用等[2]。
中药和民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3]。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标准有可能在不同的传统医学中是不可比较的[4]，然而，包括汉民族在内的我国各民族传统医药发展史上的相互依存[5]、互融与互鉴，又促使传统医学之间形成了“理论互补、品种交叉、使用有别”的交互格局。据报道，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共用的150多种，诃子有7个民族使用，天冬有18个民族使用……[6]。传统药物依托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特征，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3]，或仅是承接了治疗疾病原始信息的天然药物。
由中药治病多样性质和作用概括出来的性、味、归经、升降浮沉等性能被称为中药的药性。据统计，藏、蒙、维、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也含有对药物属性的认识。基于不同传统医药理论认知，即使是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然而药物从来都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传统医学使用的药物一直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7]，中药药性组合规律被认为是发现药物物质基础、阐明药效特征和新药创制的重要途径之一[8]，民药药性理论同样也应具相似的作用和价值。因此，加强对民药药性理论的整理与规范就显得十分迫切。
1 药性的概念与内涵
中药理论是指中药由取至用过程中所有相关的理论，包括采制理论、药性理论、制用理论、制剂理论及服用理论等五大基本范畴[9]。中医学认为，药性是药物与疗效有关的特征或属性[10]，其包括药物发挥疗效的物质基础和治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作用，是药物性质与功能的高度概括[11]；并概括中药药性是中药秉承自然环境因素变化，用于调整机体状态，便于临床辩证使用，运用中国哲学方法高度概括而形成的药物属性，其包括自然属性和效应属性2个方面[12]。中药药性理论的形成有2条重要途径：一是实践经验的规律总结，一是传统思维方式下的理论（气、阴阳、五行学说等）推导[9]；而对中药药性的认识源于对中药自然属性（如形状、颜色、质地、气味等）、作用于机体产生的效应（临床元素）等的观察与归纳。综上可知，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辨采制用”的指导性理论[13]，其相对中药的其他理论独立存在，有清晰的内涵界定。
在有明确药物属性记载的民族医药中，由于语言翻译、理论基础等差异，对药性概念及内涵的定义并不一致。本文择其代表论述。藏医典籍《月王药诊》首先提出藏药六味、八性、十七效概念，《四部医典》又进一步阐明和完善[14]，《晶珠本草》则将藏药的性味功效具体化，每味藏药均论述其性、味、效、品质、毒性、加工方法等。《中华本草・藏药卷》、《中国藏药》没有明确提出藏药属性概念，只以“藏药学基础理论”概之，《云南藏医药》将药物的属性命名为“药物性能”。当代学者提出：基于藏医五源学说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理论，重点阐明了藏药的性质、属性及用药规律等特点，与中药药性理论有很多类似之处，基于此将其归为藏药药性理论的核心要素，并提用“药性”概之[15]。土家、瑶、黎、回医药中，亦将药物属性称为“药物性能”，土家医认为药物之所以能防治疾病是因其偏性，这种偏性就是药性[16]；黎医认为“药物性能”与地理、气候有密切关系，阳光强烈照射下的植物药属热，生长在阴凉地方的植物药属寒性[17]。苗、基诺、壮医将药物的属性称为“性味”，基诺族的药物性味来自“看、闻、嚼”的感官认识和经验总结[18]；壮药的“性味”包括药性和药味，药性是指药物作用于人体后所反映出不同的性质，药味是人直接品尝出的药物味道，也有据临床经验推测所得。壮医在实践中用感官识别植物、动物和矿物的形、色、气味，从而形成对药物的认识[19]。
显然，民族医药对药物属性的概念用词并不统一，其内涵定义也比较模糊，中药药性概念的提出与明确也经历类似过程[12]。笔者建议，为便于我国各传统医药体系比较，并有中药药性概念与内涵研究“珠玉在前”，民族药属性的“性味”、“性能”、“偏性”、“气质”、“禀性”等用词应统一规范为“药性”一词，而内涵界定则须各民族医药在理论文献整理挖掘时进一步明确；特别建议的是要明确“药性”是对药物属性特征的高度概况，厘清民药的自然属性和效应属性，并与药物的采、制、用理论区分。
2 民族药药性要素组成规范化
组成中药药性的核心要素分别表征了药物的作用基础（四气、五味、有毒无毒）、作用趋势（升降浮沉）和作用部位（归经），其由药物的形、质（如厚薄、轻重、燥湿、滑腻）、气（如膻、香、臊、臭、腥）、味、色（如青、赤、黄、白、黑、紫、苍）等自然属性渐进发挥，并与药物的治病效应相呼应，构成了自然属性与效应属性融合，又高度概括的要素内容并固定下来。在对民族医药的药性知识整理中，笔者通过与中药药性理论比较，以要素组成内容与数量为标准，将各民族医药中的药性理论划分为3个类层：第1类，借鉴中药药性理论并发挥，形成本民族的药性理论体系，以藏、蒙、回、苗、维吾尔医药为代表；第2类，吸纳并使用部分中药药性理论，将其纳入本民族的理论体系内，如土家、朝、瑶、傣医药；第3类，吸纳中药药性理论，用于解释本民族的用药经验，如畲、基诺、黎医药等。
在所有药性要素中，以气味药性为各民族医药所常用，但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药物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略有差异。在本文统计的藏、蒙、维、傣等12个民族医药中，有土家、瑶、基诺、苗、黎、傣、蒙（称为寒热“药力”）医药设有药物的寒热属性，其或分寒（冷）、热两性，或分寒、热、平三性，或为寒、热、温、凉、平；维药与回药药性中的“四气”除寒、热外，另有干性、湿性，且部分维药兼具干热、湿热、湿寒、干寒的混合属性。藏药药性理论体系中无似中药的“四气”要素，但藏药“十七效”中有寒热、温凉对立属性。
中药“五味”药性实为七味或多味，因受“五行学说”影响，将“涩”、“淡”味分划归“酸”和“咸”，统称“五味”。不同的民族医药中，药“味”要素在内容和“味”数上也不尽相同，回药有“十二味”，藏、蒙、黎药为“六味”，维药为“九味”，土家、瑶、基诺、傣、苗药为“八味”。苗药和傣药还将鼻嗅到的药物气味单列，苗药“气（嗅）”有香、臭、腥；傣药“气”有香、微臭、恶臭与腥。民药与中药的“五味”药性及性效关系比较见表1。
值得讨论的是，导致民药的“味”要素描述不同原因，笔者认为可归咎于语义转换及感官反应的差异，对“油”（维吾尔）、“锥”（瑶）、“烈”（维吾尔）等特殊“味”要素仍须更精准描述。在性效关系上，以藏、蒙、维吾尔药的对应关系最为复杂，而土家、苗、瑶、黎、基诺医药都遵循了化简策略；性效关系是沟通药物药性与功效的纽带[26]，而以药为线，寻找不同传统医药体系之间的互融会是解开民药药性本质的可行途径。
现有文献及学者已对各民族医药的药性理论进行了梳理，如藏药药性理论包括六味、八性、十七功效[15]，维吾尔药药性理论包括四性、四级、九味，傣药药性包括五性、四气、八味等。笔者发现民药药性理论中存在要素内容涉面较多，要素机制宽杂的现象。如苗药药性理论包括三性、八味、入架、走关理论，又有五性、公母性、属经、十七质征（黏、糯、沙、硬、松、散、滑、腻、绵、脆等）理论[23]，审其“五性”实为对药物来源（水、土、岩、矿、动）的分类，“公母性”反映了苗药的阴阳属性，“属经”（热、冷、快、慢、夜五经）是对苗药适应症的概括，“十七质征”是对苗药材质属性与服药注意的归纳。再如蒙药药性的“六味”理论除有单味6种外，还涉复合味46 656种，“味源”由土、水、火、气、空“五元素”二素合成一味；“味能”除了有对“三根”的“赫依”、“协日”、“巴达干”总能外，还有各味对应的细化效能；蒙药“八性”在“六味”之中，且因生味元素不同而“八性”成分含量有别；“十七功效”与“六味”及“八性”也有量化的对应关系……[27]。
从中药药性概念和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药性要素组成的高度概括及关系简化，更利于对药学知识的掌握和实践。民药理论形成中对其他传统医学知识的吸纳[2830]，导致药性理论的多元表达，如维吾尔药理论的药性分级、蒙药药性“分值”划级等现象可能有受域外文化影响。当代的民族医药，不论是医药理论整理还是复建，笔者都提倡医理的二次重构与提升，不以变更传统知识所依托的哲学“内核”[31]或向中医“归一”化为目标，对传统知识做必要的取舍。对民药药性理论的规范化，笔者提议可遵循以下原则：①“寒热”和“味”药性在传统医药中具有通识性，应以中药“四气”、“五味”药性为参照，统一其要素描述，据此可对无药性理论的民药进行“赋值”；②在各自传统医学理论或经验框架下，按作用基础、作用趋势、作用部位和作用效力分类，科学划裁要素内容；③对药性理论中的性效关系和要素关系要降维化繁，提高实践操作性，合理降低理论冗余。
3 中药与民族药药性要素分类
当今科学技术正深度介入并变革着医药领域，“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讲清楚”应是民族医药研究的重要原则[32]，而药性理论因其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有助于对传统医学理论本源的追溯，或通过比较和“求同解异”，有利于传统药物研究创新。国内已有学者根据民药药性特征进行用药规律研究[33]，并在积极搭建包括药性、基源、功效、临床应用等信息在内的民药基础数据库[34]，因此，有必要纵观中药、民药药性理论，统一药性要素分类标准，为不同传统医学体系下的药性特征研究奠定基础。为此，笔者在分析与比较中药和民药药性理论基础上，提出以“药质（气）”（medicinal quality）、“药味”（medicinal flavor）、“药势”（medicinal tendency）、 “药属”（medicinal tropism）、“药力”（medicinal degree）、“药能”（medicinal efficiency）为划分依据，实现对中药及藏、蒙、维、傣等12个民族医药的药性要素分类，结果见表2，该分类标准及概念见表3。
综上，任何一种医学形式都不可能孤立发展，正如倡导中西医学结合一样，我国各民族医药之间也需要合和与互通。对民族药药性理论的整理与规范化探讨，旨在从宏观层面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药性要素及分类标准，或仍需深入讨论；但“引玉”琢器，期冀由药物所承载的药性理论能成为沟通不同传统医学体系的衔接点。
[参考文献]
[1] 李志勇，李彦文，庞宗然，等民族药特色与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27（5）：17
[2] 李志勇，李彦文，朴香兰，等论中药与民族药的关系[J]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12，34（1）：26
[3] 骆和生 中药起源探讨[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14（1）：15
[4] Ruiping Fan，Ian Holliday Which medicine？ Whose standar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medical integration in China[J] J Med Ethics，2007，33（8）：454
[5] 李志勇，李彦文，崔箭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发展简史[J].医学与哲学，2011，32（7）：78
[6] 韩立炜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谈民族医药基础研究的特色与创新[J]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7）：3379
[7] Hong Liya，Guo Zhiyong，Huang Kunhui， et al Ethnobotanical study on medicinal plants used by Maonan people in China[J] J Ethnobiol Ethnomed，2015，11：32
[8] 王耘，张燕玲，史新元，等基于药性组合的中药性效规律研究框架[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2，14（4）：1798
[9] 张立平，汤尔群中药药性理论源流和内容范畴分析[J] 世界中医药，2014，9（8）：998
[10] 高晓山中药药性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6
[11] 高学敏中药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44
[12] 唐仕欢，杨洪军，黄璐琦论中药药性的概念、形成及其意义[J]中医杂志，2010，51（4）：293
[13] 金锐，张冰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中药药性理论――药性形成的多源性[J]中西医结合学报，2012，10（11）：1198
[14] 郑进，祁继光云南藏医药[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120
[15] 王学勇，吾布力・吐尔地，赵保胜，等藏药药性理论探析[J]中国中药杂志，2014，39（7）：1199
[16] 赵敬华土家族医药学概论[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57
[17] 钟捷东黎族医药[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192
[18] 杨世林，郭绍荣，郑品昌 基诺族医药[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18
[19] 梁启成，钟鸣中国壮药学[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16
[20] 覃迅云，罗金裕，高志刚中国瑶药学[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7
[21] 青海省药品检验所，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 中国藏药[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
[22] 佟海英，高学敏，王淳，等中药与蒙药药性理论的比较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08，33（5）：606
[23] 李飞雁，顾浩，郑虎占，等 苗药与中药药性理论之比较[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2，14（4）：1812
[2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维吾尔药卷[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5
[25]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傣药卷[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6
[26] 肖斌，王耘，乔延江 中药药性与功效的关系研究[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1，18（1）：31
[27]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蒙药卷[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6
[28] Ma Zhiqiao， Hu Hao， He Tiantian，et al An assessment of traditional uighur medicine in current Xinjiang region（China） [J] Afr J Tradit Complement Altern Med，2014，11（2）：301
[29] Paolo Roberti di sarsina， Luigi Ottaviani Joey Mella Tibetan medicine： a unique heritage of personcentered medicine[J] EPMA J，2011，2：385
[30] Bernstein J A，Stibich M A，LeBaron S Us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ngolia： a suvey[J]Complement Ther Med，2002，10（1）：42
[31] 麻勇斌论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缺陷[J]贵州社会科学，2006（1）：29
[32] 周文斌，林力，李志勇，等土家药天珠散防治血管性痴呆的有效成分与作用机制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3）：2668
[33] 蒋祖玲，庞宇舟基于方药数据挖掘的壮医火路病用药特点及病因病机探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4（3）：5
[34] 李贡宇，张燕玲常用藏药数据库的构建[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2，14（5）：2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