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票”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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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看见有人在网上晒过去年代的票据，粮票、布票、肉票……这些票据上都印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等“最高指示”，并注明数量，如“每票五担”等。

如今围观这些票据，多觉得它们很荒唐。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并不这样想，反而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在计划经济年代，一切都讲配额。知道了配额才能安排生产。如果不划定指标，那岂不乱套了？

与其围观过去，不如看看现在。正好《中国经济周刊》发表了关于进京指标的长篇报道。进京指标跟粮票布票一样，都是配额制度的产物，可以叫作“人（才）票”。其原理跟上述票据一样：“没有计划和控制，那城市还怎么管理？人才还怎么引进？谁想来北京就让他来，那岂不乱套了？”跟当年人们相信票据的必要性一样，如今很多人仍然相信这套说辞。

关于“人票”以及它背后的户籍制度的弊端，舆论历年来进行了很多批评。然而，此制度不仅没有被废除，还有日渐加强的势头。据报道，为了控制北京人口数量及提高在京人员“含金量”，近年来进京指标一再缩减，令其成为更加稀缺的社会资源。而这种社会资源的配置又极不公平，大多数落在国企手中。最需要人才的民企和私企，却很难拿到进京指标。那些破落的国企，甚至公开叫卖进京指标。

这是从市场配置的角度看问题。现在的厂商都知道，市场会实现生产和销售资源的最优配置。你用得越多，他赚得越多。你卖得太贵，他就买别的品牌。然而，进京指标的控制者怎么会比企业更清楚北京的发展需要什么人才？说起来有些滑稽，他们的主要依据是纳税额。简单地说，谁交来的钱多，他拿到的指标也就越多。理由是，一个企业能挣钱，说明用人方向就对了嘛。这是多么幼稚的理由。事实上，企业能挣到钱，说明它已经有了人才；那些有新兴市场敏感、预期能挣钱的企业，正需要大好人才，却不可能已经是纳税大户。更何况，目前的纳税大户，多半是一些靠权力垄断资源、而不是靠市场配置的企业。

更重要的是，人不仅仅是人力资源，政府也不是企业的董事会，城市是供各类人自由发展的多元空间，而不是挣钱的机器。作为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贴上标签待价而沽，这是侵犯人基本权利的政策。

有人会说，照你这样说，谁都可以来北京，那北京的资源怎么够用？几天时间不就把首都挤爆了？这是一种僵化思维，以为事情都是静态的。事实上，现在大家都想去北京，恰好是“人票”控制的结果。这么多年来，北京的人口增长远远超过计划，也远远超过别的没有指标控制的城市，已经证明计划的无效。计划者不仅不承认这点，反而拿来作为还要加强控制的理由，这是什么道理？人们都要往北京跑，是因为那里集中了太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资源。由于这些资源并非市场配置，其实大多也是浪费。

这些浪费可不是一般的浪费，它意味着对别的地方的剥削，妨碍了别的地方的发展。旧时代的土匪，常常在一些重要的路口抢劫，美其名曰收“买路钱”，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进城费”。然而土匪们往往还是得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比如高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想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现在的北京人，却没有勇气说这样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北京的建设集中了全国的税收和资源。拿了我的钱去修城，却剥夺我进城的权利，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

更让人担忧的是，化身为进京指标的“人票”，它和粮票布票一样，不仅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还会产生腐败。因此那些国企倒卖“人票”并不奇怪。没错，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倒卖，但这在实际效果上无疑是在为票贩子当托儿。过去逛过粮票黑市的人都知道，政府打压得越厉害，黑市的价格就越贵。

【原载2011年第12期《廉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