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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荫下的茶叶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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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人提起同桌,我就会条件反射地想到你。这个寒假,我对你的想念积聚,不知道是想念你,还是想念我们一起混的那些傻傻的日子。这个寒假你拨过我家的电话,我不在家,但我看到来电显示上有你家的电话号码,就拨通了你的电话。我“喂”了一声,你在电话那边说:“你找我妈是吗?”接着又听到声音:“这孩子真怪,你老同桌的电话,干吗让我接?”声音变轻了,走远了,电话那头安静了。我知道,你的以上举动是接我电话的热身运动。其实在此期间,为了安抚自己的情绪,我也咕噜咕噜喝了两口牛奶。是呀,有一年半没有正经聊天了,说什么好呢?于是,我开始把陈年老账扯出来,煽情地对你说:“我们认识九年了,整整一个义务教育阶段。”你在电话那边数数,1、2、3、4……“不对,是10年,幼儿园打疫苗时我就认识你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和我一样胖的小孩,而且是女孩。”我说:“你变声了。”你老老实实地说:“也许吧,他们都说我变声了。”我说我有点想你了,话一出口,我发现有点失言。你假装打了个饱嗝,没作声,然后又笑了,再然后,我手里的牛奶喝光了,吸一口,发出甑墓纸小D闼:“你还喝牛奶啊?”电话就挂了,谁也没和谁说再见。挂了电话,我发了好一会儿呆,我和我的老同桌,竟是这样了!我们还回得去吗?十五六岁时那样懵懂顽劣的孩子。

旧时光有时就像藤蔓一样,会悄悄地把你缠起,有时你会倏地以为自己还是在旧日的阳光里,像树一样长着,晒着,笑着。

初中的第一个学期,我穿了件很老土的红白朝阳格的短袖,露着藕白的皮肤,去报名。那个暑假,我喝光老爸单位发的两箱旺仔牛奶,重了整整5公斤。在学校门口,我遇上了仓皇无助的你。你努力握着新赛车的车把,晃晃悠悠地在校门口绕圈。见了我,你推车过来,说:“安仔,这个一中比我们实验小学大好多哦,以后找不到食堂,走丢了怎么办?”看着你那圆圆头眯眯眼,还有被新学校震撼的表情,我很概括地说了三个字:“小学生。”我骄傲地推着自己那辆蓝色女式车走开了,你很忠诚地跟在后面,嘴里还在咿咿呀呀地惊叹。我在心里笑你,一所新学校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真是没出息。你排除万难,挤到人头攒动的分班公示栏前,不一会,我就听到你在大喊:“安仔,我们一个班,我们一个班!我跟你坐好吗?”边上的人捂着耳朵骂你神经病。一个班就一个班呗,有什么稀奇的?我和你一个班已经6年了。

排座位时,你绞尽脑汁要和我坐在一起,男女同学排队配对,都怪你数错了数,我排在女同学中的第10个,你排在男同学中的第9个,你以为你和我一样也是排在第10个,天知道小学时你的奥数竞赛一等奖是怎么得来的。于是你和一个大眼妹坐在了一起。于是,你在长江北,我在长江南。你有时唱唱《两只老虎》,还是唱得很难听,和哭差不多。

可是有一天早晨,我看见你安安稳稳地坐在我旁边,没有半点离开的意思。你拿出一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申请书给我看,据我粗略估算,这份申请书超过1000字。而你每次写作文,都不会超过400字,为此,你被老师点名批评了好多次。你说:“我向老师申请,要和你坐在一起,这才有利于我健康快乐地成长。”我在心里骂,哼,跟屁虫。我让你把椅子挪过去一点,没好气地对你说:“你让我这么胖一个人坐这么点地方?我和你坐在一起,不利于我健康快乐地成长。”你没说什么,轻轻地往墙角挪了挪,几分钟后,你指着自己的大肚子,委屈地说:“其实,我和你一样胖。”

你每天送我一盒伊利牛奶作为见面礼,这个见面礼一送就送了三年。我早晨来不及吃早餐,在课桌里掏几下,一盒牛奶,再掏几下,几块饼干。等我吃完了,你摇摇包装盒,确认我已把里面的内容消灭干净,就主动把包装盒扔掉,从来不用我说。每次我的鞋带散了,只要我把脚一抬,你就会仔仔细细、结结实实地帮我把鞋带系好。当然,我不会剥削你的劳动,作为回报,我大方地让你抄我的英语作业。每当这时,你的眯眯眼笑成一条缝,说:“安仔,你真好。如果你长大了没人要,我一定会要你的。”

有时我也会带一些垃圾食品来调节课堂气氛。我们总是把嘴巴塞得满满的,四只眯眯眼,朝老师甜蜜地微笑。只是你太笨了,嘴角边总留些咖喱粉、番茄汁、海苔屑。和你同桌的第二年,我们依然上演着孩子式的闹剧,一切嘻笑怒骂,以阳光的名义扩散,透明纯净。

有一天,你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安仔,出大事了,某某在厕所里抽烟,被老师发现了!我啧啧地摇头,和你一样吃惊,小孩子怎么可以抽烟呢?我正视着你说:洞,你可不能学他的样儿。你一边咯嘣咯嘣咬着棒棒糖,一边点点头,用你的大舌头回答我:“我喜欢吃棒棒糖,我不抽烟。我才14岁。”我满意地摸摸你的头发。那时,我和你生活在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引起震惊的时光里,简单地过着你我的启蒙时代。

你常常做一些让我感动的事。当科学老师说男性的第二性征,说到喉结这个问题,我问你:“男人说话时,喉结是怎样动的?”你摇摇头,说不知道。不过很快又神采飞扬对我说:“安仔,等我的喉结长出来了,借你摸一下。”于是,我开始翘首盼望从一个男孩的明亮眼眸中发出的约定。

可是,在你15岁生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你会说男女有别,下课不再和我一起斗嘴,我让你系鞋带你有点不情愿,放学也不和我肩并肩地骑车回家,你开始喜欢和那个唱歌很好的“冒充蔡依林”说话,再也不说长大了我没人要你会要我之类的话。

你16岁了,我不再是那个横冲直撞直接进入你内心的老友,你也开始体验冷峻,学会如何让一支笔在两个手指间杂耍一般旋转,你学会拍女同学的马屁,你有了好东西悄悄地送给“冒充蔡依林”,我们俩对作业答案,你也不跟着我改答案,而是说我的答案不对。每天喝的牛奶,味道越来越淡,大概是掺了水的缘故吧。我们之间呢?是掺了“冒充蔡依林”吧。

第一次吃不到你的零食,是在那天。茶叶蛋的香味悠悠从我身边飘过,可是,茶叶蛋没有落在我张开的手掌里。“冒充蔡依林”脉脉含情地看着你,你随着茶叶蛋还附赠她一个羞赧的微笑。不过还好,你还不敢和“冒充蔡依林”走什么林荫小道,只是勤奋地为她送吃的。你情窦初开,谁也拦不住。看着你对“冒充蔡依林”暧昧地笑,我用力把课桌拉开了15厘米。从此我们不再一块儿狂吃海喝,你偶尔会拿了我订的《少年文艺》去看。我觉得你像窗口的那株树,不知不觉在枝桠间冒出了一大片绿绿的叶,一会儿就蓬蓬勃勃,让我看不清树的主干。对你的这种变化,我有了一种始料未及的惶恐。终于,你的喉结突出来了,但没有让我摸一下。我假装忘记,只是窥视着它上下蠕动。不过,如果你真的让我摸,我也不会摸,我毕竟是个女孩呀,是的,一个女孩呀。

中考我考砸了,你却超常发挥,如果交些钱,还可以做重点中学的“三线生”。那天,我一个人坐在树荫下发呆,天是热的,心是凉的。我心里憋得慌,我竟然考得比你差,在别人的眼里,我是稳上重点高中的保送生,你是职业技术学校的后备军。你拎了一袋茶叶蛋,扯开塑料袋,茶叶蛋的香味在盛夏的空气里弥漫开来,我忽然感到一阵燥热。“洞啊,大夏天的,你给我一个失意的人送那么多上火的东西干吗?”你懒懒地耷拉着小眼睛说:“安仔,我是踩了狗屎运才考了这个分数,我不想让老爸掏两万五去上什么重点高中。我们一起读普通高中,我还和你同桌。”我恶狠狠地盯着你,歇斯底里地大喊:“我不要和你做同桌,谁和你做同桌谁倒霉。”你不生气,给我剥了一个又一个茶叶蛋,直到我把10个茶叶蛋全部吃完,你给我一张纸巾让我擦嘴。此时此刻,我发现你真的变了,你已不用手背擦嘴了。

那个热得不饶人的夏天之后,你老爸花了两万五,让你上了重点高中,我进了一家私立学校的实验班。上高中的第一天,我启用了新名字“杨书源”,没有人再叫我“安仔”,一切从头开始。我习惯了和你在一起的说话方式,我的肢体语言在别人看来是那么夸张。我依然把“容易”说成“脆松松”,同学们后来也开始泛滥地用这个词,仿佛把生活看成一块饼干,松脆可口,一副乐天派模样。

去年,你给我寄一张明信片,署名一栏,你没写。我给你打了个电话:明信片收到,小样,字还是那样丑。于是,你开始对我说重点中学里那些天才令人咋舌的轶事,一起发出那些此起彼伏的惊叹。

今年,我们都17岁了。是谁,让我把15岁的故事重提?树荫下的茶叶蛋,课桌边的耳语,是否也是你忽远忽近的记忆?

发稿/田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