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美育思想的范畴命题与致思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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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是中国现代美育第一代重要的开拓者与代表人物之一。他将美育理论建设与人生审美建构相统一，以人格美化和人生关怀为中心，倡导“情感教育”与“趣味教育”，并从前期的艺术“移人”到后期的“美术人”建构，逐渐由对美育的社会功能探讨转向人文价值探寻，叩问了由生命之“迸合”到“生活的艺术化”的诗性超越之径。其思想学说不仅具有鲜明的个体特色和时代特征，也引领创化了中国现代人生论美育的民族情韵。

关键词：梁启超；美育思想；情感教育；趣味教育；生活艺术化；人生论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史上，梁启超虽然不是第一个引入与使用“美育”概念的学者，但他和蔡元培、王国维无疑都是中国现代美育第一代重要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

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的直接推动和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学术发展的现实需求下孕生的。中国现代美学的进程突出表现为理论上对独立学科体系建设的学理追求，和精神上对人格美化人生关怀的价值追求。这一特点使得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与美育思想紧密联结在一起，美学探索与美育实践紧密联结在一起。中国现代美学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关注美育问题，倡导美育实践，将美学、美育的理论建设与生命、人生的审美建构相统一，体现出人生论美学与美育思想的鲜明特色。

据现有资料，在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史上，蔡元培于1901年在《哲学总论》中最早使用引入了“美育”的概念，倡导“以美育代宗教”，对美育的情育本质作出了界定，对美育实施的范围、途径、方法等予以了论析。与蔡元培相比，梁启超的美育思想既有重视情育的共同特点，也有突出“趣味教育”、“美术人”、“生活的艺术化”等思想的个体特征。梁启超美育思想的关键词和核心命题可概括为“趣味教育”、“情感教育”、“移人”、“美术人”、“生活的艺术化”等。他的美育思想在表述上不太学理化，缺乏明显的体系性，但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内在的逻辑关联，凸显了浓郁的人生论美育的价值取向。

一、美“趣”与美“情”

“趣味教育”与“情感教育”是梁启超美育思想的重要范畴与命题。梁启超主张通过美“趣”与美“情”来完善现代人格的塑造，实现新民立人的目标。

趣味教育即美“趣”的核心是趣味人格的培育，这不仅是梁启超美育思想的关键，也是梁启超整个美学思想的落脚点，充分体现了其人生论美育思想家的理论特色与价值取向。通过趣味这个核心范畴和趣味教育的思想学说，梁启超把对美的问题的思考与审美人格的建构、审美人生的建设统一起来。作为梁氏审美精神的本体阐释与本质界定，趣味既是情感、生命、创造统一的主客会通的生命状态，也是一种“‘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相统一、“责任”与“兴味”相统一的“生活的艺术化”精神。这种“趣味主义”的生命胜境和人格精神在本质上强调的是个体生命超越成败之执与得失之忧的不有之为的纯粹实践品格，及其与众生宇宙“迸合”的诗性创化纬度。

具体来看，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主要涉及了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原则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梁启超把趣味主义人生态度的建构作为“趣味教育”的根本目标。他说：“‘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①梁启超指出趣味教育的目的，就是倡导一种趣味主义的人生观。这种趣味主义的人生观包括两个层面，一就是对于人生的趣味态度的培养；二是对于好的纯正的趣味态度的培养。梁启超把趣味视为生活的原动力，认为人生在世首先就要培养与建立一种趣味的精神。他说：“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②这种不计得失、只求做事的热情就是一种对待现实人生的趣味主义态度。它远离成败之执与得失之忧，远离悲观厌世与颓唐消沉，永远津津有味、兴会淋漓。梁启超认为，人生若丧掉了趣味，那就失掉了内在的生意，即使勉强留在世间，也不过是行尸走肉，犹如一棵外荣内枯的大树，生命必然日趋没落。但是，梁启超又指出，真正的趣味又不只是一种热情与兴会。他说：“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严格说起来，他就根本不能做趣味的主体。因为认这类事当趣味的人，常常遇着败兴，而且结果必至于俗语说的‘没兴一齐来’而后已，所以我们讲趣味主义的人，绝不承认此等为趣味。”③为什么这类趣味不能算趣味？按照梁启超的观点，因为这类趣味不纯正，即不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梁启超认为真正纯粹的趣味应该从直接的物质功利得失中超越出来，又始终保持对感性具体生活的热情与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实现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的同一。只有这样的“趣味”，才是可以“令人终身受用的趣味”。梁启超主张应该从幼年青年期，就实施这样的趣味教育。教育家最要紧的就是“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④

其次，梁启超认为文学艺术是趣味教育的主要内容与形式。梁启超主张通过文学艺术来开展审美教育，培养高尚趣味。他指出，艺术品作为精神文化的一种形态，就是美感“落到字句上成一首诗，落到颜色上成一幅画”，它们体现的就是人类爱美的要求和精神活力，是人类寻求精神价值、追求精神解放的重要途径。中国人却把美与艺术视为奢侈品，这正是生活“不能向上”的重要原因。由于缺乏艺术与审美实践，致使人人都有的“审美本能”趋于“麻木”。梁启超指出恢复审美感觉的途径只能是审美实践。审美实践把人“从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成有趣”，“把那渐渐坏掉了的爱美胃口，替他复原，令他常常吸受趣味的营养，以维持增进自己的生活康健”。他强调“专从事诱发以刺戟各人感官不使钝的有三种利器。一是文学，二是音乐，三是美术”⑤，指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⑥，主张通过文学艺术审美来培养纯正的美感与趣味。

此外，梁启超还对实施趣味教育的原则作了探讨，认为应以引导与促发为主。他说：“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 ⑦他认为教育摧残趣味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注射式”的教育，即教师将课本里的知识硬要学生强记；第二种是课目太多，结果走马观花，应接不暇，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第三种是把学问当手段，结果将趣味完全丧掉。梁启超认为无论有多大能力的教育家，都不可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其关键在于引起学生对某种学问的兴趣，或者学生对某种学问原有兴趣，教育家将他引深引浓。只有这样，教育家自身在教育中才能享受到趣味。梁启超的趣味教育原则，充分体现了对于教育对象主体性的尊重。对于趣味教育的这一原则，梁启超可谓身体力行。他的五女儿梁思庄早年在欧洲留学，梁启超曾写信建议她选学生物学，但梁思庄不感兴趣。梁启超从儿子处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给思庄去信让其“以自己体察为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梁思庄听从父亲的劝告，改学图书馆学，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这可说是梁启超“趣味教育”的一个成功实例。⑧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从教育与美育的本质切入，把教育者提升到教育家的高度来思考，把受教育者作为活生生的人来尊重，其核心目标是要培养一种饱满的生活态度与健康的完善人格，保持对生活的激情、进取心与趣味主义的人生态度，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获得人生的乐趣，达成人性的完美。这样的趣味教育学说是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重要滥觞，在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在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家中，梁启超也非常注重情感教育，重视情感教育对人的意义。他认为情感本身虽神圣，却美善并存，好恶互见。因此，必须对情感进行陶养。他强调情感教育的目的是将善的美的情感尽量发挥，恶的丑的情感压伏淘汰。他也赞同知情意是人性的三大根本要素，但情感教育对人具有独立的价值，有时比知识与道德更具深刻的意义。因为情感发自内心，是生命中最深沉最本质的东西。情感教育的“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⑨。梁启超明确指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⑩他认为艺术就是情感的表现，艺术在情感表现上具有丰富而独到的技能，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情感感染力。梁启超把艺术审美的具体过程视为艺术功能发挥的基本过程，即“力”与“移人”的过程，也即情感教育的基本途径。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艺术家的情感修养与艺术技能的问题。他说：“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絜，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感情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梁启超对中国文学艺术中情感表现的传统与方法予以了研究分类和分析总结，要求发现我们自己情感的“浅薄”、“寒俭”、“卑近”之处，发现我们自己表情方法的欠缺之处，在情感涵养中能够扬长避短。他总结了文学熏浸刺提的情感功能，强调优美与刺痛的情感各有自身的美育功能，指出中国人最擅长的是含蓄蕴藉的表情方法，最缺乏的就是热烈宏壮的情感抒发，因此需要通过文学艺术教育来培育激越磅礴的情感。梁启超对情感教育的重视及其情感美学取向，与他的启蒙主义理想密不可分，更深层的目的还在于借助艺术情感宜深入人心的作用机理，来培养人的健康积极的情感取向，激发人对于生活的激情与热爱，保持求真求善的人生理念，从而实现积极进取、乐生爱美的人生理想。因此，梁启超的情感教育并非要陷人于一己之私情，也不是让人用情感来排斥理性，更不是要人沉入艺术耽于幻想。他的情感教育实质上也就是人生教育，是从情感通向生命，从艺术与美通向人生。

二、“移人”与“美术人”

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从纵向看，可分为突出“移人”诉求和突出“美术人”建构的前后两个阶段，但其落脚点都在提情为趣，主张通过情感美化和趣味涵育来升华人格情韵和生命境界，突出体现了以美的现代人格建构为核心目标的美育理念。

1896年至1917年，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萌芽期，也是其美育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作于1898年的《佳人奇遇序》和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中，梁启超提出了“移人”的范畴。“移人”是指审美活动中审美对象借助熏、浸、刺、提“四力”来感染审美接受主体，使审美接受主体完全融入审美境界之中，与审美对象浑然一体，在思想情感上受到陶染影响，从而引发心灵境界的整体变化的过程及结果。“移人”的最高境界是主体与对象的界限荡然无存，主体进入物我两忘、情切思纵的审美自由境界。“移人”的结果既是对象改造了主体，是对象对于主体的全方位濡染；也是主体的自我更新，是主体自我的脱胎换骨。

除了“移人”，梁启超还在发表于1902年的《中国地理大势论》、发表于1902年至1907年的《诗话》、发表于1924年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作于1925年7月3日的《与适之足下书》等文中，用到了“移……情”的表述。从时间上看，“移人”的运用早于“移……情”。大体上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同时与其后，梁启超逐渐有由“移人”向“移……情”转化的趋向。在20年代的著作中，梁启超则主要采用了“移……情”的表述方式。在梁启超这里，无论是“移人”，还是“移……情”，“移”指的均是移易、改变之义。“移人”与“移……情”强调的均是审美活动对主体的一种改造过程及其结果。同时，“移……情”也将“移人”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化了，突出了梁启超以情感陶染来实施审美教育的基本思想。“移人”与“移……情”不仅是在特定情境下的情感共鸣，也可以借助情感共鸣影响主体的整个精神世界，从而实现“此身已非我有”、“自内而脱之使出”的美育目的，也就是全面改造或重塑主体的精神世界。“移人”在梁启超这里不仅仅是审美活动的中介环节，也是由审美通向人格更新的理想环节。

在此，梁启超不仅将审美心理问题引向了人生建构问题，同时也实现了美学与美育的贯通。梁启超指出，西方文化认为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具备知、情、意三个要素，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中国儒家文化则认为一个个体必须智、仁、勇三者兼备，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谓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实际上，也就是谈的知、情、意的问题，即憧憬认知之敏慧、情感之醇厚与意志之坚强相统一的境界。由于人的心理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因此，人的心理要素中的各个要素间必然互相渗透、相互作用，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

因此，通过美育的情感机制可以促使人的理智、意志以及情感自身都得到全面的激活和提升。梁启超把文学艺术教育视为情感教育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审美情感的特殊机能和重要价值。但“移人”的命题主要还是重在道德人格的升华，要求直接服务于社会改造，是其新民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8年至1928年，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成型期，也是他美育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美术人”的概念，深化了其思想的人文意蕴。他说：“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美术家’，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今日的中国，一方面要多出些供给美术的美术家，一方面要普及养成享用美术的美术人”。

“美术人”是梁启超式的人生论美育理想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一种创构，也是梁氏“生活的艺术化”理想在人身上的一种构型。梁启超把生命的本质立于趣味之上，认为趣味就是情感与创造在生命实践中的统一，趣味的生活就是情感化艺术化的生活，而培育趣味最好的利器就是艺术。现代大多数中国人把审美与艺术视为生活的奢侈品，以致趣味麻木，缺乏生命的活力与生活的热情。因此，梁启超主张要从情感教育和趣味教育入手，对大众进行普遍的艺术与文学教育，把大众都培育成趣味丰富纯正的“美术人”。

梁启超说：“‘美术人’这三个字是我杜撰的。”为什么要杜撰？梁启超说了两点理由：一，“‘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二，据中国“多数人见解，总以为美术是一种奢侈品，从不肯和布帛菽粟一样看待，认为生活必需品之一。我觉得中国人生活之不能向上，大半由此。”一方面，梁启超把美视为人的生活的本质要素，因此，“美术人”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人和本真状态的人。另一方面，梁启超又批判了中国人把美与日常生活要素相对立的务实作派，因此，“美术人”也具有现实批判和人性启蒙的意义。

作为一种理想的现代人，梁启超所构造的“美术人”具体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美术人”是具有审美能力的人。“美术人”是懂得艺术的鉴赏家。梁启超认为，审美本能每个人都天生具备。但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审美感官“不常用或不会用”，就会使美感“麻木”。“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审美本能与“趣”紧密相联，成为审美能力的关键要素和“美术人”的核心要素。因此，造就“美术人”的第一个途径就是通过美术、音乐、文学等美育实践，把“坏掉了的爱美胃口，替他复原”，使他成为“有趣”之人。

其次，“美术人”是能够创造领略生活之美及其趣味的人。趣味作为梁启超美学中的核心范畴，它是一个贯通艺术、审美、生活的本体论和价值论兼具的范畴，因此，也是贯通人与生活的桥梁。在梁启超看来，趣味也是生活之“根芽”。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没趣的人”，既是因为他常常生活于“石缝的生活”、“沙漠的生活”等种种没趣的生活之中；更是因为“趣味主义”尚未在他的心中发芽。在《美术与生活》中，梁启超把美术的趣味之境分为描写自然的、刻画心态的、营构理想的三类，相应的把生活的趣味之源也分为对境赏现、心态印契、他界营构三类，并分析揭示了上述两者共通的审美奥秘，认为可以借艺术的三种趣味途径去刺激诱发人的审美官能，从而去通达和体味生活的三种趣味美境。即这种以美与趣味为内核的“美术人”不仅能够在自然与劳动中领略生活之美，还能在与人相处的心灵交流中领略生活之美，同时他还能超越被“现实的环境捆死”的“肉体的生活”，而在“精神的生活”上“超越现实界闯入理想界”，“对于环境宣告独立”，而成就“人的自由天地”。“美术人”从艺术与审美通向了生活，是梁启超人生论美学理想在人身上的形象概括。

第三，“美术人”是人本来就该具有的面貌，是本真的人和理想的人的统一。“美术人”以趣味为本。梁启超在对趣味的分析中，一直把趣味视为生活和生命的原动力，视为生活和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因此，这个“美术人”既是一种理想的有待生成的人，也是一种本然和本真意义上的人。“美术人”的养成，也就是回到“最合理”的人的状态。在早期的“移人”命题中，梁启超已经触及了文学新民的问题，但其着眼点主要还是针对传统文化中的“君子”或“圣人”。而在“美术人”的命题中，梁启超明确提出了人人成为美术人的理想问题，把目光直接投向了与“布帛菽粟”相联系的普通劳动者。理想的社会就是要人人都成为“美术人”。要成为一个“美术人”或者说是趣味的人，即具有艺术精神的人，就要对其进行趣味教育和艺术教育。作为涵育“美术人”的根本途径，梁启超突出强调了以趣味主义态度为核心的人格涵育，要求把人涵成为以趣味主义的自由主体。关于情感教育，梁启超则强调了其与知育意育相区别的独立价值，以及对于人性完善的深层意义，要求对于情感的特质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本质上，“美术人”的理想是对艺术人格和审美精神的向往，同时，梁启超又并没有把这样一种趣味人的涵泳与生活本身相分离。梁启超认为情感教育和趣味教育既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的途径来实现，也应该在生活与劳动中去涵泳。因此，在梁启超这里，美育的途径也包括了广阔的人生实践，其最高的目标是要在生活实践和生命践履中，不仅成就审美的人格，也要成就艺术的人生。

三、生命之“迸合”和“生活的艺术化”

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一文中，梁启超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命题。他说：“‘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实际上，从美“情”到美“趣”，从“移人”到“美术人”，梁启超的美育思想最终聚焦到“趣味”人格的建构和“生活的艺术化”理想上。在梁启超之前，田汉较早提及了“生活艺术化”的概念，但他主要吸取了西方唯美主义理论的营养。唯美主义是“生活艺术化”口号的始作俑者，主张纯艺术和艺术至上，倡导通过对生活环境、日常用品、人体装饰等的美化来解脱生活的平庸、鄙俗与痛苦。这种“生活艺术化”理论侧重于形式的功能和艺术解脱生活痛苦的效用，具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和某种消极颓废的情调，是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重要先驱。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也非常憧憬艺术化生活的情韵，但未形成自觉的理论追求。中国式的“生活艺术化”学说，与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的建构相呼应，其核心理论旨趣始自梁启超。梁启超以“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相统一的“趣味主义”精神来阐释“生活的艺术化”理想，倡扬一种与功利主义根本反对的不执成败不忧得失的不有之为的纯粹生命实践精神，一种小我生命活动与众生宇宙运化相“迸合”的生命“春意”。也可以说，“生活的艺术化”精神就是一种以无为品格来实践体味有为生活，追求融身生活与审美超越相统一的趣味精神即诗性生命精神。它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诗意性与审美内蕴，它不是从宗教求超越，而是热爱生命，执着超旷，是在现实的生存中实现生命的超越。

“生活的艺术化”主张的是审美艺术人生之统一，倡导的是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之贯通。它宏扬的是一种大艺术。这种大艺术不仅要通过艺术教育活动来推进，更要通过生活与生命实践来践履，由此将美育的天地拓展到多彩的生命历程和广阔的人生天地中。人生愈不完美，生命愈需超拔。梁启超指出，趣味的生命可以在具体的劳作、学问、艺术、游戏等活动中去培育。而不管通过哪一种途径去培育，其关键都是趣味主义生命态度的养成，也就是“生活的艺术化”精神的养成。梁启超“生活的艺术化”命题实质上也是一种广义的人生美育命题，它集中聚焦为如何解决生命的超越即诗性的问题。梁启超把“迸合”视为生命诗性实践的一种途径。他的“迸合”论吸纳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诗性传统，即视自然宇宙为生命体，万物是与人类一样有情感有性灵的生命；同时，他也吸纳了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对主体精神、生命情感的肯定，突出了个体意识、情感信仰的纬度。他的“迸合”论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自然万物的生命与人类个体的生命可以迸合为一；二是人类个体生命和个体生命可以迸合为一；三是人类个体生命与宇宙众生可以迸合为一。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一文中，梁启超以种花和教育为例，谈到前两种“迸合”。认为如在种花和教育中践行趣味的精神，那么就可以体味前两种“迸合”之妙味，即“我自己手种的花，它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併合为一”，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也是併合为一的。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梁启超更是把人类个体生命与众生宇宙的迸合视为“生命之奥”。实际上，有了前两种“迸合”，这第三种“迸合”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因为，众生是由各个个体构成的，宇宙也是由自然万物构成的。梁启超说：“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迸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迸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关门，别无它路。”这里，不仅谈到了“迸合”的第三个层面，也谈到了实现“迸合”的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情感。情感在梁启超这里，是趣味人格建构和趣味精神实现的主体心理基础和生命动力源。趣味主义态度也就是生命实践的一种纯粹情感态度。梁启超不认为生命实践可以切断与理性态度和伦理态度的联系，而是主张真善美的统一，主张通过美的艺术的蕴真向善来提升和超拔人生，那就是由艺术的“情感”之“力”来“移人”，而实现“趣味人格”的建构和“美术人”的涵成，并最终达成“生活的艺术化”。

通过“情感教育”和“趣味教育”，来实现“移人”的目标和“美术人”的建构，在生命之“迸合”中最终达成“生活的艺术化”，体现了梁启超美育思想的基本脉络和发展演化。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以人为中心，人生为核心，有机地贯通了情感陶冶、人格美化和趣味升华。这种重视美情、强调提情为趣的致思路径，突出了情感在人格建构中的核心意义，和美情在生命涵育中的中心地位，其关注人格关怀生命的人生论美育旨向，在当下日益注重效益、实用的时代，有其独特、重要的人文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