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过度投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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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赋予了更多的政治目标和经济责任。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不仅仅不利于公司长期可以持续发展更将损害我国经济的增长。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企业投资理论
凯恩斯主义投资理论起源于1930年，以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投资思想为基础，并经过凯恩斯的追随者们进一步深化而成。凯恩斯投资理论以投资的有效需求为出发点，指出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之间的变化关系，投资与利率呈负向关系，而与资本边际效率成正向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经济学家认为影响投资效率的因素不能简简单单以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水平全部决定，还需要考虑其他多方面因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Jorgenson（1963）以厂商生产理论为研究基点，根据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充分考虑了经济中影响投资水平的产出等各种因素，提出了新古典投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投资决策取决于价格和市场供应量，市场价格高，市场供应较为紧张，投资水平应该增加，随着市场的均衡价格继续下降，投资水平应调整。
研究公司的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探究公司投资效率，为未来投资收益保驾护航，显得十分必要。上述投资理论对从宏观层面对公司投资决策作了深入分析，未对公司内部微观层面做深刻探讨，忽视了现代公司制度下两权分离带来的问题，不能有效揭示的微观管理层方面对公司的投资行为的影响，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过度投资概述
国内外关于过度投资的起源于Jensen &Meekling（1976）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和所有权结构文献》中的“成本理论”，指出职业经理人在公司经营活动中，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利己操作，从事一些损害股东利益的活动，诸如：在职消费、过度投资、懈怠工作等行为。之后诸多学者对过度投资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迈克尔・詹森认为过度投资是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即是将公司中的自由现金投资于投资净现值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赋予了更多的政治目标和经济责任。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不仅仅不利于公司长期可以持续发展更将损害我国经济的增长。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三、过度投资衡量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较大的计量方法主要有三种，FHP 投资―现金流模型（Fazzdri，Hubbard，Petersen，1988）、Vogt现金流-投资机会模型（1994）、Richardson 实际投资规模与预期投资规模的残差模型（2006），我国一些研究学者通过采用这些模型，结合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考虑到我国经济情况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适当的调整和更换模型中相关因子和变量，结合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做了深入研究。下文将对三种度量方法作简要介绍。
（1）FHP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模型。Fazzari 等（1988）以企业自由现金流假说为理论基石，研究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与投资行为之间的敏感度关联情况而建立的模型，同时从融资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当公司拥有投资机会的前提条件下，公司投资支出与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密切关联，呈显著正向关系，公司内部的自由现金量的多少决定着公司的投资行为。但模型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投资支出与公司自由现金流的敏感程度，不仅与过度投资有关，也和公司投资不足有关，敏感度显著的成因不能具体划分。此外，模型中只纳入一个自由现金流量变量因素，对其他内外部因素如：公司行业、管理层特征、公司规模等因素未进行考虑，并不能直接用于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进行计量。
（2）Vogt现金流-投资机会模型。Vogt（1994）建立了以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机会的交互项为变量的实证模型，通过对模型交互项的正负符号来判定引起投资行为与自由现金流量之间显著的成因，由此判定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存在，为深入研究公司自由现金流与其他相关因素提供了基础。
但模型不能对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具体程度进行测量，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了Tobin's Q来计量公司投资机会变量，对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制度还不健全，资本市场还不成熟，以Tobin's Q 值衡量公司投资机会，有效性存在一定问题，这对模型中的参数估计存在一定的误差，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3）Richardson残差模型。Richardson（2006）在研究公司自由现金流中的过度投资问题时，将公司的总投资支出分解维持性投资和新增投资净额为两个部分，并对新增投资做了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方面，即预期投资和非预期投资，建立了投资模型，并用模型中的残差项对公司过度投资进行了具体量化。预期投资解释为受公司规模、成长性、行业特点、融资情况及其他之外因素的投资支出，是公司最佳投资，解释为预期净现值为正的投资支出。而非预期投资解释为投资效益低的投资支出即称为非效率投资，为实际投资与预期投资的差额。
四、结论与研究
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从而制约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提升公司投资决策的效率。公司治理机制是否有效影响着管理层的决策，影响着公司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投资决策作为公司重要的决策，关系着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和公司价值的增长基础，是公司未来利润的源泉。
目前，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赋予了更多的政治目标和经济责任。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不仅仅不利于公司长期可以持续发展，更将损害我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将通过引入公司治理机制，对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究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为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抑制过度投资行为，提升公司投资效率而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参考文献：
[1]姜付秀，伊志宏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J].管理世界，2009.
[2]魏立群，王智慧；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2.
[3]蔡宵晓，我国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D].苏州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