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我国省区科技竞争力的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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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渐成为吸引FDI流入的第一大国。作为一个初始的外生变量,跨国公司究竟从哪些层面及渠道影响我国的科技实力,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国内外从宏观角度研究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成果较多,认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Arikokko,1996;Helleiner,1989),以联合开发、技术支持等渠道,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力资本流动以及产业关联四方面实现科技溢出(Rodriguez-Clare1996,Kokko1992,Kugler2001)。从区域的中观角度研究则相对较少,而大部分学者都只是立足于某个省市进行分析(张小蒂,2004;黄静波,2005;杜群阳,2007)。

本文力图用区域科技竞争力和区域科技进步指数作为因变量,通过考察跨国公司科技活动对该指标的影响效果,提出一个分析思路。

一、研究思路、指标体系与样本描述

1.研究思路

整体思路是:本文以区域科技竞争力和区域科技进步指数作为区域科技实力的衡量指标,分析跨国公司在各省区的投入和产出,分别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区域科技竞争力。具体步骤为:首先梳理区域科技竞争力的衡量指标,按照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指标分类方式进行初步归类。在此基础上,构建跨国公司作用于区域科技竞争力的二级和三级指标体系。进而以现有统计数据为基础,分别就不同层面的跨国公司科技活动指标对科技竞争力作用效果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考虑了跨国公司的外生科技活动因素后,对我国地区科技竞争力的影响效果。

2.指标体系设计

(1)区域科技竞争力指标。目前虽然美国、日本、英国等都建立了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但都未形成权威(姚建文,2003),如日本国家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2000)将科技指标分为社会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R&D基础设施和R&D产出四大部分,《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0)提供了一个地区科技竞争力排序指标体系,R&D数据指标所占权重达到65%,是影响地区科技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指标体系的设计则比较类似,主要包括科技支撑环境、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程度4大类指标(科技部各年统计公告;张欣,宋化民,2001;游光荣,狄承锋,2001;范柏乃,徐伟红,2005),此外还有不同学者考虑了制度因素、科技配置能力等因素。本文选取了2002年的区域科技竞争力指标值,以及2006年科技部的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作出分析。①

(2)跨国公司作用于区域科技竞争力的衡量指标体系。根据以往学者对区域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的研究,结合跨国公司作用于东道国区域科技的途径,本文假设跨国公司对区域科技竞争力的影响渠道主要分为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两方面,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学者们对二级指标的三级细分,我们构建出6个二级和13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表1),用于分析跨国公司投入和产出各指标对区域科技竞争力的拉动作用。

3.样本的选取和变量定义

(1)样本选取。本文就表1的13个三级指标,选取我国31个省区的样本值。在确定二级指标数值时,则就不同统计口径的三级指标进行实证取舍,选择回归效果较好的结果。主要的数据来源是2003年度和2007年度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2)变量定义。Rte:2002年区域科技竞争力数值取自全国31个省市科技竞争力的效用值(范柏乃,徐伟红,2005),该指标取值范围为0至100,数值差距反映了各区域科技竞争力水平的差距。2006年区域科技竞争力指数取自科技部2007年的科技进步水平指数。In组、Hr组、Co组、re组、To组和Ne指标分别衡量跨国公司的财力投入、人力投入、科技企业数量、物力投入、专利以及工业产出。

二、检验结果

1.因子分析。本研究利用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分别对三级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验证表1的指标设计方式是可靠的。In组、Hr组、Co组、Re组、To组的三级指标皆各提取出1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分别如表2,说明各因子组都包含了全部指标的大部分信息。

2.回归分析。本部分将考察跨国公司投入和产出,以及相应的二级指标对区域科技竞争力的影响效果是否显着,各回归结果中R[2]均高于0.5,就截面数据回归分析而言,说明回归方程拟合程度较好,德宾-沃森检验值也都能通过。在回归结果1.1-1.4中,将4个二级投入指标都纳入到回归分析中,采用不同的三级指标时,回归结果为:(1)财力投入指标效果皆显着为正。(2)企业数指标的贡献皆为负向相关。(3)2006年人力投入的贡献显着为负,2002年则显着为正。(4)物力投入效果为负向显着。

跨国公司产出对区域科技竞争力的作用分析中,我们分别用2002和2006年跨国公司专利和工业产出指标估计回归方程,但回归结果均不好。对两年的数据均采用Spss14.0软件分析,使用怀特法(H. White)未发现异方差性,因此采用自变量一次全部进入的线性回归法,在逐个样品诊断(casewise diagnostics)中各发现了1个异常值(std.Residual>3),将之剔除后的回归结果2.1-2.3中,2002年专利指标的回归效果显着为正,但2006年该指标就转为显着为负,而两年的新产品工业产值的效果皆显着为正。

三、结论与建议

1.一般性结论

(1)整体而言,跨国公司的财力投入对区域科技竞争力有显着的正向贡献,即跨国公司在地区的科技经费支出对东道国区域科技实力拉动较大。(2)并非跨国公司设立科技企业数量多的区域,本土科技竞争力就强。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的数量增长趋势一直都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表明,自去年至今年跨国研发中心就从七百多家增加到九百多家,其分布趋势与区域科技竞争力指数呈现很高的一致性,但本文的回归结果却并未表明二者呈现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反而绝大多数的分析结果表明了显着的负向影响。(3)跨国公司人力投入从2002年到2006年,对地区科技实力的贡献由正向显着作用转为负向显着。(4)跨国公司在固定资产等方面的物力投入对我国区域科技实力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效果。(5)专利由2002年贡献效果显着为正转变为2006年显着为负,反而新产品工业产出对区域科技竞争力的贡献一直呈显着正相关。

2.结论分析

(1)经费投入的分析。我国2002年R&D经费是美国的6%、日本 的13%,研发经费占GDP比重的1.23%(同期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2.26%),基础研究经费仅为美国投入量的1.7%、日本的5.7%,②经费投入不足显而易见,研发经费投入低已成为影响科技竞争力的主要因素。③2004年外资企业R&D经费占全部企业R&D经费的27.1%,④在产业前后向链条中,与民族产业关联度日渐增强,科技经费投入为提供配套产品的国内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和相应的发展机会,提高了地区科技实力。

(2)人员投入的分析。跨国公司在我国的人员聘用本土化已成为普遍现象,主要是因为其海外R&D机构的职能定位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以满足东道国市场的特定需求,故此倾向于雇佣本土研发人员并增强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技术交流(Taggart,1998)。虽然国内外不少研究对人员流动所产生的溢出提出质疑:外资进入通过改变东道国人力资本配置的结构,对东道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Romer,1990),导致东道国研发投入不足、企业逆向技术扩散(Young,1998;王红领等,2006)。还有观点认为,长远来看必然会有部分受雇于跨国公司的人才回流,而在跨国公司的受过训练的劳动者离开跨国公司后,通常在当地创办企业,成为推动当地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Pack,1993)。但是本文结果发现,跨国公司的人员投入不仅没有对地区科技实力产生溢出性贡献,反而从2002年到2006年时,有反向回流的表现。

(3)科技企业数的分析。采用作者2006年对世界500强研发机构分省区的统计数据,与区域科技竞争力数据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机构多的区域,科技竞争力恰好也强(t=9.190,R[,2]=0.74)。但是本文的研究却表明了反向的作用效果。说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今年来的积聚趋势并未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地区创新,而它们在我国本土的活动导致区域科技资源的垄断,反而对本土研发形成挤出和抑制效应。

(4)产出的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我国的专利,从2002年的促进地区科技实力转变为2006年的阻碍作用。跨国公司在我国的专利布局约始于1999年,2002年之前,我国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申请专利的比重还基本可持平,之后差距越来越大(谢光亚等,2006)。目前大部分学者从专利、开发项目等角度考察外资对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作用情况(Gary Jefferson,Hu Guangzhou2005;蒋殿春,夏良科2005)。对本文结论可能的解释为,在专利布局期间,跨国公司专利输入能够小幅带动我国的自主研发,而一旦布局完成,带动作用就显着滑落。

(5)投入产出关系的分析。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在经费、人力、物力、企业数量方面的投入对专利指标的贡献都不显着,而对工业产值则贡献显着为正。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入主要转化成了产值而并非专利。表明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目标并非创新性的发明上,而是更在意短期产值。

3.政策建议

(1)政府主导科技经费投入。一直以来我国科技经费投入主要依靠政府资金,在普遍认为企业应当承担研发投入主体职责的情况下,我国“十五”期间科技经费投入的增长结构逐渐发生改变,其中我国R&D经费的增长主要来自企业的R&D资金,其次才是政府R&D资金。但是应当看到即使美国在研发强度2%左右的时候,联邦政府也是研发投入的主体,在我国各省区科技实力参差不齐、大部分省区实力较弱的情况下,更加应当发挥政府在科技发展方面的推动力,各地方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科技经费投入。此外,各省区还应当进一步完善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完善资金配套支撑体系,并设计有助于我国企业从事研发创新及新技术成果转化的机制,从而增加科技经费的投入,为本土企业科技创新提供基础平台。

(2)各地区筛选入驻的跨国公司类型。许多学者都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跨国公司科技机构,并不一定促进地区科技进步,有些数据还表明其反向作用。但就各省区来看,地区政府还对此没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大力吸引跨国公司入驻,追求数量指标仍然是当前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因此各省区也需要对外资R&D机构的类型有所鉴别,不能盲目追求数量,在促进跨国公司与本土科研机构院校展开联合研发的同时,更倾向于吸引拥有核心技术转移条件的跨国公司全球性研发机构,提升地区科技潜力。

(3)促进专利的研发和转化。众多学者都注意到跨国公司在我国的专利产出行为并未带来技术溢出,但是本文的研究还进一步表明,经过4年的发展,其专利申请已经对地区科技实力产生抑制效果,而手机、汽车等诸多行业,外资的专利战略都对我国本土形成挤占效应。各省区需要注意的是,密切观察跨国公司在当地的专利布局战略,一方面尽量拉长其布局时间,并利用时间差加大对本土企业研发的经费投入,并在技术配套、人员配套等各方面购建支撑平台,促进地区专利研发的力度,疏通专利转化为生产技术的渠道。

(4)建立和完善吸引人才的配套机制。目前学者们对我国本土人力资本的培养、吸引和激励机制十分关注,尤其在国家提出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问题之后,众多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了通过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资比重,利用各种利税政策开发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以此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驻。作者认为对人才配套机制的建设,包含的内涵应当更为丰富。舒尔茨将教育、培训、生活环境和设施等看作影响人力资本的因素。工资、人力资本氛围、医疗设施等因素对人口迁移有显着影响(何一峰,付海京2007)。人力资本的教育制度、报酬收益制度、配置制度、产权制度(宋晓梅,陈2005),以及省市产业和人才政策、措施及相关的制度设定和安排对人才分布都具有较强的影响(姜怀宇,徐效坡,李铁立2005)。因此除了加大投入、完善机制和政策的同时,各地区还应当着力培育多层次多方位的人力资本市场,保证人才所在公司之外的社会培训环境、获取信息的途径的开放性、生活和环境设施的完善性,消除无法与所有权分离的人力资本所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且由于一般性的科技人才对区域科技实力贡献性并不明显,而工程技术人员作为人力资本存量很高的核心智力资本,各省区应当格外关注他们对人力资本市场的需求,降低其交易成本。

注释:

①2002年区域科技竞争力指标值来自范柏乃和徐伟红(2005)测算的效用值,其与科技部的科技进步水平指数高度显着相关。2006年区域科技竞争力指数缺失,本文用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替代科技竞争力数值。

②数据引自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调研报告《我国R&D经费总量、强度与结构的国际比较》。

③孙圣兰,《美国研发经费投入分析及建议》,《中国基础科学》,200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