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政治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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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士大夫只知道一门“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所以“古人之文一涉笔必有关系于天下国家”。这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职业，也是他们的乐趣。传统士大夫从来就以谈论天下国家为己任和使命，因此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到了近代，随着政治专业化，特别是随着传统士大夫向专业知识分子转型，政治成了专门的职业，学术也日趋职业化，学术语言成了专业语言，政治家或许能够从中读出一点意思，但很难完全理解。然而，近代中国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之路却并不顺畅，知识分子总是和政治发生种种纠葛，以至于历史的轨迹因此而屡屡更改。例如洪宪帝制与筹安会，历史一再指责是杨度一班人误导了袁世凯，弃共和改帝制，而杨度则在洪宪帝制结束后坦然面对，以为“兄弟没错，错的还是大总统”。

杨度对洪宪帝制倒行逆施没有丝毫忏悔，他并不认为是自己的探讨有问题，反而指责是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和他身边的宵小曲解了他们筹安会的真意。按照杨度的说法，君主立宪才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真正追求，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才是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辛亥年间，中国在仓促匆忙中选择了民主共和，经过几年实践，国内外有识之士无不认为这样的民主共和有问题，如果不适度调整，就会将国家引向灾难，导致毁灭。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杨度的这些假设性前提毕竟没有实践的机会，因而也就无法验证。不过，杨度这些辩解中确实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学理研究与政治实践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为洪宪帝制“临门一脚”的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也有同样抱怨。古德诺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宪法顾问，接受政府“委托课题”，研究何种政治架构更合乎中国国情，他的结论是：最适宜于中国的政治架构并不是民主共和，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培育出一个足以支撑这个政治架构的新生阶级。然而，中国是否应该从“名义上”的民主共和政治架构向君主立治架构转换，古德诺提出了几条限制性条件。然而，袁世凯对古德诺的限制性条件不感兴趣，或者无意中选择了漠视。而对于古德诺的研究结论，则欣喜若狂，原本不太自信的帝制复辟思想因这“临门一脚”而坚定。看，连外国专家都这样说了，而且这个专家既是世界一流，又来自民主共和体制的美国。

结果等到帝制复辟失败，追究“帝制罪魁”的呼声日高一日时，古德诺也坦然面对，他表示，我是说过现在这种虚假的民主共和并不合乎中国国情，但中国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重建君主立宪体制，我并没有说，我只是表示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国政府和民众公开辩论。现在走到这一步，我能有多大责任呢？类似的情形还有严复。严复在理论上也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政治架构是君主立宪，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洪宪之前的那些问题，都被严复不幸言中。但是严复并没有主动介入筹安会，他只是在杨度拿着“上峰”旨意说事时，半推半就上了贼船。所以，等到洪宪帝制终结，严复也是有口难辩。他在公开场合选择了沉默，听之任之，相信政界的那些朋友一定会帮忙，一定不会把他当作“帝制罪魁”收监关押。

所有参与筹安会的人，都有各自缘因，不能说他们都是投机分子。但他们确实没有弄明白学理研究与政治实践永远隔着一道鸿沟，即便政治家非常尊重读书人，他也不可能忠实地将读书人的意思转化为政治实践。政治有政治的规律，学术有学术的门道。政治家按照需求选择读书人提供的方案，但决不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那一种，因而读书人不能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一厢情愿地为政治家出谋划策，可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政治家只要你的结论，而不要你的前提。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为政治出谋划策，而在对政治保持适度张力，保持适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