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离怨色彩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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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了造成离怨色彩的诗歌传统和写作主客体两方面人格心理的因素以及社会现实因素。
关键词：唐代 边塞诗 离怨色彩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4.218
在唐代，边塞战争带来了唐代诗坛上一个荡气回肠的哀婉之音――边塞诗的离怨色彩。
唐代边塞诗的“离怨”色彩，其“离怨”色彩的涵义可以这样认为，是指唐代边塞诗传承并发扬传统边塞诗“离怨”的情感基调，以描写与边塞有关的征夫、思妇的离愁闺怨情结，表达对自我或他人身世际遇的悲凉、凄婉之情，从而使边塞诗呈现出的一种阴柔的美学风格。简而言之，离怨指边塞诗中征夫、思妇的离情与哀怨。
“离怨”色彩产生于唐代边塞诗，是有其特定话语背景的。它有对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对抒情主体因离别所造成的心里伤痛的表述，也有社会现实背景下写作主客体人格精神的影响。
一、“离怨”色彩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底
蕴，即传统诗歌以抒写离情别怨见长的诗歌传统
在诗歌中表现怨刺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和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观点。《论语？阳货》中，孔子说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这里的“怨”除讽刺内容外，更为重要的是怨恨、哀怨之意。《诗薮・内编》卷一指出：“第风人所赋，多本室家、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之词，故其遗响，后世独传。”[2]这里所指“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之词”无不包含有怨的情感内容。而在边塞题材诗歌中“怨”的情感表现得更为丰富。杨林昕在《唐代边塞诗流源小考》[3]一文指出：“征夫之恨、久戍不归、思妇之怨，在《诗经》中也有反映，如《小雅・m杜》描写征夫思妇的悲哀，《王风・君子于役》写出了思妇对远征之亲人的怀念、牵挂、怅望、祈祷等复杂的思想情感。”而这种“怨”的表达，使这类题材的诗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从而在以后诗歌发展史上，“怨”成了永恒的抒情主题之一。之后的《楚辞》中虽无边塞题材的诗，然而“离怨”却是《离骚》抒情的全部生命力所在。从秦汉之后，无论诗赋、民歌，离怨都是抒情的重要母题。
这一“离怨”的抒情传统进入唐代，迎着唐代社会的大一统和高度繁盛，它便放射出了前代所未有的灿烂光芒。尽管如此，并不是说唐代边塞诗完全抛开了前代的传统，相反，它是紧紧依附于前代“离怨”的传统。如仅从诗题及诗题下的抒情基调看，唐代具有“离怨”色彩的边塞诗大多为沿袭前代的边塞诗题，如《诗经》中有《君子于役》题，到汉展为边塞题材的《从军行》，再到唐代，《从军行》便成了重要的边塞诗题，而且其中颇多“离怨”之悲。大部分涉及边塞诗创作的诗人几乎都有《从军行》的诗篇，如杨炯、崔融、骆宾王、乔知之、刘庭琦、贺朝、崔国辅、李昂、李颀、杜颜、刘长卿、顾况、姚合等等。而他们在此题下所表达的“离怨”之情便是承传了前代诗歌“怨”的抒情传统。另外，如《关山月》《陇头水》《昭君怨》《出塞》《燕歌行》《胡笳曲》《入关》《捣衣诗》《鸣雁行》等诗题几乎全部来源于传统边塞诗题，其中的抒情基调也在承传前代，吟咏离愁闺怨。显然，从诗题到诗题下所表达的“离怨”情结，唐代边塞诗的“离怨”色彩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正因如此，唐代边塞诗中产生“离怨”色
彩，从文化传统角度看是一种必然，而且因唐代诗歌的高度繁荣。这一色彩无论在抒情功能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二、从写作客体看，征夫、思妇生离死别的普遍心理创伤决定了边塞诗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基调为“离怨”
这是“离怨”色彩产生的基本现实因素。唐代边塞诗大多是诗人亲历边塞而作，或从戎入幕，或送兵出塞，或与征人戍卒有过接触。他们大多都对边塞的人、事、情极为熟悉，因而对写作客体能够从人性的深处理解他们、同情他们，能够以客观的心理状态用代言体的形式去描述、再现征人久戍不归或思妇独守空房的惆怅与彷徨，抒写他们的生存困境。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李白《战城南》）“羌敌无尽日，征战几时归”（高适《蓟门五首》之三）“佳人持锦字，无雁寄辽西”（崔道融《春闺二首》之一）等，无不是由征人思妇离别的伤痛所引发的怨恨与悲苦。另外，有些诗歌之中，写作客体就是写作主体自己。这些诗人大都有着亲历边塞的经历，饱尝边地之苦与离别之悲。而且，这类诗在边塞诗中占了绝大部分。
引发抒情主人公内心“离怨”情结的具体地又有以下几种因素：首先是由边地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征人的“离情闺怨”。如：“沙场三万里，猛将五千兵。旌断冰溪戍，笳吹铁关城。阴云暮下雪，寒日昼无晶。直为怀恩苦，谁知边塞情。”（乔知之《出塞》）尽管征战的气势浩大，然而又有谁能抵挡这艰苦环境的困扰呢？面对这艰苦环境，别离的悲苦油然而生。
其次是由久戍难归、生死未卜的恐惧所造成。如：“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戍号令严，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高适《蓟门五首》之三）面对“羌胡无尽日”的现实，在征人内心便产生了一种生死未卜、久戍难归的恐惧心理，又在这种心态之下，唯一的寄托便是对亲人的思恋及所体现的强烈的“离怨”情结：“征战几时归？”
再次是由边将无能而难保和平的现实所引发的征人内心的忧虑所造成。如“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燕歌行》）“战败仍树勋，韩彭但空老”（刘长卿《从军行六首》之五）等。将军的腐败无能牵动的不仅仅是征人对国家安全的关心，更牵动的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离别”之悲。
另外，思妇的哀怨是由对征人生命安全的无限关怀以及自身独守空房、无法共度幸福生活的内心情感所造成。如：“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画烛。”（张籍《征妇怨》）在这里，不仅是对征夫战死疆场、自己独守空房的怨与恨，更上升到对造成一家两代生命悲剧现实的血泪控诉。
因此，从写作客体看，唐代边塞诗中“离怨”色彩的产生是在严酷社会现实背景下对自我生存与生命状态的关怀而造成。
三、从写作主体看，诗人自我期望充当理想的社会角色与这一角色的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诗人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以“离怨”为抒情媒介表达出来
在唐代，由于社会的大一统，国力强盛，从而在社会士民中掀起了“生当报国死”的热潮。在这股潮流之下，尚武任侠与强烈的功名欲成了唐代诗人的普遍心态。而出塞征战疆场不仅能实现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同时从戎入幕也是进入仕途的很好途径。在这种背景之下，造成了诗人人格理想的亢奋状态，喊出“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崔融）等这样高昂的口号，把从军入幕而求仕途的渴望与征战边塞杀敌报国的豪情融合在一起。正如霍松林、傅绍良所说：“唐代诗人与唐代以前诗人相比，个性意识要强烈的多，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还有着十分醒目的自我形象的塑造。”[4]显然，他们所说的“社会责任感”是诗人的报国壮志，“自我形象”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功名的强烈欲求。然而，“在现实中要实现这两点却相当不易，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客观因素往往对主体起着巨大的‘反实现’作用。盛唐诗人就是如此，他们几乎个个都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压力，也造成了大大小小的失败和挫折。胸怀大志的诗人们在追求其人生理想的过程中，饱尝了失落之苦。”[5]正是在诗人自身的这一矛盾斗争过程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把“离怨”作为其中一个抒情媒介或诱因来表达对社会现实及其造成的尴尬的个人境遇的强烈不满。如“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崔融《关山月》），由胡笳勾起的强烈的离愁别恨，只能在每天深夜发出遥远无际的空叹，同时又只能在“旅魂惊塞北，归望断河西。春风若可寄，暂为绕兰闺”（崔融《塞上寄内》）的愁怨中安慰自己。
由此可见，从诗人创作的动机看，“离怨”色彩之所以出现于唐代边塞诗中，是由于诗人对自我生存境遇的不满，并用“离怨”这一媒介或诱因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宋）朱熹集注.四书五经・论语卷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74
[2]（宋）胡应麟.诗薮[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3.
[3]杨林昕.唐代边塞诗流源小考[J].甘肃高师学报，2002（1）.
[4]霍松林，傅绍良.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9.
[5]霍松林，傅绍良.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6-217.
（责编 张翼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