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发展困境及理论创新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传播学的发展困境及理论创新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自从传播学本土化这一命题被提出以来，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有了方向，本文通过从三个方面分析传播学本土化的发展现状，提供可能合适的解决路径。

【关键词】传播学；本土化

一、本土化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本土化是上世纪年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涌现的学术思潮，是对社会科学理论普遍“西化”作出的反应，我国传播学研究本土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大概是在1995年左右。

传播学的本土化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种是指简单地将外来的理论直接应用于本土社会；第二种是指在本土社会的基础上对外来的理论进行补充、发展；第三种是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这种原创理论的出现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在当地社会有其独特性，因而引发新的理论建构；二是有关的社会现象并非独特，其实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只不过是其他地方的同行视若无睹，没有进而探究，却给本地研究者捷足先登，“第一种移植式本土化在学术界的地位很低，因为当中缺乏创新，那只是重复应用。第二种修订式或是补充式的理论本土化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带有创新的意义，同时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第三种创新式本土化是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它不但是理论的开拓，也会为本研究社群带来最大的认同。”

在台湾地区，第一部传播学著作是徐佳士在1966年出版的《大众传播理论》。在香港地区，余也鲁在1978年首次译述出版了宣伟伯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在1980年出版了《门内门外：与现代青年谈现代传播》。在祖国大陆，虽然刘同舜、郑北渭、张隆栋早在1956年和1958年就分别翻译发表了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文章，但研究性的文章直到1978年才出现。这一年7月，郑北渭发表了《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引起了新闻学界的兴趣。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但是，这些还都不是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研究有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1982年，为了响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一主张在此后20多年中，是多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普遍认为第一次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的命题是余也鲁。他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香港）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余也鲁认为：“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召开。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着手讨论了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新闻传播学。”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作为中心议题加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明安香总结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所谓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为中国实践服务，研究和借鉴外国传播理论，概括和总结中国的传播观念和实践，建立自己的传播理论体系。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要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可一概否认，也不宜乱贴标签，而应该从实际出发，面向实际，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二、本土化研究的背景

中国拥有历史久远的传播活动。在有文字之前，人们最早使用口头传播，作为辅助手段还有图绳、图画、雕刻、烽烟等等。周朝起，就有了以甲骨和金石为载体的文字传播。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处士横议，诸子论战，游说诸侯，聚徒讲学，各国都设有驿站和传舍，传播活动变得频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修筑驰道、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社会传播活动更加畅通。

东汉时期蔡伦发明“蔡侯纸”，此后，纸逐渐成为主要的传播载体。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两者都为文字传播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自古多文人仕士，他们或著书立说，或咏诗作词，留下令人惊叹的文化财富。儒家、道家、法家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在世界范围内声名远扬。

三、问题及对策

（一）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根据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提供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如赖江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吴东权的《中国传播媒介发源史》（1988）、徐培汀和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2）、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1996）。

2、横向的中国传播学理论和传播问题研究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

如关绍箕的《中国传播理论》（1983）《沟通100：中国古代传播故事》（1989）、孙旭培的《华夏传播论》（1997）等。2001年底由童兵、邵培仁、戴元光等著名传播学者主持编写、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对20世纪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做出了归纳和总结。

3、从中国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所进行本土化研究蓬勃发展

如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3）、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1998）、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1999）、邵培仁的《传播学》（2000）。这些著作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国情为坐标，上下联通、古今并用，具有开拓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