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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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21世纪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事——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各地陆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让人们在城市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对于前文阐述的10种城市病，许多城市已经出台了许多救治的方案：设置政策障碍限制农民工进城务工、买房的“限进”；遇到交通拥堵对于汽车“限购”或者道路“限行”；拉闸“限电”；阶段性“限水”；冬季居民用气“限购”……甚至有馊主意设置考试门槛“限制孩子入学”，排长队看病又怎么能保障居民的就医质量？

这些破解城市病的策略仅仅只能救“表”，难以根治众多的城市病。根治城市病是一个系统工程，做好先期的城市规划是关键。正确认识中国城镇化国策之科学并恪尽职守地执行，更是重中之重，各地决策者应该绷紧这根弦。

让城市瘦身

在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期，各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过快，“人口苦恼”是个普遍的现象。世界许多大都市发展中都曾遇到过。

我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体与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的解体同步。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控制城镇人口增长的有效性，并不主要取决于户籍制度本身，而是与户籍制度紧密挂钩的城镇人口消费品计划分配体制相关。那个时代，人口的发展规划决定户籍增减的指标；户籍的数量决定政府配置城镇消费品供应的总量。任何个人，若不能获得政府分配的消费品供应指标，一般很难进入城镇生存。但是改革开放后，这个体制被市场机制瓦解了。随着粮食供给的全面市场化，我国原有控制城镇人口发展的最后一个政策工具失效了。

如果还拿计划体制控制和阻挡城市人口过快增长，无疑是历史的退步。农村人口蜂拥般进入城市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解放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外流，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凹地似的吸引了这些劳动力进入城市。

让城市瘦身，减缓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消弱大城市人口压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科学的规划。但是，本刊记者认为釜底抽薪的措施是城镇化的发展，国家和各省市的工业布局向城镇快速推进，并且搞好城镇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居生活的各项保障措施，让劳动者有事干，生活幸福。

疏通“肠梗阻”

交通拥堵不仅会导致经济社会诸项功能的衰退，而且还将引发城市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成为阻碍发展的“城市顽疾”。交通拥挤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出行成本的增加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而且也会抑制人们的日常活动，城市活力大打折扣，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随之下降。

要缓解拥堵现象，一方面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高现有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工具的运送效率，让人们在城市之间流动时，能有更多、更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在城市内部则要更加大力推行公交优先政策和发展轨道交通；另一方面必须提高包括中小城市在内的城市管理者水平，尤其是交警现场指挥应对能力，避免出现车辆严重拥堵。

调水解渴

北方城市普遍性缺水，城市水资源告急的形势越发严峻。北京成为我国最为缺水的大城市之一。北京的缺水与自1999年以来的持续干旱有很大关系，而人口的快速膨胀更不容小觑。

“我们加大区域合作，从周边省份调水争取更多的补给空间。我们用资金支援水源地调整生产结构，让密云水库上游流域居民退稻还旱，因为水稻不光用水多，还使用大量化肥，对水质有影响。北京市财政出补贴资金是为了让农民调结构、不减产，甚至收入逐年递增。” 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毕小刚透露北京的调水方案时说，“我们还要利用农村、郊区一些低洼地、老窑坑、旧河洼、砂石坑，结合环境的整治、水系的沟通，尽可能蓄积雨水。这样既可以改善用水，也可以和周边的绿化灌溉用水结合起来，也是开源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各大缺水城市都要严格管理水资源，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南水北调”是国家层面解决城市缺水的重要方略，加大水源地保护，则是保障所调水质的重要工作。

根治“城市便秘”

雨水排水系统作为保障城市安全和正常运转的重要市政工程系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暴雨除了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外，在专家看来，也暴露出城市内涝应急预案机制的不完善。

给排水专家、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赵树旗说，“很多老城区已经没有可能去打造像国外那么先进的地下排水系统了，现在地面上的建筑越来越多，交通总是很繁忙，牵一发而动全身，重新规划建设地下排水系统只能是空谈。即使只是增加布设一些排水管网，或者扩宽排水管道的直径这样的举措，也非常有难度。” 本刊记者观察发现，解决这种历史遗留性问题，只有增加一些临时抽排设施，比如应用移动泵车是比较可行、也能立马见效的方法。

对于新建城市，地下排水管道网必须做好科学规划，监督到位，施工到位，才能一劳永逸地做好“城市的良心”，彻底根治“城市便秘”。

节能与减耗

对于城市高耗能问题的破解，最好是建设生态型城市。生态城建设是解决城市温室气体排放高的一个很好的路径。生态城就是用生态学的规律来指导建设，使人和自然能够和谐共生。节能与减排，既能降低城市能耗，也可以减少城市污染，是一个系统的科学性工程。作为一个高效率的城市系统，就必须做到能源、资源消耗低，高效利用。

“低碳”是现代城市生活的要求，除了对新能源、煤炭的高效利用外，还涉及到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比如，建筑节能，我国建筑能耗约占全社会能耗的30%～40%。其实建筑节能，除了建筑本身的改造之外，与之相关的供热系统，如果做到分户供热，分户计表，按供热量收费，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少用一些高排放高污染的能源，尽量用一些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天然气、电能等清洁能源。

控制“毒素淤积”

防污与治污，是美好城市生活的开始。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城市的第二次转型，这种转型从目的上来说，就是从追求经济效益的城市化转变为使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对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化。

城市污水治理是一项长期且需大量投入的系统工程，其中涉及到城市基础建设，例如污水处理厂和收集管网的建设；公众环境意识的形成；技术手段的发展，乃至城市产业结构布局调整等诸多因素。

今年五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规划》提出，到2015年，全国所有设市城市和县城具有污水集中处理能力，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5%，县城污水处理率平均达到70%，建制镇污水处理率平均达到30%；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80%，其他设市城市达到70%，县城及重点镇达到30%；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利用率达到15%以上。

国家已经给城市治污画出了路线图，也给出了时间表。当务之急，显然是相关监管部门能够协力合作。各级政府对于清除污染隐患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与恒心，跳出“九龙治水水难清”的环保尴尬与困顿。

控制房价疯涨“疫情”

房价疯狂暴涨致使大多数城市居民买不起房，所谓的“刚需”成为助涨房价的主要因素。殊不知，更“刚需”的庞大人群，蜗居在“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他们是涌进城市谋生的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化，不仅仅是让广大农民工“进城”，而是让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

最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房价调控措施。但是，对于持续高攀的房价影响力很弱。本刊记者认为，国家应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在城镇和中小城市布局工业企业、商贸企业以及人口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岗位，大量吸纳农村劳动力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同时，完善城镇人居环境，提高城镇生活质量。

提高城镇生活质量，内容很多。首先是就业，维持一个人在城镇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要有一定的收入，就是说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第二是让“居者有其屋”，有方便的生活条件，电、水、气、通讯、交通等，还要有配套的医疗和教育设施。第三是有安全感，如果城镇的犯罪率高，而且人情冷漠，这就不符合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目的。

亡羊补牢，改变“睡城”

近年来，在不少大城市里出现了“睡城”式的新居民区。那里的居民每天上下班、接送孩子上下学苦于奔波。他们住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却不得不经常面对看病难、出行难、消费难、上学难等困惑。对于“居民就医难，孩子上学不易”现在补救的办法只能是“亡羊补牢”，见缝插针地填补建设一些中小学校和小医院。

可是，许多麻木的主政者，还是对于“睡城”的现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头脑里全是林立的高楼和宽阔的马路，辉煌的政绩。

警醒这类主政者，已经不重要了。国家应该出台重典，追究城市规划过程中遗忘了学校和医院等公众设施的规划部门，严惩和重处那些抢占学校和医院等公众设施规划用地的开发商，追究给这类开发商开绿灯或者睁只眼闭只眼的渎职者，以警示和震慑继任者！

另一方面，大城市周边的一些地方把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卖地、盖楼、建小区，推进城镇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城镇化被狭义地放大成了城镇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趋势。

让城市主政者和决策者认识到“功能完善是城市品质的重要内涵”。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应该注意城市的生产、消费、就业、医疗、教育等服务功能的全面配套，不仅满足城市产业发展需要，而且要与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需求相适应，即把宜居、宜业、宜商三者统一起来，避免人为造成功能单一、生产生活割裂，增加交通压力和生活成本。

城镇化发展或者卫星城建设，是破解“睡城”的有效途径，每座新城都应该科学合理布局行政区、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医疗教育服务区，既强调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又调整了简单复制建筑的城市扩张模式，转变了城市化只谈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传统思路。而是突出了产业功能、城市功能、生态功能“三位一体”的要求，实现了产城一体科学发展。

只有遵循科学的城市规划，遵循科学的中国城镇化发展蓝图，才能少走城市发展的弯路，才能让广大人民在城市中幸福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