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我国的环境问题传播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建构主义视角下我国的环境问题传播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近来，各种环境事件报道再次将我国环境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沙漠惊现巨型排污池、北方持续重度雾霾、河南荥阳遭蝗灾、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等，环境事件屡屡爆发。环境事件事关不同群体的利益，进而形成争议，并极易通过网上网下的舆论互动上升为。同时，环境问题的公共属性使之容易引发全球性的舆论关注。西方媒体对我国环境问题长期以来持“妖魔化”态度，把我国描绘为“世界的烟囱”、“肮脏的中国龙”， 制造“环境”，借助环境议题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进行攻击。①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之后，我国面临着更大的环保压力。面对问题和压力，我国媒体在环境传播、环境危机应对等方面呈现出不足，“有事才报”的被动型态度、单一的“科教宣讲”模式，不仅不能有效应对国内外的批评，亦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在退耕还林、节能减排等方面付出的努力，因而其在环境传播中应有的功能和责任不能主动发挥。正是从这一“问题论”出发，本文提出了环境传播的系统建构问题。
环境传播，是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传播实践与方式。②英国学者考克斯把环境传播研究分为两种取向，实用主义驱动模式的研究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对环境议题中信息的封装、传递、接受与反馈等过程进行探究，具有内视型特征，偏重传播业务研究;建构主义驱动模式的研究，则用开放的视角倡导，通过话语、修辞等方式建构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宏大命题，更加关注自然和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③
西方社会的环境传播研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从实用主义到建构主义、从对环境事件报道的业务研究到“大传播”视角下对环境问题系统研究的历程。正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寂静的春天事件”、“拉夫运河事件”、“环境正义争论”等一系列环境事件和环境运动，催生了对环境传播的研究。其后，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不断被拓展，从环境新闻报道延伸到环境危机传播、环境话语营销、环境政治与社会公平、环境哲学与生态批评等诸多领域，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文化、外交诸多领域，从深层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上解析环境传播问题，建构起了环境传播研究的宏大视角和多重路径。
综观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不是单纯的“公用地悲剧”，④而是社会问题的投射，因此必须从社会层面揭示其复杂性，建立起联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力量的传播体系，从而完成构建社会共同体、良性环境系统和培育健康伦理观念的媒体责任，完成对环境问题从被动传播到主动建构的转变。这就提出了环境传播研究如何突破当前的单纯提出问题、流于业务经验总结的实用主义驱动模式，对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挖掘和有效的策略建构，揭示环境问题背后的复杂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从更具建设性的视角去建构和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应对舆论压力、全面整合社会资源、传播良好环境形象等问题。
（一）各种突发性环境事件是环境问题传播的由头和主体
近年太湖蓝藻、汶川地震、日本核泄漏、北京特大暴雨、广西重度镉污染、渤海湾油污、松花江油泄漏、河北钢铁公司大气污染、上海松江死猪、全国范围的重度雾霾等不断见诸媒体的环境事件，“显化”了当前的环境问题，带动环境议题到达公共政策和公众意识层面，进而整合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这种“有事才报”的被动型报道常常带来各种负面传播效应。
（二）我国当前的环境事件和环境问题传播因其“人祸”特征和“宣教”模式而常常伴随着公众的情绪传播
环境报道常流于问题表象，缺乏深度思考和追索精神，缺乏对问题的深层挖掘和根本解决，因此常引起社会情绪的“累积”，如各种网络流行语、段子等对雾霾的调侃和不满，对环保部门和官员的批评等。这种情绪传播引发的负面社会影响及其联动效应，不仅使环境问题传播风险化，而且可能累积促成重大社会矛盾，造成的发生。
（三）环境传播呈现出危机倒逼态势
当某些突发性环境灾难降临时，公众如果无法从主流媒体获取有效信息，就会转向“另类媒介依存”――借助修辞策略制造媒介事件，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动员群体力量，发起舆论浪潮抗击主流话语，或者借助国际舆论促使“反话语”空间生成，从而完成对事件的深度介入和话语权实现，形成公共话语对主流媒体传播的倒逼态势。⑤
造成当前环境问题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媒体传播的外部环境、内在动力和传播中的利益互动，对环境传播行为和效果都在发挥着作用。
1.环境议题的媒体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全球化背景、新媒体语境、特殊的新闻传播体制、公民民主参与意识增强等，使公众所要求的“环境公平”、“信息民主”与媒体受政治和经济势力浸淫表现出的“自利”倾向和控制范式产生冲突，民间舆论场的“反话语”空间常常导致主流话语危机。
2.媒体环境传播的内在动力不足。媒体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它会在广告驱使下鼓吹“消费主义”，强调“人类中心”，而不会对没有利益回报的公益议题投入过多的关注。环境议题的公益性、风险性与媒体利益诉求的冲突，必然导致媒体环境传播的内在动力不足。
3.良性环境传播机制缺乏。媒体所处的社会结构网络决定了环境传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本逻辑和政治框架等影响，在资本逻辑天然地对公益不感兴趣、政治框架本能地回避各种风险议题的现实中，有效的媒体环境问题传播机制难以形成和发挥作用。
发挥媒体环境传播功能的方法
我国当前环境传播的首要难题在于社会共识和社会合力不能有效形成。而要改变环境传播被动的“倒逼”格局，就必须从当前的问题出发，用建构主义的立场去主动传播，把环境问题上升为辐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公共领域，涉及媒体规范、社会管理、公民素质等不同层面的公共议题，建立起媒体促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环境传播”体系。因此，环境传播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媒体将公众对环境危机的关注和参与的民主理念、权威专业机构的技术理性和行政部门的决策机制有效地连接起来，完成“媒体驱动型”社会动员使命和整合危机传播的有效模式，从环境倒逼逆转为媒体对整个社会的促动。媒体作为传播的核心主体，起码要担负起三项责任：环境问题报道、舆论监督和社会抚慰;培育健康的环保伦理观念，对内展开社会动员和公共教育，对外改善国家环境形象;充当社会驱动力量，沟通协调、整合社会。具体建议如下：
（一）建立“媒体驱动型”社会动员、公共教育、沟通协调机制
以媒体环境报道为驱动，整合一切社会力量推进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解决，这是优化当前环境传播的首要命题。
（二）建构环境传播的“意义”
通过事实的客观呈现和环保“意义”的正面输出，从行为习惯、环保意识、社会文明等不同维度和层面去推动环境问题从“偶然关注”到形成社会共识，引领社会风气，培育公民素质，彻底改变环境问题的倒逼格局。
（三）建构环境问题传播的有效模式
梳理当前环境问题传播的基本范畴，提出环境问题传播的基本原则和整体框架，在此基础上探索具体有效的传播模式和方法。
（四）设计和完善媒体环境问题传播的机制和路径
建议政府通过政策手段、经济手段，增强媒体环境公益报道的动力;建议媒体建立和政府、企业的联动传播和“合力”机制，通过设定公共议题、开展大型活动、专题培训等手段进行面向全体公民的环保教育等。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政策传播的路径和效能研究”（批准号：13BXW026）阶段性成果、郑州大学新媒体公共传播研究中心成果】
注释：
①郭小平：《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环境形象建构――以〈纽约时报〉 “气候变化”风险报道（2000～2009）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4期，第18～30页
②Luhmann.N.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J.Bednarz，Trans.）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③Cox， R.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Sphere.London：Sage，2006
④“公用地悲剧”由英国学者加勒特・哈丁1968年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提出，意思是公用场地常因个人无法独占而不被珍惜
⑤刘涛：《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J]，《新闻大学》，2009年第4期，第102页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