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战狂人长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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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周刊》编辑部遭袭后，接二连三的恐怖事件让刚脱下新年盛装的巴黎蒙上了一丝悲壮的阴影。有着“魅力大道”之称的香榭丽舍大街充满了防暴警察、检查站、救护车、慌乱的人群……

事件的元凶库阿奇兄弟并不是潜入法国的中东，而是生在法国，说着流利法语的第二代穆斯林。在常人的印象中，法国社会一直标榜着“自由、平等、博爱”，可为何这对生长在共和旗帜下的库阿奇兄弟最终会诉诸暴力呢？

“来到了一个不该来的地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库阿奇的父亲老库阿奇为躲避战乱，辗转来到法国巴黎。而随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数十万在法军枪口下活下来的战争移民，植根在那一代人内心的，是一段痛苦而难忘的记忆。

库阿奇兄弟出生在巴黎郊外的热纳维耶。一直以来，热纳维耶被法国人称为“小巴格达”。破烂的木板房、污水四溢的街道，还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穆斯林移民，使热纳维耶成为当时欧洲最臭名昭著的移民区之一。就连巴黎的警察也不肯涉足于这片肮脏的土地。

远离家乡的感觉是孤单的，但更让人失望的是当地人的冷漠。

老库阿奇也曾期待，自己一家人能在欧洲这片富庶、文明、宽容的土地上自由地生活。然而，一度标榜人性自由的法兰西，早在他们踏上这片土地之前，就关闭了文明的大门。

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的确比在阿尔及利亚山区时有所好转，一家人也搬进了一套像样的板房内。但作为移民的他们每当想起被边缘化的生活，心中的苦痛便时刻得不到慰藉。

老库阿奇逐渐发觉，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他们都是最穷的人。这不仅意味着自己的低收入，而且还包含了他们毫无机会提升的社会地位。很快，伤心的老库阿奇放弃了尝试，整天以抽水烟袋度日。很快，他便得了重病，撒手人寰。

“我们来到了一个不该来的地方！”老库阿奇死前，握着孩子们的手，说了最后一句。

凄惨的生活

老库阿奇去世后，母亲便一个人负担起了全部家务。

为了养家，母亲成了一名制鞋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周七天。可这些钱也仅够一家人买一些土豆和面粉。库阿奇兄弟俩年纪轻轻，就要学会如何应对饥饿的生活。

和大多数的第二代穆斯林移民一样，懂事后的库阿奇兄弟还要面对欧洲人的歧视。虽然听母亲说向阿拉祷告就能拥有力量，可他们始终不解，为何自己想跟邻近的白人孩子交朋友时，孩子的父母总会对自己恶语相向？

对于两兄弟来说，最快乐的事，便是和邻近的索马里孩子们一起在篝火堆外玩耍，然后大睡一觉，在梦中想起父亲生前所描述的在北非的沙漠中嬉戏的情形。

他们的母亲――年轻的库阿奇太太，的确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每天工作回来后，她接着要面对的，是一栋没有炉子、没有取暖器的破败房子，还要独自一人为孩子们讲故事。然而，母亲依旧对着《古兰经》坚持祷告，期盼阿拉会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

但有一天午夜，一群声称自己是“法兰西民族战线”的暴徒们冲进热纳维耶的穆斯林街区。满身酒气的他们提着棍棒，见人就打，说是要教育一下穆斯林，“让他们赶快滚出去！”

来自生活和社会的双重压力，让曾经坚强的库阿奇太太再也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她想以了结自己生命的方式来质问阿拉：为何她这么努力，生活却依旧如此窘迫？

一条不归路

库阿奇兄弟失去了母亲，但生活还要继续。两兄弟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哥哥赛义德到巴黎第十九区的家具厂做工人，他工作卖力，待人友善，但依旧无法避免欧洲老板投来的蔑视目光。

弟弟谢里夫的日子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在南部的蒂勒市寻得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唯一的消遣，就是和其他工友们唱Rap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在库阿奇兄弟漂泊的近十年的时间里，欧洲的穆斯林人数快速增长。欧洲人从九十年代起就已经感受到了强大的穆斯林人口威胁。

和已经“沦陷”了的热纳维耶一样，很多城市的社区像马赛、尼斯、杜塞尔多夫、莱斯特……汹涌如潮的穆斯林正在更改着该地区原有的文化、语言，甚至宗教。

而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在9・11事件之后，逐步激化，一直到白热化的状态。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打响，法国社会内部又重新出现了反穆斯林高潮，谢里夫越发感觉在南部的紧张态势让他无所适从。于是他决定回到巴黎，投靠哥哥。

然而，令他万分没有想到的是，巴黎的情况其实比蒂勒市更糟。每天，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上地铁，他们都要面对警察们的各种盘问。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赛义德拿到了一个小册子，上面将法国穆斯林的窘境描写得淋漓尽致，册子上说：只有发动圣战，才能使我们复仇。

尽管兄弟俩也认为这个观点过于激进，但每每想起欧洲人对待他们那趾高气扬的眼神，想起父亲、母亲的悲惨遭遇，兄弟二人就坚定了决心。

于是，二人联系上了“组织”。不久，他们乘上了去也门“伊斯兰学校”的班机。

十年后，一场发生在巴黎的悲剧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