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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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者通过钱锺书《石语》与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之对读，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讨文本内外如何形成“互文”的关系，并尝试从两种不同文本中寻找出一个共同的切入点。虽然《石语》与《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之文体特征有所不同，但钱锺书与黄曾樾都以记录的方式，表达了对前辈学人陈衍的尊敬和追思怀念之情，他们用各自的文字，恰如其分地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并重构前辈的学术话语。
关键词：记忆;寻找;《石语》;《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互文;还原
“记忆”和“经验”可作为进入文本的切入口，基于此，笔者以钱锺书《石语》与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作为主要讨论对象，将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解读。
钱氏与黄氏都曾受教于近代同光体诗人陈衍，他们以“记述”的方式，不仅记录了前辈学人陈衍对学问的精辟见解，而且将他们的“记忆”和“经历”的主观因素带入到文本之中，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学术趣味。
从这一点来讲，可以发现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文”关系。这里所说的“互文”并不局限于文本的语言特征，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所谓的“旧缘”和“记忆”的因素在文本中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试图探讨两者之间的“互文”关系到底如何体现，并从两种不同话语中寻找一个共同的切入点，也许值得我们思考。
一、“旧缘”与“记忆”
写于1938年的《石语》是钱锺书（1910-1998）与陈衍（1856-1937）在1932年谈话的文字记录，属于具有私人性、史料性和学术性的札记。此书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才以单行本形式正式出版{1}。据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郑文林回忆{2}，1995年7月18日下午，郑氏到了钱锺书家，当时钱锺书已病重住院。杨绛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沓手稿对郑氏说，这是钱锺书六十年前写的原稿。全稿用文言记述，竖写，有断句无标点，也有认不清的地方。郑氏建议，为了读者，影印之后，再附一个标点排印本，得到了杨绛的同意。杨绛并向郑氏推荐了周振甫。此后，郑氏负责点校，周振甫在点校的基础上进行订正。虽然原稿篇幅不长，但它涉及许多人和事，包含许多文献知识和掌故，而且还有不少错字、误字和异体字，包括一些认不清的字等。经过点校者们的一番校勘补正，整理稿才送去排印。③
《石语》出版后，受到读者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报刊上有数十篇文章热评此书：有的讨论其学术文化意义，有的考证其内容掌故，也有对该书的校注乃至标点提出商榷、补充或修正的，甚至还有人对此书出版原委妄加猜测。据责编郑文林说：“《石语》是钱锺书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1}而一篇旧稿的突然发现与公开出版竟然打开了人们的视野，有助于更好地接近钱锺书其人、其文和其事。因此，对钱锺书全部著述来讲，《石语》可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钱锺书《石语》序云：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日，石遗丈八十生辰，置酒苏州胭脂桥寓庐，予登堂拜寿。席散告别，丈怃然曰：“子将西渡，予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余以金石之坚，松柏之寿，善颂善祷。丈亦意解。是年冬，余在牛津，丈寄诗来，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等语，余复书谢。以后音讯遂疏。二十六年夏，得许大千信，则丈以疝气卒矣。欷[惝U，为诗以哭。中日战事寻起，而家而国，丧乱弘多，遂无暇传其人，论其志行学问。息壤在彼，斯愿不知何日偿也。犹忆二十一年阴历除夕，丈招予度岁，谈甚欢。退记所言，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因发箧陈稿，重为理董。知人论世，或可取裁;偶有愚见，随文附注。至丈奖饰之语，亦略仍其旧，一以著当时酬答之实，二以见老辈爱才之心，本不妄自菲薄，亦何至借重声价。题曰《石语》。天遗一老，文出双关。今也木坏山颓，兰成词赋，遂无韩陵片石堪共语矣。呜呼！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八日默存记于巴黎客寓。{2}
钱锺书在《石语》序言中追忆了前辈学人陈衍对自己的关怀和教诲。无论是寿宴告别，还是万里赠诗③，通过短短的文字，可以明显看出他与前辈陈衍之间交往甚密，也可感受到钱锺书对陈衍深深的怀念之情。
其实，自从陈衍逝世后，钱锺书早在他的几篇旧体诗和书信中，已坦诚表达出对陈衍的仰慕。其诗曰：
新诗高妙绝追攀，欲和徒嗟笔力孱。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颇相关。半年行脚三冬负，万卷撑肠一字艰。那得从公参律句，孤悬灯月订钝顽。{4}
此外，钱氏在他的两首挽诗中写道：
几副卿谋泪（先生《续诗话》，评余二十岁时诗，以汤卿谋、黄仲则为戒……），悬河决溜时（先生甚赏放翁祭朱子文“倾长河注东海之泪”云云。余按此说本《世说》顾长康自道哭桓公语，一作“悬河决溜”）。百身难命赎，一老不天遗。竹弘通学（先生尝语余其生平似竹者若干事，集中有诗言之，论清初学人亦最推朱，盖其博综略类……），桐江瘦淡诗（先生诗学诗格皆近方虚谷。时人不知有《桐江集》，徒以其撰诗话，遂拟之随园耳）。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
八闽耆旧传，近世故殊伦。蚝荔间三绝（……先生集中七绝尤胜于五古），严高后一人。坏梁逢丧乱，撼树出交亲。未敢门墙列（宋严仪卿之《诗话》、明高廷礼之《品汇》，皆闽贤挹扬风雅、改易耳目者。先生影响差仿佛之），酬知只怆神。{5}
在这两首挽诗中，钱锺书还附加了诗句注释，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由此可见，上述内容既体现了钱锺书自己的回忆，又展示了另一层面的历史，这就有助于走进篇幅虽短小、却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石语》，同时也有助于凸显本篇论文的重点，可谓是《石语》中独具特色的“可读性”{1}以及其意义所在{2}。
作为与陈衍谈诗论人的记述，由黄曾樾（1898-1966）记录的陈衍原话可以和《石语》相提并论。所谓“原话”，指的是脱稿于1930年7月的《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以下简称《谈艺录》），据黄氏自云：“是册为丁卯冬从先生学诗时，将所闻于函丈者，随时记录之。其已见于先生著作者，均不记。”③因知其所记为1927年冬陈衍谈诗语。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曾在《石语》中提及黄曾樾的《谈艺录》，一是在序言中称：“退记所言，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4}二是在陈衍批评王壬秋（王]运）的批注中云：“参观黄曾樾记《谈艺录》。”{5}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两者的共同点。
黄曾樾，字荫亭，曾在法国留学，致力于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并担任过福州市市长，从事市政方面的工作。他的著作有《老子、孔子、墨子哲学的比较》（里昂大学毕业论文，法文版，1925）、《陈石遗先生谈艺录》（1931）、《埃及钩沉》（1940），此外还有《慈竹居集》、《慈竹居诗续》、《慈竹居丛谈》等⑥。
黄曾樾有不错的家学渊源。他的祖父黄汝铭是清同治末年贡生，曾任尤溪、长乐、福清等县教谕。生父为黄闽庠，因伯父黄梓庠（清光绪丁酉拔贡）去世无子，祖父就把3岁的黄曾樾过继给他。黄梓庠虽然早逝，却是永安书法篆刻名家，黄曾樾曾经刊印过一本《S澹庵先生印谱》纪念父亲。有一年笔者去永安，还有幸看到黄梓庠印展。黄曾樾6岁入私塾，少年时曾受教于永安拔贡、知名诗人聂诗维，后被人称为“永安才子”{7}。
而自黄曾樾留法归来，有幸得到陈衍指点，诗艺大进。据相关资料{8}，黄氏性喜交友并善于投师求教。那时，陈衍在福州很有名望。1926年，黄氏由林庚白介绍，到文儒坊拜在陈衍门下学诗，并协助陈衍编纂《福建通志》，为其搜集资料{9}，抄写著述，校对文稿。两人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建立起融洽的师生关系。对此，我们从黄曾樾所写的几段文字中，可以清晰看到相关线索：
舌底潮音不可听，海棠两树亦凋零。重来花下谈经地，剩有苔痕似旧青。
缣缃零乱蠹鱼肥，盛业千秋事可疑。剩有一楼山四面，峥蝾无语对孤嫠。{1}
曾樾幸生同乡国，自有知识，则知景仰先生。窃揆昧，不敢自致于门墙。丁卯孟冬初弦，由董仲纯丈介谒先生于文儒坊三官堂之匹园，呈诗文为贽。师年七十有二，精神矍铄，长身颁白，貌清癯，望之如六十岁人。谈论精采焕发，娓娓无倦容，乐育之意，面盎背。嗣后每遇休沐，常随杖履。其说诗旨趣，大抵散见于所著书中，有所请益，必为畅言。退而录之，以备遗忘。随闻随记，无有汇次，名曰《谈艺录》，纪实也。{2}
这两段文字虽然文体不同，但都既抒发了黄氏对恩师的敬重，也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此相关的是，陈衍曾在他的《石遗室诗话续编》中多次提到黄曾樾：
永安黄荫亭曾樾，法国哲学博士。嗜诗古文词，尝记所请益于余者，为《石遗室谈艺录》。余已采其诗入诗话，大略七言绝句为上，七言律五言古次之。③
从中可以看出陈衍对弟子的赞赏和鼓励，并格外重视弟子的诗歌才华，师生关系亲密无间。
显然，钱锺书与黄樾在各自的求学生涯中，前辈的教诲对二人的影响相当深远，他们都曾深得前辈厚爱，并寻求前辈指点。虽然《石语》与《陈石遗先生谈艺录》的文体特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以记录的方式，表达了对前辈学人陈衍的尊敬和追思怀念之情。可见，二人与陈衍的交往经历，可以作为他们的共同点;此外，《石语》与《谈艺录》皆呈现出陈衍的诗学观及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意义，就此而言，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因此，我们将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二、《石语》与《陈石遗先生谈艺录》的互文解读
《石语》与《陈石遗先生谈艺录》既作为以“记录”为形式的文章，也记载了前辈的话，融学术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于一体。作者在相近的时间段听闻与记述，虽然《谈艺录》成文和出版的时间都早于《石语》，并且，黄曾樾认识陈衍也先于钱锺书，但二人都努力传承前辈的诗风与诗学理论，且均涉及前辈和晚辈之间的思想交流与互动，在潜移默化中相互影响，获得了启发、感悟与心得体会。
由此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等同于在传统意义上以知识为中心的授受关系。这些晚辈作为记录人，虽然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成文语境，但无论是前辈的“诗友”还是“弟子”，前辈都成为他们在以后漫长的学术研究道路上继续深造的桥梁;虽然钱氏和黄氏有各自的成长经历和背景、迥然各异的学术取向以及不同的治学风格，但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认真借鉴前辈的经验，缅怀前辈的学术成就，从而体现出各自的人情、学养和趣味。
对喜爱“古诗”和“古诗评点”的钱锺书来说，这不仅反映着他个人的兴趣爱好，他也确实离不开前辈学人的教导和影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旧体诗”创作和“诗学”研究。这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即“作诗”的基本要求，以“古诗观”和“学人之诗”为代表的诗学观念。
钱锺书从青年时代到晚年一直坚持旧体诗创作。实际上，新文学作家里，确有不少人从事旧诗写作，他们在不同的表达方式中，体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而对钱锺书来说，旧体诗创作显然让他感觉兴味浓深。他以“中书君”、“默存”等为笔名，以自身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凭借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文学感觉，从处女作《无事聊短述》{4}开始，不断写出了大量的旧体诗作，并将其寄呈陈衍等前辈学人，以相互赠答，并由此得以相互阐发。
钱锺书自觉地意识到“诗”与“文”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区别和联系，甚至还可以说，他的旧体诗作较为接近宋诗的特色与风格。这使他对旧体诗的看法与一般新文学家不同：“而中国的‘旧’诗恰恰在缺憾处显现出其品质，以其自身的长处取得平衡。如果不说激情洋溢，它也是高蹈雅致的。即便不算深远奥妙，它也至少是脱离了艰涩隐晦的。”{1}由此可见，钱锺书对旧体诗这一文体表示了坚持与肯定，并将自己的兴趣寄托在诗作中，体现出文人的“真性情”与超然心态。
此外，钱锺书也在自己的诗学研究中流露出浓厚的个人趣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对“宋诗”的偏爱。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他与当时的“宗宋”诗潮及诗人相联系，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那些前辈学人的熏陶{2}。但需要指出的是，当钱锺书面对学术问题时，始终保持了一种独立意识，这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批评姿态和批评立场上。换句话说，力求有“分寸感”的批评姿态，使钱锺书在后来的学术历程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同时具备了“诗人”的审美趣味与“学者”的专业学养。
与钱锺书一样，作为晚辈的黄曾樾谨记前辈的教诲，这里包括陈衍的诗学观及旧体诗创作。诚如黄氏在《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中所说：“吾师陈石遗先生，则不唐不宋，不汉、魏，不六朝;亦唐亦宋，亦汉、魏，亦六朝。《三百篇》为体，经史诸子百家为用，其著《诗话》，编《诗钞》，鼓吹之力，盖自有说诗选诗以来，得未曾有焉。”③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黄氏十分重视师承，并留下了引人注目的诗歌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黄曾樾的诗作，陈衍作出过评价，《石遗室诗话》中有相关表述，文云：
永安黄荫亭（曾樾），弱冠毕业法兰西里昂大学。而夙耽旧学，其师法国老博士某，甚器之，使著《中国周秦诸子哲学概论》，著录巴黎图书馆，得赠哲学博士，中国人所未有也。归国从余游，致功诗古文词者甚挚。诗工绝句，如《到南平》云：“玉屏杉翠塔尖迷，海鸟惊疑返故栖。倦翮欲休休未得，旧巢更在万山西。”《与养清弟同宿青州》云：“襟期湖海乐长征，劳燕东西岁十更。谁意青州三月暮，弟兄茅店听鸡声。”《到沙县》云：“土语虬溪混故乡，城西孤塔插天长。到来浑忘身仍客，此去家还五舍强（离永安百六十里）。”《到家》云：“岁岁还家梦始真，还家景物太愁人。可怜一只辽东鹤，小别才经十五春。”《归舟》云：“闽江水势泻如倾，船似蚕丛峡里行。一过洪山回首看，滔天巨浪咽榕城。”《看菊》云：“秋圃忘忧恍举杯，夕阳迟我共徘徊。群芳尔怨风霜酷，风紧霜严菊始开。”《秋夜》云：“荒园料峭病槐黄，缺月云阴吐晚凉。我与寒鸦共萧瑟，更深来此对秋光。”取势皆不平衍。古体音调多凄恻，盖荫亭早失怙，而留学异国数载，丧其配偶，归家始知，故《到家》一首云然。《秋夜》五言古云：“夜阑群动息，明月生树端。多情入我怀，起坐为长叹。凭栏一东顾，关塞路漫漫。凉飙吹衣裳，百感摧心肝。家家御棉纩，吾家衣葛单。离乱双亲老，江湖一雁寒。粗粝苦难饱，安敢祝加餐。岩霜更凛冽，摧折九畹兰。愧无漆园达，一念一骼健｀翟瘴迥瓯穑恒沙量悲欢。万缘蚊聚散，独剩此心丹。落拓男儿事，肯歌行路难。”中悼亡语亦沈痛。《哭赖静轩》云：“常存嘤求意，欲罄天下才。几人得如君，使我怀抱开。气同性绝异，相得殊怪哉。平生喜纵酒，挈徒饮巷隈。畏酒常懦我，顾喜邀我陪。笑谓天下事，付此酒一杯。嗒然真丧我，玉山方将颓。吾虽昧兹乐，窃怜君志灰。黄垆复经过，此路为君回。西州华屋泪，今始知其哀。长安势利薮，朋友干戈媒。人琴渺何许，绕屋空徘徊。”笔意倜傥不群。《游摄山》云：“言访桃花涧，披榛更越峦。五峰屏四面（山有五峰），一壑径千盘。旁午如将暝，观天似未宽（一线天在桃花涧左）。俗缘浑忘却，林鸟共忻欢。”又句云：“山静蝉逾噪。”翻前人语，视“一鸟不鸣山更幽”较便。{1}
陈衍在他的著作中，把弟子所作的佳诗佳句列出来，认为黄氏做得最好的是绝句，故评为“取势皆不平衍”、“古体音调多凄恻”、“笔意倜傥不群”等。在这段文字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黄曾樾具有的诗人骨气{2}。
由此可见，钱锺书和黄曾樾都曾用心“学诗”与“写诗”，同时也在前辈的谆谆教诲之下，以诗作尽显内心的“真性情”。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宋诗的喜好，更体现出二人对古诗的特殊感受。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感受并非局限于诗歌鉴赏层面，而是作为一种进入“学问”时不可缺少的途径和方法、理论根底和诗学信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或许也可以说，他们这些晚辈的“感受”乃是出于对前辈的尊敬，并加上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学识修养。这一点在《石语》与《谈艺录》中有充分的显现。
下面将要讨论的是在《石语》与《谈艺录》的文体特征基础上进行的互文解读。表面看来，二者的文体颇为相似，细查实有不同。《石语》与《谈艺录》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黄曾樾乃是以前辈的价值判断为标准的如实记录，因为他从来都十分注重作为弟子的本分。
而相对于《谈艺录》文体的严谨，《石语》作为前辈与晚辈之间的私下谈话，更是零星琐碎。诸多随意性的书写，集中体现在钱锺书对前辈的话所加“按语”这一独特写法上。这些“按语”有二十多条，散见于全篇各处，包括天头地脚与正文中，十分引人注目。这里不妨略举几例：
（一）对王]运的微词③
（丈）曰：……人以“优孟衣冠”讥壬秋诗，夫“优孟衣冠”，亦谈何容易。壬秋之作，学古往往阑入今语，正苦不纯粹耳。至以“泥金捷报”入诗，（按：参观黄曾樾记《谈艺录》。）岂不使通人齿冷。
锺书对曰：“湘绮晚年作品，纯乎打油体。早年《夜雪集》中七言绝句，已不免英雄欺人矣。即如《圆明园词》此老压卷之作，尚有‘即令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等语，宁非俳体乎？”
丈曰：世兄记得多。
按一：《湘绮楼日记》第三十册，自称其诗“不古不唐不清，适成自由体”，可谓有自知之明。其诗中俗语有甚于“泥金捷报”者，余别有检举，当时未及。
按二：此种句法庾信最多，湘绮想学而得其短处耳。
（二）有关论诗的讲述{4}
丈曰：……论诗必须诗人，知此中甘苦者，方能不中不远，否则附庸风雅，开口便错，钟嵘是其例也。
按：详见《诗品平议》卷下。此说实发于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余别有考论。详见拙作《中国文学批评之假设》{5}一文。
（三）关于陈宝琛诗的评论{1}
丈曰：……陈|庵是翰苑出色人才，做八股文、赋试帖诗、写白折子，皆拿手当行。二十年刮垢磨光，诗文卓然可观，字亦有涪翁气息。
锺书曰：“丈《匹园诗》所谓‘黄书楹帖苏书扁，亚字阑干d字文’者也。”
丈大笑曰：世兄记老夫诗熟。
锺书曰：“|庵书终似放脚娘姨，不甚自在。梁武帝评羊欣所谓‘举止羞涩’者有之。”
按：“娘姨”二字出处见《萝摩亭札记》卷十六。
（四）关于赵熙的论述{2}
丈曰：……赵尧生与余至交，恨近来音问不通。其诗沉挚凄凉，力透纸背，求之侪辈，豁焉寡俦。余前日于卧室悬其赠余楹帖，清夜梦回，忽思得联语悲苦，大似哀挽。悬处适有余小像，则似遗容，非吉兆也，亟撤之。
按：此过相标榜。尧生诗甚粗率，石遗称之，有深誉，此卢询祖对卢思道语用意。
锺书问曰：“联语是‘一灯说法悬孤月，五夜招魂向四围’否？”
丈曰：何以知之？
曰：“读公《诗话》知之。汪辟疆作《光宣诗坛点将录》，亦引此为丈赞语也。”……
按：后晤辟疆，知丈以《点将录》中仅比之为神机军师朱武，颇不悦。余亦以为辟疆过也。
所谓“按语”，可以作为一种文学评论的重要文体，并具有鲜明的指向。不难发现，无论是“好话”还是“微词”，无论是“讲述”还是“评论”，我们在《石语》中，能够看出钱锺书与前辈之间的对答如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氏运用“按语”这种形式相当熟练自然，与其应答相配合，足以将自己的“声音”发挥得更加充分，显示出才气横溢。而这种“非体系性”的札记式文体，可谓钱锺书在写作与治学上一直追求的文章风格。钱氏后来在文学创作中，也吸纳了从西方舶来的“随笔”。可见，对追求内心自由的钱锺书来说，不分古今中西，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实现了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打通”。
此外，在二人谈话中，亦不难看到融洽的前辈与晚辈的关系。作为前辈的陈衍，真情自然，出语率直③，全然没有辈分的间隔。而对青年钱锺书来说，借助相关说法，与其说是向老先生学几招，不如说是找到了给前辈“表演”节目的好机会。于是，见缝插针，或“补充”，或“引申”;或“帮腔”，或“助兴”。这种所谓“表演”，除具有满足心理需要的功能外，也正是读书向上的一种“兴趣”和“动力”{4}，足以使他津津乐道。而在表达自己“读书之乐”的同时，也自然透出一股聪明伶俐的神气。
黄曾樾所编辑的《谈艺录》中陈衍的原话共四十八则，与《石语》相比，它所涉及的文人较多，相关话题也不少。前者有清代诗人如吴伟业、王士G、厉鹗、朱仕L、王]运、林纾、严复、陈三立、易顺鼎、郑孝胥等，不难看出福建文人占了不小比例。后者谈到了唐宋诗家和诗风的变迁，乃至近体诗的写作问题{5}，亦有作诗的基本要求、方法和态度，以及文章与人品之关系等诸多话题，甚至还对《红楼梦》展开有趣的讨论{1}。试举其中几段文字：
（一）对历代诗人的评说
[第四则] 师云：学文字当取资大家。小名家佳处有限，看一遍可也。唐之杜、韩、白，宋之苏，此四家集，可取资者十五六至十七八。杜则人知其好矣。世尊韩文为文章泰斗，而韩诗之工，实在文上。白诗号称老妪能解，皆非白之佳者，其佳境颇非前人所有。韩、白二家，皆能于李、杜外另辟境界，皆人杰也。苏得于天者甚优，其运典之灵敏确切，黄、陈二家亦能及。双井固佳，然实无若何深远高妙处。此外则放翁、诚斋耳。陆取其七律七绝，杨取其七绝五七古。清初诗人，王、朱外足观者少。嘉、道间，程恩泽、祁隽藻尚有取焉。{2}
（二）关于作诗的方法
[第十三则] 师云：近体诗当常作，方能进步。即大家亦要常作，否则生涩，欲妥帖，煞费安排矣。
[第十五则] 师云：作七律，第三联可脱开前半截，另出新意，不必死承前半首作下。专守起承转合格调者，作试帖诗之馀毒也。③
（三）同代诗人的比较（以王士G、厉鹗为例）
[第二十四则] 师云：渔洋、樊榭两家，均好用典：惟王则运用无痕，厉尚未免斧凿之迹;王用鲜新典，厉用冷僻典。两家皆好摹拟：王竭力仿唐，厉则专意仿宋。就中渔洋七绝，神韵悠扬，非樊榭所及;而樊榭七绝，真实处亦渔洋所无。王长于七古，厉七古殊卑下。但厉之五古，远在王上;渔洋五古，纯是假王、孟，殊不足观。厉七律虽未免于纤巧，然有幽秀之致;王七律间有一二佳构，然往往有欠通者。五律则两家不相上下，均非所长也。总之，渔洋尚是大家吐属，樊榭则小名家耳，亦由二人身世不同使然也。{4}
《谈艺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语录体为主，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前辈之言，借此特殊文体，集中展现了陈衍的诗学观点，使其博学睿智的知识结构得以凸显。这一点从上述几则文字中已可见一斑。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其文字表述中所呈现的内在合理性。黄氏《谈艺录》每一则都言简意赅，曾被称为“《谈艺录》文笔隽永，叙述简洁，读之如饮龙井茗，清芬沁人心脾。有志于旧文艺者，人手一编，余知其于诗古文辞入门之途径，必有获也”{5}的好文章。也就是说，他正是用这些精练优雅的古文，回归到历代诗人与学人所处的文化语境。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记录、编辑过程中，作者如何恰如其分地还原前辈的话，如何展示那些著名文人的精神特质以及他们的文学观念，并如何重构前辈的学术话语、凸显其学术价值，这恰恰植根于黄氏本人对学问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他对艺术的关注与兴趣。这一在课堂中营造出的人文气息，以及师生互动所带来的有效沟通，相互关联，融为一体，从而成为触发写作的真正契机。
三、“相互映照”与“共同还原”
统观以上论述，我们已经从《石语》和《谈艺录》不同的文体特征中寻找出一些关键性的线索。而本文之所以采取两个文本之间的“对文解读”，是因为笔者关注的并不是作为一种文类的记述文自身的特性，更不想通过“平行比较”来找出两者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而是要观察从“记忆”的时间维度、从“场合”的空间维度以及从“经验”的现实维度中，如何呈现出各自的“文体感”，以及如何追怀“前辈”。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由两种不同风格的“记录”衍生出若干层面，这在一定意义上构建出一个文本内外结构中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相互指涉、相互影响的关系，换言之，即构成了由各种共存的关系交织而成的“互文”关系。因此，我们要从这两篇文章所留下的线索，试图梳理、阐述以下问题。
《石语》在作者一项已写明：“陈衍石遗说，钱锺书默存记。”故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宜把它称为钱锺书本人的著作，也不宜看作钱氏个人的文体。这一点在前人的研究中已很明确。然而，这其中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关于《石语》文本自身的性质。据此而言，《石语》和一般简单的记录不同，它不仅仅是“述”，不是“述而不作”，而确实是有很多“作”的成分，即兼有议论。相比之下，《谈艺录》却不具备这种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从《石语》中能够感受到钱锺书本人的才气和个性，因此，不妨将其视为带有钱氏特征的灵活的批评方法与途径。
与此不同的是，《谈艺录》的署名是“门人黄曾樾笔记”，并且每一则均以“师云”开头。由此看来，当黄曾樾在记录和撰写陈衍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主要受制于作为弟子的身份与立场，并且，文中涉及的范围及其论述广泛，每则之间的相互衔接也看似不甚明显。这就是说，《谈艺录》是以“述而不作”的方式，试图真实传达和展现陈衍的诗学观点及其思想风采。由于接受了恩师教导，黄氏认为应从古代名家入手，力图从中借鉴前辈的学问境界。
阅读钱锺书的《石语》，不难发现钱锺书当时是参与了交谈的，此文用“丈”这个第三人称来称呼陈衍，并描写了陈氏的神情动作。文中有十来处钱锺书的提问或插话，前辈陈衍的个人看法在晚辈钱氏笔下得到丰富：生动活泼、诙谐风趣，针对性强，体现出议论的深刻性。此外，文中先后加按语二十多处，文字也经过了润色，白话变成了文言，前后还有钱锺书的序跋等{1}。故上述几个特点，可以说是《石语》最有特色的地方。
相比之下，黄曾樾的《谈艺录》中几乎没有直接表达黄氏自己的学术见解{2}，这可以说是《谈艺录》最显著的文体特征。作者主要是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将它作为一种著述的重要方式，归根到底，就是为了由此寻找和感受前辈的学识与修养。贯穿历朝历代，贯通文人文化传统，由此自然而然地接近历代先贤大师乃至同时代的前辈学人，同时，也在重构前辈的学术话语，乃至重构自己的问学经历与学术立场。这正是出于黄氏对前辈的诗学思想和学术精神传承的考虑，也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正因为如此，黄曾樾深感荣幸，故说：“曾樾何幸，得及大贤之门，而荷其拂拭，把笔记录名言谠论，盖不胜玷辱师门之惧云。”③从中可以看出黄曾樾动笔写下此文的真正缘故，因此，可以将《谈艺录》视为由弟子精心整理编写的语录体文章。
总而言之，钱锺书与黄曾樾均以“记录人”的身份，以及“青年文人”的心态和热情，采用形式灵活的“记述性”文体，留下了两部关于陈衍的谈话录。《谈艺录》不仅体现出对恩师的尊重，还传达出黄氏个人的修养和为人;《石语》则呈现出较为鲜明的个人意趣，表现了对学问的追求。虽然《石语》与《谈艺录》之文体特征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表达了对前辈学人陈衍的尊敬和追思怀念之情。这些因素在记述中自然而然地投入到他们的文章中，并以简洁流畅的文笔，恰如其分地展示了真实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个文本相互映照，共同还原了前辈的学术话语及其价值，因此，可以认为二者具有互文关系。笔者认为这既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也是《石语》与《谈艺录》文本的独特含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