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情绪的两面性:功能与病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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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羞耻；功能；病理作用；心理障碍

中图分类号：B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6-0451-06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6.019

通常认为羞耻情绪（shame）是自我意识情绪的一种，即以某种程度的自省和自我评价为核心特征的情绪［1-4］。在这一类别下，羞耻是一种指向自我的痛苦、难堪、耻辱的负性情感体验，自我是这种体验中被审视和给予负性评价的中心［2］。

羞耻情绪对个体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一种有效的行为调控机制和动机性体验，另一方面则和心理病理症状的发展及维系有关。本文将综述有关羞耻情绪的适应和病理作用的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以期更全面地勾画出其在个体社会心理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1 羞耻情绪的功能

1.1 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对羞耻的关注并不多。他从人类进化角度出发，认为羞耻的体验和人类直立行走时把生殖器暴露在他人面前有关，反映的是自我暴露的危险性［5］。Lansky认为，弗洛伊德在理解羞耻功能上的贡献表现在以下2点：首先，羞耻被认为是一种防御背后的动机，和压抑有密切关系，即羞耻是一种起到警示作用的信号。其次，羞耻被看作是某种“心理大坝”，以适当的自我控制抵消渴望、冲动和驱力［6］。

由于弗洛伊德对羞耻的忽视，他忠实的追随者，尤其是经典驱力学派的学者，也未给予羞耻足够重视，仅将其视为某种本我-自我或本我-超我之间发生冲突的现象，一种对驱力的重要防御方式［7］。在后期驱力学派那里，羞耻已开始和客体联系在一起。如Levin就指出羞耻和文化规则的关系，认为激发羞耻的是自我暴露、他人的拒绝或对自我暴露和他人拒绝的预期，因此能起到调控人际接触，保证个体不被客体拒绝的作用［8］。

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之后，客体关系学派和自体（self）心理学学派更多将羞耻置于自体和自恋（narcissism）这一议题之下，被认为是自体心理学中的核心情感，而且更多的和自恋的发展联系在一起［5,9］。如在自体心理学背景下，Broucek提出，当婴儿发现母亲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而认识到母亲是一个“他者”时，或当婴儿发现自己无法控制环境，即丧失全能感时，都会产生如脸红、心跳加快、手足无措的行为表现。在Broucek看来，这即是一种原始的羞耻情绪［9］。鉴于羞耻体验能促进个体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区别，故适度的羞耻体验会提高自体和客体的分化，从而促进个体化进程［9］。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羞耻更多地被置于人际互动过程（如自体和客体的关系）中来理解。虽然精神分析理论对羞耻情绪功能的理解和阐释更多来自对临床病例的观察和回溯分析，未直接使用实证研究来证实或证伪，但它提出羞耻会促进个体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区别，并对个体化进程有所影响仍是相当有启发的观点。

1.2 社会生物进化理论

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情绪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完成的，目的是帮助个体的基因得以成功复制［10］。在此理论背景下，羞耻情绪被认为对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生存有适应性的价值［10-13］。

Fessler从进化和文化角度讨论了羞耻情绪在竞争及合作关系中的作用［11］。他区分了两种羞耻形式，一是更原始的羞耻，它是现代社会中羞耻情绪的原型，其激活是由于个体处于从属地位，在认知上更简单，且不太易受文化的影响。Fessler认为，鉴于具有优势地位的个体更容易生存，这类羞耻的进化意义在于激励竞争，从而获取更高的地位。另一种羞耻被称为“遵规守纪者”的羞耻，其激活是因为个体没有遵守某些社会文化行为准则。这种羞耻是一种社会监控机制和动机系统，增进个体遵从重要的社会文化准则，从而保障个体能在他人眼中建立更好的声望和“良好合作伙伴”的形象，同时也更好地判断他人是否是值得信赖的合作对象。支持两种羞耻形式的证据来源于比较心理学，即人类个体羞耻时的表现，如转移视线、低头、蜷缩身体等和许多灵长目动物表现出的服从姿态类似［11］。另一类证据来自Fessler对羞耻诱发事件的文本分析和跨文化比较的结果。在281名美国人和305名马来西亚人的羞耻事件中，他发现，羞耻诱发事件主要分为两种，分别对应两种形式的羞耻：一是大约各有一半的美国人和马来西亚人会因为没能服从特定文化对某种行为设定的标准，且意识到其他人也知晓了自己的行为失误而感到羞耻；二是因为个体在社会等级系统中具有较低的位置，即在社会地位和声望的竞争中失败，这种羞耻在东亚文化中似乎更为多见（6% vs.12.8%）［11］。此外，Fessler还对不同文化中羞耻的同义词进行了语义谱图分析，发现在非西方文化中，羞耻更多和服从、尊敬、羞涩等词相联系［11］。

另一用社会生物进化视角来阐述羞耻功能的重要理论是Gilbert的生物-心理-社会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视羞耻为一种提示人际关系是否稳定的信号［12-13］。他认为，羞耻的进化根源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威胁体系，和竞争行为及证明自己被他人接受，为他人所喜爱的需要相关。羞耻是一种警报信号，提醒个体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是负面的，从而可能遭到对方的抛弃、孤立甚至迫害。Gilbert认为，他人对自己有积极的印象有重要的进化学意义，不仅会让他人更愿意和个体形成具有进化适应意义的角色配对（如朋友或配偶关系），还能增加个体所处环境的安全性。他用依恋理论的观察和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婴儿能识别照顾者的面部表情信号，并对此做出反应。照顾者负性的面部表情会成为一种威胁婴儿安全感的信号，从而让婴儿出现退缩和焦虑的反应，这种反应很可能就是羞耻情绪的原型，或至少表明人类从出生就已具备表征自己在他人头脑中印象的能力。另外，他也引证了一些研究，如与社会评价有关的情绪反应（包括羞耻在内）会引发特定的神经递质（如催产素）或激素（如皮质醇）的释放，以此来证明进化的压力会迫使个体寻求在他人头脑中创造积极的形象，且这种动机系统也具备了相应的生理和脑神经基础［12］。Gilbert据此提出，进化过程让人类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机制――“维持社会性关注的潜能”（social attention holding potential， SAHP），来监控自己对他人的吸引力。这一机制会产生两种评估，分别对应两种羞耻类型：（1）我觉得（或我体验到）别人会怎么评价我；（2）我自己是怎么看待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自己的。在前一种评估中，个体关注的是他人眼中的自己，因此会产生“外部羞耻”；第2种评估则会导致内化羞耻，个体注意力指向的是自我内部，和个体的记忆（如过去的羞耻体验）更为相关。Gilbert认为，这两种羞耻是不同的体验，尽管会有重叠，但仍具有不同的注意、调控和加工过程［13］。

在社会生物进化理论的框架下，不同学者都强调了羞耻社会性的一面，即羞耻体验（或为了避免体验到羞耻）会驱动个体遵从社会文化规范，或做出一些亲社会行为，从而让其所在的群体（或重要他人）接受和认可自己。但这些理论往往难以使用控制严格的实验研究来验证其理论假设。

1.3 情绪归因理论

情绪归因理论认为，认知归因在情绪体验中占据核心地位，情绪是和认知归因相联系的内心事件，这些内心事件又会导致生理反应的产生［14］。该理论认为羞耻是对失败做特定归因的结果，如在Tracy和Robins提出的自我意识情绪归因模型中，个体对诱绪事件做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全局的自我归因会引发羞耻，个体做不稳定的、特定方面的自我归因则会引发内疚，但诱因事件一定都是和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的目标有关的［3］。在羞耻的功能上，一个核心议题是它和内疚情绪的异同。Lewis对羞耻情绪的理解着重强调了自我认知的作用［15］，他认为，羞耻用于阻断任何违反个体内部或外部标准或规则的行为，但和内疚不同，羞耻本质上阻止的是行为的主体――自我，而非自我的行为，以确保对标准和规则的服从［1］。

这一理论的另一个贡献是描述了羞耻情绪体验的个体差异，即考察了特质性羞耻或羞耻易感性（shame proneness）。这一概念最早由Lewis提出，指的是在面对负性事件时，有些个体总是会体验到羞耻，这些个体即被称为易羞耻个体［16］。归因理论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编制了相应的测量工具［17］，并在近20年内考察了羞耻易感性和各种心理特质及心理症状之间的联系［18-21］，一个总体的结论是，羞耻易感性和多种心理症状及障碍正相关。但也有学者认为羞耻易感性概念本身的界定存在问题［22］，过度使用该概念，而忽视特定情境下的羞耻体验可能会忽视羞耻在日常生活中所行使的功能［23］。

情绪归因理论关注的是特定负性自我认知和羞耻情绪的关系，并提出羞耻情绪能确保个体服从规则和规范，但因为这种负性认知指向整个自我，所以会对个体的自尊造成重大影响，也更易对心理健康水平造成负性后果。该理论的优势在于精细描述了认知和情绪的关系，并发展出了羞耻易感性这一便于测量的概念，因而在近20年来也有较多数量的实证研究验证和发展该理论对羞耻的理解。但该理论仅关注了产生羞耻情绪的认知内容和过程，并没有关注羞耻情绪唤起之后个体的认知过程和内容上的差异；此外，它更多从个体心理内部活动和机制的框架下来理解羞耻，故可能忽略了羞耻情绪所具有的社会性。

1.4 小结

精神分析理论、社会生物进化理论以及情绪的归因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羞耻情绪的功能：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羞耻在个体自体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社会生物进化理论突出的是羞耻有助于个体更好地适应群体生活；情绪归因理论则关注羞耻与特定自我认知的关系及作为1种行为倾向或人格特质存在的羞耻。3种理论对羞耻功能各有侧重的阐述背后是对羞耻情绪本身理解上的差异，这提示羞耻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可能存在不同的亚类型。此外，3者都不约而同指出了羞耻是一种行为调控的机制，在个体自我概念、自我认同的发展和维系以及社会化进程中行使着重要的功能。

遗憾的是，尽管羞耻被认为具有重要的适应，但总体上鲜有实证研究直接证明其适应性的一面，这可能是由于以往研究多使用量表测量“特质”型的羞耻，而并不关注作为一种情绪状态的羞耻，因而难以验证其作为情绪本身的功能。这是和难以在实验室条件下诱发和测量羞耻有关的。其次，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羞耻作为一种情绪信息在人际互动中的作用，即忽略了其社会性的一面。此外，文化也是一重要变量，以往研究多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下进行，羞耻在其中可能更多被视为一种和个人缺陷及无能相联系的情绪，具有较为消极的意义；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如中国，羞耻的体验和表达被整个社会所接受甚至推崇，从而被赋予更积极的意义。

2 羞耻情绪的病理作用

2.1理论假设

这类理论假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强调羞耻作为一种稳定的情绪反应倾向对心理症状/障碍的促发作用，关注的是羞耻背后的特定负性认知。以抑郁情绪为例，情绪归因理论提出，羞耻易感性高的个体总倾向于对负性事件做出内部、稳定、全局的自我归因，故在负性事件下感受到羞耻，羞耻唤起则进一步激化自我批评和抑郁情绪。因此羞耻在负性事件和抑郁症状间起到一种调节作用［23］。

其二是强调羞耻作为一种过度的应激反应的病理作用，这种理论倾向还会关注个体为防御过于强烈的羞耻而表现出的适应不良的行为反应。这些反应则会促发或维系心理症状，或本身成为某种心理症状。Lee等人提出的基于羞耻和内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模型即是这一理论倾向的代表［24］。该模型认为，发展和维系PTSD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适应不良的自我表征和他人表征图示，而羞耻和这些表征图示密切相关。研究者对羞耻、内疚和耻辱这3种情绪进行了区分，强调羞耻是自我责备型的归因，耻辱是他人责备型的归因，内疚则是和违反行为规范、伤害他人以及渴望弥补的信念有关。两种图式激活路径被认为和基于羞耻情绪的PTSD有关：“图式一致”路径，和“图式不一致”路径。在前者中，对创伤事件的表征是和有关自我/他人表征（如认为自我是有缺陷、软弱、无能、受虐的）的“羞耻图式”相一致的，因而创伤事件会激发羞耻情绪和相关图式，这种被激活的图式则成为个体主要使用的信息加工方式，并导致个体体验到弥漫性的羞耻情绪及出现基于羞耻的侵袭症状，进而导致个体采用回避和隐藏的行为方式来避免体验或暴露自己“羞耻的自我认同”。在第2种路径中，创伤事件所提供的信息和自我/他人图式不一致，从而引发耻辱情绪。个体采用责备他人的归因方式来解释自我在创伤事件中地位的丧失和所受到的攻击，因而常常会体验到愤怒。

2.2实证研究

至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大多是相关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变量也以羞耻易感性为主，考察其和各种心理症状之间的关系。近期研究则开始聚焦于羞耻情绪在心理症状及障碍形成中的中介/调节作用。

本文作者在中国期刊网数据库和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Academic Source Premier（EBSCO）以及Elsevier Science数据库中分别使用“羞耻”和“shame”关键词检索1990-2007年间的中英文文献，发现和羞耻有关的主要心理症状和障碍包括 ：低自尊［25-27］，愤怒与攻击行为［18，20］，社交焦虑［28-31］，进食障碍［32-34］，B群人格障碍（自恋型［35］、边缘型［36］和型人格障碍［37］），虐待及创伤后应激障碍［38-42］以及抑郁症状［43-46］。表1总结了研究较集中的心理障碍实证研究和基本结论。

从这些研究结果中可以发现3个趋势：首先，羞耻易感性和部分心理症状及其严重程度正相关；其次，在具体病理模型中（如社交焦虑），羞耻情绪和某些特定的归因或信念（如认为他人对自己有负性评价）被认为在诱因和症状间起中介/调节作用，从而为临床干预提供可行的方向（降低羞耻感以减轻社交焦虑症状）；最后，大多数研究是大学生样本的相关研究，缺乏对于具体理论模型的验证和对临床样本的研究。

2.3 小结

从上文综述中可见，羞耻的病理作用一方面可能是“过度”羞耻情绪唤起的结果，如过强或过频繁地体验到羞耻；另一方面则可能是调控羞耻失败的结果。尽管针对羞耻的病理作用有一些理论假设，但事实上对其在特定心理症状/障碍形成和维系中起到何种病理作用仍不明确，尤其缺乏对特定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的实证研究。

3.结语

本文回顾了羞耻情绪的适应和其病理性作用。需指出的是，本文侧重的是羞耻作为一种具有动机性的负性情绪，其诱发和体验对个体的身心状态和行为的影响。总的来说，当今研究似乎在扩大羞耻情绪的两面性：一方面，以社会心理学家为主的研究者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羞耻的建设性或适应，但较少有相关实证研究跟进；另一方面，以临床心理学家为主的研究者主要从相关研究出发探讨其病理功能，关注作为一种情绪或行为反应倾向的羞耻，或特定人群的羞耻体验。但这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不少有待探索的问题：以羞耻易感性这个概念为例，其反映的究竟是一种特定的人格倾向，一种特定的情绪风格，或一种特定的归因风格？它是一个同质的概念，还是一个异质的概念？它是否会受到文化的影响？此外，对于特定心理症状/障碍而言，若羞耻被发现和其相关，那么这种羞耻体验是症状/障碍特异性的，还是非特异性的（比如说任何一种心理障碍的产生都会伴随一定程度的羞耻）？是继发于症状，或症状的产生可被视为调控羞耻失败的结果？这些都是今后研究值得探讨的问题。

事实上，羞耻的两面性无疑带有人为划分的色彩，无论强调哪一面，或许都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或许较为恰当的一种看法是把其视为一个连续体，适应和病理作用是同一连续体上的两端。当羞耻被诱发或被体验到时，后果落在连续体上的哪一点则很可能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诱发的情境、强度和持续的时间、个体的相关认知或图示、过去的经验和特定身份（如创伤、慢性疾病）、用来调控情绪的策略以及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如崇尚羞耻体验的文化）等等。换言之，羞耻本身并无绝对的“善”“恶”之分，其作用和后果是因地（情境）、因时（如发展阶段）、因人而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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