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I型小城市年轻女性婚恋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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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一代小城市年轻女性的婚恋观也正发生变化。本文以江台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和分析，发现小城市年轻女性的婚恋观相较同龄大城市女性而言有明显不同，并对各因子对小城市女性婚恋观塑造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年轻女性 婚恋观 小城市

一.前言

1.问题提出和相关概念的阐释

1.1.问题的提出

在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市场化和互联网的大潮之下，除了经济高度发达的“北上广”之外，中国三四线小城市的社会面貌也正在发生巨变。在当代社会，优秀人才大多数向北上广等一二线大城市流动，相比而言，留在小城市的大部分年轻人在学历和家庭背景上更加普通。经济高度发达的北上广只是特例，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人口仍然分布在中小城市。因此，从最普通的小城市年轻人的脸上才能看到中国最普遍的社会面貌。我们看到，在转型期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社会的巨变冲击着小城市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一方面，社会面貌正在发生巨变；另一方面，接受新变化的同时，他们却依然或多或少地被当地经济发展的缓慢所阻碍。笔者同样成长于一座小城市，基于对同龄人、相似背景者面临婚恋问题时的好奇和关怀，下文将从婚恋观的角度审视社会转型对小城市年轻一代的影响，并从性别视角切入，以期引起对女性地位变化的反思。

1.2.相关概念的阐释

1.2.1.社会转型期

社会转型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因此很难对社会转型期这一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从不同角度看，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即从过去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方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社会形态的转型，即从农业的、闭塞的、熟人传统社会向工业的、信息的、陌生人的现代社会转型；三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即社会阶层从较为简单变为日益多元，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

1.2.2.中国城市等级划分标准

中国城市规模等级划分标准经历了多次变动。最新标准是2014年新出台的以城区人口为口径的“五类七档”标准，接替沿用25年的旧标准。新标准规定，城区人口1000万以上为 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为特大城市，100万至500万为大城市（其中，300万至500万为Ⅰ型大城市，100万至300万为Ⅱ型大城市），50万至100万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为小城市（其中，20万至50万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为Ⅱ型小城市）。

《基于新标准的2010年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名单》中，将东台市列为I型小城市。

1.2.3.江台市简介

东台市是江苏省盐城市代管县级市。位于江苏省中部，盐城市最南端，北纬32°33′～32°57′，东经120°07′～120°53′，东与黄海相连，南与南通市海安县接壤，西与泰州市和兴化市毗邻，北与大丰市交界，区域总面积3175.67平方公里，人口113.59万人（截止2012年末），GDP绝对量610.33亿元（2014年）。

1.2.4.婚恋观的含义和意义

婚恋观一词在学术界目前没有准确定义。一般认为，婚恋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价值观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重要体现，是指人们对男女两性姻缘关系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它包括人们对爱情的基本观点，人们对爱情的期望，人们对各种婚姻形式及其变异的看法。

通过大量地阅读文献资料，笔者认为，婚恋观是个体对择偶行为的根本看法，直接决定了个体恋爱、婚姻行为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个体的基本价值观。婚恋观的嬗变，反映出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主流思想的演变。

二.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对婚恋观及相关课题的研究是从一百多年前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开始的。一百多年来，Paige D Martin、Gage，Anastasia. J，Meekers，Dominque、Salts、Connie

J等学者对国外女性的婚恋观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由国外的现有研究看来，婚恋观不仅受个性的影响，还受家庭状况，成长环境，，以及社会政策和国民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在种种因素下，对婚姻问题持保守态度的人更有经营婚姻的责任感和一切以家庭为中心的牺牲精神，离婚率也较少，而国民经济的发达，会使女性晚婚的现象更为普遍。但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对于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只可参考，不可照搬。

在国内，女性婚恋观的研究还是一个新课题，且在内容上侧重于对女性婚恋观变化过程的描述，缺少对原因的探讨。研究对象多聚焦于女大学生和大城市女性，较少关注小城市女性的婚恋观变化。因此，对于小城市新一代年轻女性的婚恋观研究具有其意义和创新性。

三.研究方法

3.1.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量化研究法，具体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东台市年轻女性婚恋观的现状和特征进行调查研究，并根据调查数据得出结论。

3.1.1 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设计以大学生婚恋观问卷（CMLCQ） 为蓝本，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删改。问卷设计分为2部分，并分为抉择观（基于什么选择和伴侣，包括1、 33、8、14、20、21、35、36、29、30 题）、婚姻角色观（如何看待家庭中夫妻双方的角色地位，包括 5、11、18、34、27 题），婚姻自主观（如何选择伴侣，依靠自己还是遵从家人的意见，包括 4、10、17、26 题），婚姻倾向（对婚姻的向往程度，包括32、2、15、29、24、31题），恋爱动机（恋爱的驱力，包括 22、23、31 题），婚姻忠诚观（如何看待家庭中夫妻双方的忠诚情况，包括 6、7、12、13、19、28题），婚姻价值观（期望以什么为基础的婚姻，包括3、9、25、16 题）7个维度，计 36道题。得分越高，婚恋观越保守。

3.1.2研究过程

本次研究通过微信朋友圈等社交网络，运用滚雪球的方法扩散问卷，并寻找符合本次研究对象特征的被试。然后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4.实验数据分析及结论

4.1实验数据分析

经分析确认，本次问卷调查中回收有效问卷124份。对从有效回收问卷中获得的数据使用SPSS 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样本量为N，均值为M，标准差为SD。

4.2年龄对婚恋观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年龄对婚恋观的差异。结果显示，年龄在抉择观、婚姻倾向、恋爱动机、婚姻忠诚感、婚姻价值观的差异不显著（p>0.05），在婚姻角色观和婚姻自主观的差异显著（p

基于年龄在婚姻角色观和婚姻自主观的差异显著，事后检验可知，23-26岁的年轻女性得分显著低于31-33岁年轻女性，因此，31-33岁年轻女性的婚姻角色观更注重双方的角色地位，婚姻问题上也更听从家人的意见。

4.3自身的婚姻状况对婚恋观的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自身的婚姻状况对婚恋观的差异。结果显示，自身的婚姻状况在7个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4.5父母的婚姻状况对婚恋观的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父母的婚姻状况对婚恋观的差异。结果显示，父母的婚姻状况在7个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4.6父母的婚姻关系与婚恋观的相关分析

年轻女性对父母的婚姻关系的评价是否与其婚恋观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因此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对此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父母的婚姻关系与抉择观（F=0.187，P

4.7居住情况对婚恋观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居住情况对婚恋观的差异。结果显示，居住情况在7个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4.8父母是否与自身交流婚恋或问题对婚恋观的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父母是否与自身交流婚恋或问题对婚恋观的差异。结果显示，父母是否与自身交流婚恋或问题在7个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5.讨论

通过上述的数据分析，当前环境下的小城市年轻女性的婚恋观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5.1不同年龄层次年轻女性婚恋观的转变

由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当前环境下的东台市年轻女性婚恋观有多元发展的趋势。但是，从年龄角度看， 31-33年龄段的女性更注重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的角色地位，婚姻问题的抉择上也更听从家人的意见，较23-26岁的女性而言表现出更为传统的一面。对于在31-33岁的年龄段之间，而且选择留在小城市的女性而言，她们的社交圈比同龄却居住在大城市的女性更小，通过社交来结交异性的渠道并不多。同时，她们更可能被小城市流行的传统婚恋观，如“女大当嫁”、“门当户对”等观念和来自亲属的多方压力影响，甚至默认了将女性价值与年龄大小挂钩的观念，因此对缔结一段婚姻关系更加渴望，也更有可能参与家人组织的相亲等活动。在婚姻问题上则倾向于安稳度日，并让大家都认可这段婚姻。而对于23-26岁小城市女性而言，来自长辈的“催婚”压力还不太大，并且她们也处于刚走出校园进入社会的年纪，对“婚姻”这一概念有着更理想化的看法，使她们在婚姻抉择的观念上显得更有自主性。由此看来，小城市的年轻女性婚恋观在趋向开放与多元的方向上依然保留了传统色彩。

5.2 家庭关系对女性婚恋观形成的影响

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在父母关系问题上得分较高的个体在婚恋观上的表现较为正向，同时在选择伴侣上也更加开放。对于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笔者认为原因应有二：

其一，在一个父母关系和睦的家庭中，子女能避免从父母的冲突和对自己的不当教育中受到伤害，而是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心理W家关于依恋的研究表明，在感觉安全的情况下，婴幼儿会有更多探索环境的行为。也就是说，人感到安全的时候会更开放和好奇，更加积极地探索事物。然而，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的相关话题不断被暗示为是危险的、难以启齿的。因此，这一层“危险性”反而给在家庭关系中获得安全感的子女更多的吸引力。另外，一对关系和睦的父母，本身就给子女起到了示范作用。父母在经营婚姻时的良好表现给了子女相应的正向引导。而且，我们可以想见，在一个父母关系僵化的家庭中，父母能够和子女开口谈性的话题并进行正确的性教育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可以因此推论，在父母关系问题上得分较高的个体能够接受科学的性教育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她们更可能突破中国传统纲常伦理对女性权利的压制和“贞洁论”的道德要求，在性观念上更加自主。

其二，在父母关系良好的家庭中也较少出现分歧，家庭内部各种观念习惯比较一致，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个体的价值观。个体在婚姻自主观上表现为更加听从父母的意见，一部分原因也是家庭价值观的一致性。在这样的家庭中，同意父母的观点，其实也就是同意自己本来的价值观，因此这两者不存在矛盾。

5.3其他无显著相关项的原因分析

在本次研究结果中，出现了与预期结果不符合的大量无显著相关因子，如婚否、居住情况等。出现该结果的原因，首先是部分因子与对应维度之间确实无显著相关，其次，在问卷设计和发放环节中，本次问卷设计以CMLCQ为蓝本，该问卷具有结构上的稳定性且无低效设问，并在多次实践中得到证明，可以排除在问题设计上出现偏差。但是，由于样本数量不够多，不能排除因为数据不足而导致结论出现偏差的可能。

6.总结

本次调查历时近一个月，旨在从小城市年轻女性婚恋观的变化这一角度，窥探小城市的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以及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大潮之下，社会主流思想的演变。一方面，基于互联网给予大城市与小城市女性共同的参照系的假设之下，笔者并没有看到小城市这年轻一代表现出笔者预期的“新锐意识”和对自我的把握能力。在婚恋关系上，她们的追求依然更趋于“稳”，稳定的婚姻，稳定的生活轨迹，而不是热烈的荷尔蒙。这份对于“稳”的追求也成了她们选择留在小城市的原因之一。而当地经济发展的障碍，无论是对她们的眼界，观念，还是未来，都设下了限制。在这里，人脉的功能远大于个体的才能，年轻人更多地依靠更有影响力，更成功的年长者来为他们敲开生活中一扇扇重要的门。工作，住房，以及婚姻。这就意味着，家庭、和前辈对年轻人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和行动方式有着重要影响，而个体自身的选择则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令人欣喜的是，小城市的女性正在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女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在婚姻中更趋于自主，婚恋观更加多元，性观念也趋于开放。这种新的变化是基于消费模式的升级上的，反映了近年来东台市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每一个大城市，都拥有着如今东台这样的小城市的记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这些选择留在小城市的年轻女性，将会更清楚地认识和接纳自我，而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也将照亮她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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