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提 要 热纳维耶芙教授认为，年鉴年派并非法国环境史研究的先驱，年鉴派研究的是“境地”而非环境史中的“环境”，但这并不是说法国没有环境史研究，只是因为学科分野导致分散罢了。法国环境史研究急需相关学科的整和。
关键词 环境研究 环境史
2001年9月，160多名学者齐聚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举行了新成立的“欧洲环境史研究会”的第一次大会。但与会的法国和地中海国家的代表很少②。这一情况在大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位美国学者甚至就此做了一个专题发言，试图证明对环境问题的兴趣和有关，只是这个带马克斯·韦伯气味的说法过于牵强，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法国人对这次研讨会贡献甚微这件事，令许多学者感到惊讶，因为他们都以为环境史研究在法国是有传统的，特别是在他们看来，年鉴派历史学家一定曾激发过法国史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兴趣。
这里我想对当前法国环境史的研究状况作一个介绍，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法国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如此之少。但在谈论晚近的发展之前，我想应该先对在法国之外流传甚广的那种把年鉴学派当作环境史先驱的观点③作一个评述，看看它是否贴切。
————————
* 这篇文章的法文本发表在《社会运动》2002年7—9月号。
② 只有1个意大利人，1个西班牙人，2个法国人与会，希腊人和葡萄牙人一个也没来，而与会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德国人和斯堪地纳维亚人等等，却有数十人之多。
③ 其根据可在以下著作中找到：莫斯利(S．Mosley)：《世界的烟囱：煤烟污染的历史(The Chimney of the World，A History of Smoke Pollution)，白马出版社，剑桥，2001，第6页；倍思(M．Bess)、西?W克(M．Cioc)和西富特(J．Sievert)：“南欧环境史的编纂”(＂Environmental History writing in Southern Europe＂)，载《环境史》杂志(Environmental History)卷5，第4期，2000年10月，第545页。莫斯利的著作发展了克劳斯比(A．W．Crosby)在“环境史的过去与现状”“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卷100，第4期，1995年10月，第1177—1189页一文中提出的类似观点。
一 年鉴学派是环境史研究的先驱吗?
如果把所有涉及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都归于环境研究的话，那么法国环境研究的传统可以上溯到韦达尔·德·拉布拉什地理学派。这个学派首先将“环境”一词引入法国的科学词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法国历史学家们又将这个概念引入了历史学领域，并对环境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只是他们当时不大使用“环境”这个词，而更愿意使用“境地(milieu)”一词。吕西安·费弗尔在《地球和人类进化》(1922年)一书中研究了人类社会与其所处境地的相互作用，其中很多说法都极富于现代的意味：
在作用于境地的时候，人类不可能置身于境地之外。人类在试图对境地施加作
用的同时也必然受到境地的反作用。从另一方面说，影响并制约了人类社会生存的
自然界，也不是外在于人类作用的处女地；它已经被人类深刻地影响、变更和改造
过了①。
1933年，马克·布洛赫也在他的《法兰西地貌的原始特征》一书中对这些观念表示了他的兴趣。这些年鉴学派奠基者的工作为他们的追随者们继承了下来。后来的费迪南·布罗代尔就在这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布罗代尔使用的也是“境地”这个词，并把这个概念和“长时段”的概念联系了起来。众所周知，他在他那个关于菲力浦二世地中海政策的论文提纲的序言中曾谈到，他是怎样转向关于菲利浦二世时代地中海世界的研究的。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题为“境地研究(La Part du milieu)”，讨论的全是人与地中海境地的关系，其中很多论述涉及物质上的局限、气候或开发方式等问题。《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很多章节，讨论的也是人与境地的互动以及气候、生物、食物、能源或技术等方面的问题。《法兰西的特性》一书也是如此。此外布罗代尔还大力主张发展“地理历史学”——这也是他自己创造的一个术语，为的是和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相区分。历史地理学在他眼里大概具有太多的地理学的属性，和历史学的关系并不很大②。
50年代末，伊曼努埃尔·勒华拉杜里也投入了对气候史的研究③。他要写的是一部“无人的历史”，这与马克·布洛赫关于“历史可以定义为对人类过去的研究”的论断相悖，也背离了吕西安·费弗尔关于“人与境地不可分离”的观点。在《社会科学史》一书中，皮埃尔·肖努也用了很长的篇幅论述人和境地的关系。战后30年中社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重要论文，尤其是农村史方面的论文，其研究范围虽然经常是地区性的，但在研究人的问题之前，都从未忽略对“地”的研究。这里也许应该看到法国历史学家所受到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双重训练的影响：如果说这两门学科的靠拢能够造成其中一门凌驾于另一门之上的倾向的话，那么在法国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得到强化的肯定是地理学方面的研究。
如果说历史学家在研究中为地理学让出了大量的地盘，那么地理学家也反过来为境地史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本文不可能一一列举地理学家在这方面的工作，但他们的贡献的确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④。科学史家让一保罗·德雷阿日在他的生态学史研究中，在谈
————————
① 转引自吉耶—艾斯居雷(G．Guille—Escuret)：《社会及其自然环境》(Les soci@t@s et leur natures)，巴黎，A．Colin，1989年，第5页。
② 参见“地理历史学：社会、空间和时间”("G@ohistoire：la societ@，l’espace et le temps")，《历史学的抱负》(Les ambitions de l’histoire)第3章，Fallois出版社，1997年，第68—114页。
③ 勒华拉杜里(E．Le Roy Ladurie)：《11世纪以来的气候史》(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 Flammarion出版社，coll．Champ，1983年(1967年第1版)。 ．
④ 这里仅举两个重要的贡献为例：一是第昂(R．Dion)的工作，主要作品有《论法兰西地貌的形成》1934年)；《法国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的历史：从起源直到19世纪》(Histoire de la vigne et du vin en France，des origines au XIXe si#cle，Paris，1959年)；《鲁瓦河流域向斜谷的形成》(Histoire des lev@es du Val de Loire，Paris，1961年)。另一个是皮特(J．—R．Pitte)的工作，主要作品有《法兰西地貌史》1983年，2001年出修订增补版)。
论各学科之间的“领域冲突”问题和法国科学生态学的弱点时，就提到来自地理学方面的竞争可能是造成法国科学生态学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①。
1974年，年鉴杂志出版了一个题为“历史与环境”的专号②，这看起来像是一些主要发生在外界的有关环境问题的论争在史学界引起的一个回响。专号中的文章大都是外国学者写的，而且作者大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些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这些文章肯定没有让法国史学界扫兴，但也不能就此断言法国历史学从此就完全被环境问题裹挟而去了③。该专号还在“空间·经济·环境”的标题之下刊登了一些带有类似特征的书评，其中谈到的好几本书都被认为应该成为政治生态学的经典，如《包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增长的限制》或《宁要空想不要死亡))(L’Utopie ou la mort)等④。
————————
① 德雷阿日(J．—P．Del@age)：《生态史：人与自然的科学》(Histoire de l’@cologie，une science de l’homme et de la nature)，La D@couverte出版社，1991年，Points—Sciences出版社，1991年。
② Annales E．S．C．《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卷29，1973年3月。
③ 作者中有一个丹麦人、一个瑞士人和一个澳大利亚人。还有一个是地理学家，名叫萨什(I．Sachs)，他的文章讨论的是生态发展学问题，只有一篇写西班牙地震的文章出自一位名叫樊尚(B．Vincent)的历史学家之手。
④ 作者分别是柯蒙纳(B．Commoner)、瓦尔德和杜博斯(B．ward和R．dubos)、福雷斯特(J．w． Forrester)以及杜蒙特(R．Dumont)。
与其说这一期“历史与环境”专号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倒不如说它只是一次没有前途的试验：该专号只出了一辑，再无后续。事实上，在当时法国历史学家的眼里，环境还没有被完全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新史学辞典》(1978年)里，“环境”词条也只是在“历史地理学”这个词目之下被顺带地介绍了一下。在雅克·勒高夫和皮埃尔·诺拉列举的“新研究对象”里，好象也看不到环境的影子。固然，这份“新研究对象”清单上的第一条就是“气候”，但勒华拉杜里对气候史下的定义——“研究下雨或晴天的历史”——却无法为今天写环境社会史的人们所认同，因为这个定义把“人”整个地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了，而“环境”这个概念，着眼的恰恰是人与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尽管全世界都已意识到了无序发展造成的各种麻烦，但当时的经济史仍在按增长和危机(这个词在当时是增长的减缓或停滞的同义词)的思路考虑问题，并把工业革命看作人类生产方式和技术体制的一场具有重大社会和文化意义的变革，而从未考虑过——或只是肤浅地考虑过——工业革命对生态环境系统及人类健康造成的各种重大后果。比如，关于技术选择、化石资源消耗或污染的影响的研究，都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很繁荣的历史人口学在研究城市超高死亡率原因的时候，更重视的是居住条件的因素而不是市民每天呼吸的受到细菌和化学污染的空气。当时的工人运动史在谈到工人斗争的社会成就时，关注的也只是劳动时间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改善而不是各种“环境不公正”问题，其实工人正是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和当时的政界人物们一样，历史学家衡量繁荣的标准也是烟囱的高度和环境污染的程度。
因此，在二战之后的30至40年间，历史学家对环境的兴趣较之二战之前是有所不同的。而在看到了这种差异后，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20世纪末的外国环境史研究者们，会通过重读年鉴学派的著作而认定年鉴学派是环境史研究的先驱。法国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互相渗透大概是导致这一印象的原因。确实，法国的历史学很关注“境地”的问题。但是，将关于“地”的研究和关于“人”的研究割裂开来，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环境史”研究的，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必须同时包括人和境地这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吕西安·费弗尔可能做过一些有关环境史的先驱性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后继乏人。在我看来，认为法国在80年代之前就有了真正的环境史的看法是很荒谬的，因为真正的环境史摈弃那种让人外在于自然界的观念模式，承认人和生物圈、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体①。从这个观点出发，环境史研究就既要考虑到自然境地的各种局限(长期以来，法国历史学家已经这样做了——至少是部分地)，也要考虑到人的活动对环境带来扰乱甚至破坏(这一点则基本上被法国历史学家忽略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60年代或70年代的研究者们在当时就能预料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毕竟环境危机在70年代才刚刚开始凸显，而历史学家一般都只能关注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问题。只有随着70年代环境主义意识的觉醒，以及在产生了各种生态学观念乃至政治生态学之后，那些涉及全球生态环境的历史学问题才有可能出现在学术前沿。现在看来，北欧诸国比东欧或南欧诸国显然具有更深刻更成熟的环境意识(原因尚待研究)，而这种年代上的差距自然会在各国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反映出来。
————————
① 瓦尔特(F．Walte)在他的“环境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Une histoire de l’environnement，pourquoi faire?”，载《自然境地，社会空间》(Milieux naturel，espaces sociaux)，这是一份提交给R．德洛尔的研究报告，(索邦出版社，巴黎，1997年)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更详尽的讨论。
二 法国式的环境史研究
从80年代开始，法国的历史学开始发生变化，但这变化进行得很缓慢。在整体的欧洲历史已初现端倪的时候②，对于自己的邻国人极为关注的那些问题和争论，我们法国人好像多多少少有些超然物外。甭说和这时已经出了许多优秀的环境史著作的美国史学界③相比肩了，就是
————————
② 除了我在下面就要谈到的德洛尔和瓦尔特的《欧洲环境史》(Hostoire de l’environnement europ@en)之外，还可以举出这样一些体现了研究整体欧洲环境史的初步尝试的著作，如布林贝克姆(P． Brimbelcome)和普菲斯特(Ch．Pfister)编：《沉默的倒记时：欧洲环境史论集》(The Silent Countdown，Essays in European Environmental History)，柏林，1990年；肖特(D．Schott)：《欧洲的能源与城市：从前工业时代的“木柴?T乏”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Energie und Stadt in Europa， von der vorindustrielle"Holznot"bis zur Olkrise der 1970er Jahre)，斯图加特，施泰纳，1997年；伯恩哈特(Ch．Bernhardt)主编：《19—20世纪欧洲城市的环境问题》(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European Citie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闵斯特，瓦克斯曼，2001年；伯恩哈特和马萨—吉波(G．Massard—Guilbaud)主编：《现代恶魔：欧洲城市化与工业化社会的污染问题》(D@mon moderne． La pollution dans les soci@t@s urbaines et industrielles d’Europe)，克莱蒙—费朗，PUBP，2002年；马萨—吉波、肖特和普拉特(H．Platt)主编：《城市与灾变：欧洲历史上对紧急事变的应对》(Cities and Catastrophes：Coping with Emergency in European History)，彼特·朗，缅因河畔法兰克福，2002年。
③ 其中最令人兴奋的书有：塔尔(J．A．Tarr)：《寻求最后的废水池：历史视野中的城市污染》(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etive)，阿克伦，阿克伦大学出版社，1996年；梅洛西(M．V．Melosi)：《卫生的城市：殖民时期以来美国城市的基础设施》(The Sanitary City：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9年；还有同一作者的《排废大王美国：城市、工业、能源和环境》(Effluent America．Cities，Industry，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匹茨堡，匹茨堡大学出版社，2001年；克劳农(w．Cronon)：《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和大西部》(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诺尔顿和诺尔顿出版社，纽约—伦敦，1991年。
和已经写出了三部环境通史的英国人①，或者和已经有了一长串环境史书目的德国人②比起来，法国人都只能自叹弗如——我们连一部自己国家的环境通史都没有。法国这时已经出现了环境地理学、环境哲学、环境心理学、环境法和环境经济学，但却还没有任何像样的环境历史学。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法国不是也有了一部名为《环境的时代》③的大部头著作吗?但是仔细看看就知道，这只是一本讨论会论文集，而且也没有历史学家参与(除了个别的例外)，这当然就很成问题。是不是法国历史学家真的对环境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呢?非也!实际上很多法国历史学家都对环境问题怀有浓厚兴趣，只是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的途径不仅多有不同，而且还常常很难解说清楚。
中世纪史专家罗伯特·德洛尔很早就在倡导环境史研究，这在法国史学界是比较罕见的。他曾相继对动物史④和植物史⑤发生过兴趣，而后与科林纳·贝克合编了一部名为《建设一种环境史学》的书，最近又和瑞士史学家弗朗索瓦·瓦尔特合作出版了一部《欧洲环境史》⑥。在后一部著作中，两位作者试图以基本上是一些非法国人写的环境史著作为依据(原因也就不必说了)做一个综合考察：首先探明环境问题研究兴趣的历史演变，其次考量各种自然因素在时间中发生的变化，而最终目的还是要对人类活动——如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能源革命和城市化等等——对境地的影响作出检测。
在环境史研究方面比较活跃的团体中，有一个安德烈·科弗勒领导的森林史研究组。20年来他们作出了许多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研究成果。他们的出版物不仅涉及对森林的认识、建筑材料或城市与自然界的关系等问题，还涉及有关森林的习俗问题。除了一些关于人与森林关系史的个人专著之外⑦，科弗勒还在90年代组织编写了两部有关18和19世纪环境史资料的研究指南⑧。
————————
① 如克莱普(B．W．Clapp)：《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环境史》(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朗曼出版社，1994年；西蒙斯(I．G．Simmons)：《1l世纪以来英国环境史》(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Great Britain from 1000 to the Present)，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01；舍爱尔(j．Sheail)：《20世纪英国环境史》(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巴辛斯脱克，帕尔格拉夫，2002年。除了这些通史著作之外，英国还出版了B．Luckin，T． Smout，R．Grove，P．Coates，S．Mosley……等许多人写的环境史专著。
②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列举J．Radkau，F．J．Br$ggemeier，R．P．Sieferle等等许多人的大量作品。
③ 该书是在巴鲁埃—帕斯托尔(M．Barru@—Pastor)和贝特朗(G．Bertrand)的指导下，于2000年由 PU du Mirail出版社出版。
④ 《动物也有一部历史》(Les Animaux ont une histoire)，巴黎，瑟耶出版社，1984年。
⑤ “纺织纤维和染料植物”(Fibres textiles et plantes tinctoriales)，载《中世纪初期的植物环境》(L’ambiente vegetale nell’alto medieovo)，斯波莱特，1990年。
⑥ 德洛尔和贝克(C．Beck)主编：《建设一种环境史学》(Pour une histoire de l’environement et des ph@nom#nes naturels)，巴黎，CNRS出版社，1993年；德洛尔和瓦尔特：《欧洲环境史》(Histoire de l’environnement europ@en)，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⑦ 其中包括：《旧制度时代的人与树ML’Homme et l’arbre sous I’Ancien R@gime)，巴黎，Economica出版社，1984；《人以林为本：17—20世纪人与森林关系史》(L’Homme aux Boix．Histoire des relations entre I’homme et la for&t，XVIIe—XXe si#cle)，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87年。
⑧ 科弗勒(A．Covol)和罗什富尔(I．Rochefort)主编：《自然、环境和地貌：18世纪的遗产(研究资料指南)》(Nature，environnement et paysage，I’h@ritage du XVIIIe si#cle，Guide de recherches archivist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巴黎，拉尔马丹出版社，1999年。
一些技术史学家，尤其是安德列·吉耶姆领导的技术史研究中心(隶属于国家艺术和职业中心)，在环境史研究方面的表现也比较突出。吉耶姆关于法国北部水资源、技术和城市问题的先驱性著作堪称典范，许多有关技术史、城市化史、观念史和物质史的问题都在其中得到了长时段的综合性考察①。他领导的团队所研究的课题是丰富多样的，其中有：环境政策对城市土壤层的影响，有害工业的整治对巴黎地区的地貌产生的效果，公共行为、技术选择和环境局限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最受关注的还是交通或重金属污染、工业化和生态系统等等方面的问题②。
克莱蒙—费朗地区的布来斯—帕斯卡大学有两个历史研究中心——一个叫“空间与文化”史学中心(CHEC)，一个叫古代文明研究中心(CRCA)，它们在环境史研究方面也很活跃，出版了多种相关的著作③。这里的研究者们最近还举办了两项富有创意的活动：一是在2000年5月召开了首届关于当代城市环境研究的欧洲圆桌会议，主要讨论了污染问题，会议的成果已经出版④；二是在2001年举行了一个主题为“中世纪末以及近代南欧的公共卫生和污染净化”的讨论会，其成果也已结集出版⑤。2002年5月，他们又举办了一个关于历史分析中的空间维度问题的讨论会，其中很多内容也涉及到了环境问题。古代文明中心的考古学家们，像普罗旺斯的爱克斯大学或图尔大学的考古学家们一样，也为我们了解人的活动的空间占有问题，以及为有关土地测度或地貌形态等的问题的研究，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
① 吉耶姆：《水的时代：3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北部的城市、水资源和技术》(Les Temps de l’eau．La cit@，l’eau et les techniques．Nord de la France，fin IIIe—d@but XIXe si#cles)，色塞尔，尚瓦隆，1983年。
② 关于该研究中心学者们的著作，可举例若干如下：S．Barles，D．Breysse，A．Guillerm et C．Leyval主编：《城市土层》(Le Sol urbain)，巴黎，Anthropos，1999年；A．Guillerme，G．Jigaudon et A．C． Lefort著：《1810年工业设施分类法对巴黎近郊地貌构造的影响(1810—1960)》("La loi de 1810 sur le classement des @tablisse—ments industriels：ses effets sur la constitution du paysage de la proche banlieue parisienne(1810—1960)")，阿尔比研讨班论文集，1999年。L．Lestel著：《1818—1996年法国的铅循环》("Les cycles de plomb en France 1818—1996")，PIREN报告，2000年；L．Lestel著：《19世纪城市环境中的工业污染》("Les pollutions industrielles g@n@r@es en milieu urbain au XIXe si#cle")，de Villepinte，2000年。
③ 主要可参看富尼埃(P．Fournier)：《17—18世纪威内森伯爵领的清水浊水问题》[Eaux claires，eaux troubles dans le Comtat Venaissin(XVIIe—XVIIIe si#cles)]，PU Perpignan，1999年；马萨—吉波的下面3篇论文：“面临工业危害的奥弗涅居民(1810—1914)”，载《当代研究》(Recherches contemporaines)1997年第4期；“抗议!——十九世纪法国的城市居民与环境污染问题”(" Einspruche!Stadtb&rger und Umweltschm&tzung im Frankreich des 19．jahrhunderts")，载前引伯恩哈特主编的《19～20世纪欧洲城市的环境问题》一书；“城市工业危害的整治(1800—1940)"，载《二十世纪历史评论》(Vignti#me Si#ele，Revue d’histoire)第64期，1999年。
④ 伯恩哈特和马萨—吉波主编：《现代恶魔：欧洲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污染问题》，克莱蒙—费朗， UBP出版社，2002年。
⑤ “中世纪末及近代南欧的污染整治和公共卫生”("Assanissement et salubrit@ publique en Europe m@ridionale")，载《世纪》杂志(Si#cles)2001年第14期。
至于其他著名的作品，我们还可以举出以让·马克—莫里梭和《历史与农业社会》杂志为中心的一群研究者的著作。这些研究者关注的是农村环境尤其是湿地和水资源的历史，研究的时段主要是近代和中世纪。《农村》杂志自1997年创刊以来也刊登过很多有关环境史的文章。值得二提的还有一些研究医药和健康问题的历史学家(大多都在里昂)，以及格勒诺布尔大学的一些致力于自然灾害史研究的学者。
在这些引人注目的研究团体之外，其实还有许多法国历史学家在做和环境史有关的研究，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介绍了。但为数更多的可能还是这样一些学者，他们并不自以为是环境历史学家，然而却常常为环境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阿兰·科尔班就是其中的一位，与其说他是一个关注环境问题的历史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关注感性和感觉问题的历史学家。
三 法国历史学中的环境研究需要整合
由上述情况可知，说法国还没有环境史著作问世显然是不对的。但是，法国的环境史研究怎么又这样不显眼呢?第一种说法是：一些法国历史学家，比如儒尔丹先生，明明已经在研究环境史了，自己却懵然不知——或者说得客气一点，他们没有感到非这样说不可。但我更倾向于接受下面这个第二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的确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法国历史学家——或独自或集体地——正在做一些常常很有意思而且和环境有关的研究，但他们的这些工作，由于各专业之间壁垒森严，缺乏一种协同合作的关系，这就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环境史学了。从环境研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必须有一种更具整体性的视野，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习惯。例如，城市是由农村包围着的，它从农村汲取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人员、食物、能源等等)，同时又向农村释放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垃圾、污水等等)，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把对城市的研究和对农村的研究割裂开来呢?如果不通盘考虑工业史、治污史、人口学、公共政策史、大众感知史(histoire des perceptions)等等，我们又怎么能着手研究城市的环境问题呢?我们还能举出大量相关的例子。所以说，环境史并非一门新学科，更不是一种新时尚，而是每个历史学家都应该在自己的研究中加以整合的一个方面——实际上现在所有的历史学家也都在这样做或将要这样做，因为这已是做历史这门学问的不二法门了。它好像是一个敞开的大门，激励着每一个学者把自己的专业和相邻的专业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一些拼凑在一起但互不相干的历史研究工作是无法产生环境史的。探询和理解人类历史的新方法，只能从历史学内部和历史学与其他对环境问题感兴趣(但愿这能给人文或自然科学带来复兴)的学科之间的各种理论观点、研究路径和概念体系的相互碰撞中产生出来。种种成分已经俱在，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把它们揉合在一起——这种揉合的结果，也许是非常神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