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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经济人视角下农民参与“新农合”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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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农合”制度实施十年间,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但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新农合"制度本身仍存在不足。本文从有限理性经济人视角出发,剖析农民参与新农合”的行为,从而发现“新农合”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解决方案。

关键词:新农合;有限理性;经济人视角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708.1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708-65-02

长期以来,基本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的缺失严重影响农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屡见报端。为打破这种历史与现实造成的恶性循环,中央、国务院于2002年提出建立一种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简称“新农合”。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新农合”参保率高达97%,成绩斐然,但亦难掩“新农合”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

资料分析可知,诸多专家和学者认为制度缺失,体制、法制不完善是“新农合”满意度低下的成因,但也忽略了参保人有限理性的特质。作为一项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经济活动,“新农合”的参保符合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鉴于此,本文以农村居民参与新农合的“有限理性”行为作为研究基石,以提高“新农合”的参与率为核心,提出完善“新农合”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农民参与“新农合”行为满足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纪人假设包含自利人性前提、完全理性、抽象个体分析三个要素。经济人的理性特质毋庸置疑,与此同时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悖的情况也并不鲜见。赫伯特·西蒙在保留自利人性前提的基础上,深刻剖析完全理性假定,对经济人的假设做出了全新而深刻的考量,提出“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

在参保“新农合”的经济活动中,农民个体的理性程度即是有限的:首先,由于受教育程度与生活环境的限制,农民个体认知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导致其不能充分认识“新农合”制度及深远意义;其次,体制、法制不断完善致使其难以做出绝对意义上的最佳方案的选择;再次,参保人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决定了决策结果具有不确定性,难以预知。因此,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农民是在不断适应动态环境的变化中,根据自己对“新农合”制度的认知,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农民所具备的这种有限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参与“新农合”的行为是有限理。

二、农民参与“新农合”有限理的具体表现

(一)农民“新农合”自愿参合率不高

参合率的巩固和提高直接影响着“新农合”的实施效果。2009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3年内全国参合率要提高到90%以上,截至2012年初,我国新农合参合率已达97%,但研究表明非常规的干预导致作为政绩指标的参合率不合理。如:某地区某村54%的村民是自愿参保,而42%的村民都属非自愿参保,另有4%村民还未参保。这种忽视农民需求的非自愿参保与“新农合”的政策初衷背道而驰。

(二)农民未来参与“新农合”意愿不足

对现行政策的了解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直接影响了农民未来参与“新农合”的热情。因此,农民未来的参保意愿即为衡量“新农合”政策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指标。调研数据显示,中西部地区有17.1%的农户因为在以往的参合中未获得报销或因为家里人身体健康而不愿意在未来三年持续参加“新农合”。不难看出,参保意愿不足将制约着“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民参与“新农合”有限理的原因分析

(一)农民对“新农合”了解程度与自身健康意识较低

教育的匮乏与环境的闭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从而表现为有限理。造成有限理的原因不仅体现在农民对“新农合”政策的认知程度上,还表现为健康意识的薄弱。2003年至今,国家对新农合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补贴与报销范围大幅增长。但因宣传力度薄弱,加之基层领导干部缺乏对“新农合”的深刻理解,造成农民对“新农合”政策的理解程度有限。另一方面,年纪较轻、身体较好的农民健康意识较为薄弱,认为与其将一家人数百元的参保费用作为机会成本投入“新农合”,不如用来改善生活、生产条件。因此,长期参保、持续参保的良性互动局面难以形成。

(二)“新农合”筹资欠妥

“新农合”筹资欠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新农合”筹资金额逐年递增:“新农合”实施之初,农民人均缴费标准为10元,随着经济发展、物价上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2013年人均缴费将升至60元。这笔开支对于家庭人数较多的农户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其二,“新农合”收费方式过于强制:现行的收费方式仍采取基层干部入户征收,农民对入户征收的逆反心理与基层干部素质不高都加剧筹资困难,提升筹资成本。诸如此类都将对农民参合意愿产生不利的影响,参合的理性程度也大打折扣。

(三)“新农合”保障水平较低

现行的“新农合”报销政策是以大病为主、兼顾小病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2012年5月,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下发文件指出,“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至75%,大病保障范围扩充至18种。但鉴于各地经济发展、医疗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补偿大多维持在 50%—60% 的水平,并且,头疼脑热、跌打损伤等日常伤病不在新农合医保范围内,难以真正做到保障民生、让利于民。

(四)“新农合”报销手续繁琐

农民医疗费报销时不仅需携带户口本、身份证、病历合作医疗证等多种材料,更需数次往返于医院与“新农合”报销处之间。报销手续的繁琐严重影响农民参合意愿,对“新农合”的参保率全面覆盖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

(五)“新农合”就诊区域受限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截止2011年底,居住城镇的农民所占比例高达19.7%。这些拥有着农村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由于户籍限制,只能于户籍所在地参保“新农合”,且因各地的政策差异,报销方式也不尽相同。如果选择所在城市就医,报销手续颇为复杂,另需转诊证明、急诊证明、医院病历等诸多材料;如果选择户籍所在地就医,不仅交通不便,更可能由于农村地区医疗水平有限,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因此,很多在外务工的农民并不参保“新农合”,以江苏省为例,在外务工农民参合率仅为7.86%。

四、农民参与“新农合”有限理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宣传,提高农民理解水平与健康意识

作为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重点项目,“新农合”的宣传普及不应流于形式,应切实深入到农村群众中,以提高其参保热情:不仅可以采取入户宣传、板报、标语宣传等深植农村基层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就医处宣传、答疑的形式;电话与电脑正步入千家万户,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借助通信网络,将“新农合”相关的政策法规及时,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咨询和保障服务。

(二)寻求积极高效的“新农合”筹资途径

现阶段“新农合”的筹资形式仍局限于农民自筹与财政补贴之中,应积极扩展筹资渠道,寻求更加高效的筹资形式。首先,扩大政府财政扶持力度,加强“新农合”财政补贴,切实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次,鼓励城市反哺农村,加大力度促进对欠发达地区的捐助;再次,建立动态筹资机制,改变强行征收、突击征收的筹资方式,鼓励参保人限期参保、定点参保。

(三)完善“新农合”保障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致使医疗保障体系也存在城市、农村,职工、农民之分。医疗保障的分轨制导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不平等:居住城市的农村户籍居民如若城市就医,难以直接享受到新农合医疗报销的保障,须出具急诊证明、转院证明等多种材料,浪费极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应由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在资金、人力允许的范围内,统筹人社部、卫生部等相关机构,将现行的三种医疗保障体制并轨,既可避免居民重复缴费,又可提高人力、物力资源的配置效率,真正做到惠及民生。

(四)合理精简“新农合”报销程序

快速高效地报销医疗费用能够加强农民对“新农合”的认同感,因此,简化“新农合”报销程序是进一步提升农民自愿参合率的有效手段。简化报销程序的方法如下:其一,在新农合定点医院设立新农合报销点,农民痊愈后即可就近报销医疗费用;其二,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将农民医疗信息、医保信息与电子银行账户紧密结合,报销金额直接转账,农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新农合”带来的医疗保障。

(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提高农村医疗服务质量

“新农合”的实施目的是保障农民的健康,但在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的制约下,农村医疗服务水平偏低,主要表现为缺乏资金投入,无力引入高端的医疗器材与技术革新;地域欠发达,难以吸引优秀的医科人才。可从如下方面予以解决:首先,由国家层面为农村医院提供资金支持,改善医疗环境;其次,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高素质人才投身农村医疗建设;再次,由省市大医院牵头,重点扶持基层医疗机构,有组织地将城市优良医疗资源与先进经验输入至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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