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问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问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上处在“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下运行，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较之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大起大落有了显著收窄。与此同时，这种良好状态的可持续性也广受关注。不少学者指出，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诸如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高顺差、低消费、低收入增长、低城市化、收入不平衡、地区差距大等一系列结构性失衡的日益加剧。这种失衡状态下的高增长是低效率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学者们强调，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的这组特征是不寻常的，偏离了_一般的发展经验。
笔者认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析问题的视角。国际比较显示，一些“先发”的经济体尤其是东亚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时期，均出现过与当前中国类似的结构性失衡，与之对照，中国经济的失衡并不“另类”，失衡应该被看作是快速成长时期的并发症，而非不治之症。此外，在金融层面上，普遍存在的金融压抑阻碍了储蓄一投资在内部达到平衡，银行部门只得购买国外资产输出过多的储蓄资金，并由此引致外部失衡。
如果直接将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横向比较，那么会很容易得出中国经济结构极不寻常的结论。比如，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只有美国等国的一半；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接近30％，美国近十年的储蓄率在5％以下，有的年份甚至接近0。这类比较显然忽视了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出现这些失衡当然不是合意的，但这些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起点和基础。
理论上，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把很多结构失衡看作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中出现的合理现象，甚至看作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在经济“起飞”阶段，城乡差距和低工资加快了城市的积累，而少数地区的超前发展，带来了要素集聚效应，成为具有带动作用的“增长极”。经验上，与一些经济体尤其是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经济除了规模更为庞大之外，在结构上其实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更谈不上“另类”。
首先，中国的投资和出口增长率，大都低于日韩快速发展时期的相应指标。
1978～2003年，中国的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分别是7.73％、5.73％、14.42％，美国同期这三个指标分别是3.23％、1.81％和5.91％。在这些指标上，中国要都要显著高出欧美经济体。这凸显了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然而，如果对照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经济“起飞”阶段的表现，中国经济的结构特征与其几乎是如出一辙。在这段时期，日本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分别是9.57％、7.97％和13.17％，韩国相应的三个指标增长率依次是10.89％、8.77％和26.1％。(麦迪逊，2008)相比之下，那时的日韩经济面临着比当前中国更加严峻的结构问题；即便到现在，日韩的经济结构也还是更像中国，而不是美国。尽管学界对东亚模式存有较大争论，但该模式支撑着日韩迈入发达经济体之列，就此而言，不应为中国经济的前景过度担忧。在结构性问题上，很多人强调印度经济要比中国更加平衡，但印度的问题正是在于储蓄率较低、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落后，也就说，印度问题出在离中国模式太远了。
其次，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储蓄率上升符合现代消费理论的预测和同类经济体的发展经验。
按照现论进行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无论是1978年前的低储蓄率还是之后的高储蓄率，中国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储蓄率相当低，高储蓄只是在高速增长期才出现的。1960年冰岛的储蓄率大约和中国改革前一样低，并且直到80年代末都是OECD(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的。冰岛的人均GDP已超过四万美元，位列世界前茅，但是它较低的增长率和老龄化时代的来临，使得储蓄率一直在5％以下。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储蓄者。1970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并且人口结构令人满意，这一时期其储蓄率水平也足以同中国相提并论。有人可能说，中国和日本有着相同的东方文化传统。但是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的高储蓄率驳斥了这种简便的解释。意大利的储蓄率甚至比日本还要高，可是意大利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与儒家文化相差甚远。同样，我们可以在意大利的高经济增长率和有利的人口结构中找到真正的原因。
实际上，世界上也不乏储蓄率高于中国的国家。就整个国民储蓄率(中国1982～1988为33％)而言，新加坡才是最著名的高储蓄国家(同期为42.5％)。我们可以把新加坡作为一个例外，因为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强制公积金政策。该政策要求所有的在业人员必须将其收入的很大部分缴入其公积金账户，用于养老、医疗等政府指定的用途。但是，博茨瓦纳是一个更具比较意义的例子，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82～1988年间的国民储蓄率达到35.3％，超过了中国。(莫迪利安尼，2006)
再次，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实际贡献度要远远小于名义贡献度。
中国被普遍看作是一个高度依赖外需的国家，2007年中国的出口／GDP比重已经达到40％，进出口总值／GDP(即贸易依存度)接近70％，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印度等主要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然而，如果换一个参照系，中国的出口／GDP比重则要明显小于马拉西亚等真正的外向型经济体。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地考量这些指标，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度远没有名义上那么大。我们知道，因加工贸易比重大、出口产品利润低，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很低，而在生产法(不是支出法)GDP核算中，只有国内增加值的部分才计入当年的GDP。实际上，中国国内增加值中用于出口的比重只占到10％，远远低于40％的出口／GDP比重，以及20％左右的净出口／GDP指标。在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后，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势头；2007年出口增速下降，但经济增长仍在上升通道，这意味着出口变动从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也表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至少已部分“脱钩”。
上述分析表明，在投资、储蓄和出口等结构性问题上，中国经济一方面符合经典发展经济学模型对经济快速发展期的描述和预测，另一方面，世界其他经济体尤其是东亚经济体在快速发展阶段也表现出类似的结构失衡现象。
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还有另外一些背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家，这个双重身份并不符合一般经验。此外，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高增长，同时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投资回报率也没有出现理论模型所预期的下滑。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增
长的这些模式特征，与中国的金融体制有着直接关系。
在一篇即将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中，宋铮等人指出，中国的一系列宏观经济现象均可以从两个结构性因素得到解释。一是民营经济的效率高于国有经济，且发展更为迅速。数据显示，中国民营经济在产出和就业中所占比重均有明显上升。二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明显偏向于国有部门。这个因素不仅符合我们的直觉，也得到了很多数据的支持。
第一个因素带来了劳动力等要素向民营部门流动，并由此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和高积累，同时物价保持相对稳定。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是资源的大规模重组，私营经济职工比重从1992年的7％上升到2007年的54％。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像中国这样的高投资国家，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投资的收益率将不可避免地下滑。然而，由于民营部门的效率较高，这使得整体国民经济的效率不断提升，投资的收益率也保持在高位。与此同时，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民营部门的重新配置，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产出明显增加，通胀率因此得以保持在低位。
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和家庭收入也不断提高，同时长期以来，银行储蓄一直是企业和居民储蓄的主要途径，这导致了银行储蓄存款出现持续的大幅增加。银行体系使用资金的来源大致有两个途径：用于国内贷款或购买国外资产。在第二个因素的制约下，金融机构放贷对象偏好国有部门，但国有部门不断萎缩，使得贷款规模增长远远落后于存款规模的增长。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存贷差总额已接近GDP的一半。商业银行只能将这些过剩的资金用于购买国外资产，由此带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从宏观数据中可以看出，银行存贷差与外汇储备不仅同步增长，而且两者在数量上也非常接近。2007年存贷差GDP占比和外汇储备GDP占比分别为48.5％和44.2％。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确认，很多结构失衡问题有望得到缓解，当然这是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资性收入会有所上涨，收入分配有望合理化，消费的贡献度也会增加，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保持开放态度。总之，这些转变的出现，也说明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绝症”，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