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玺印与印迹的发现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商周玺印与印迹的发现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陶文研究过程中，商代陶器印迹据笔者所知已见5件。其中一枚系阴文玺印压印而成的阳文印迹，著录《古陶文汇编》1・111号(图1)字口清晰，显然是用阴文玺印压抑而成。殷商金文中有与之写法相似者，如容庚《金文编》附录上581号各字的形体基本结构与印迹相同。尤其是册父癸鼎、父乙卣、父乙觚等最为相似(图2)，微小的差别只是金文作三角形实体分叉，而印迹作细线分岐；金文作钉头状或细线状，印迹则作圆点状。印迹具有图案化倾向。虽表现手法不同，应为族徽文字。由此可知，殷商时期已使用玺印钤盖于陶器之上了。这一学术观点，我在拙著《先秦玺印图说・起始篇》中己有详细论述。顺便说一句，王恩田先生在他编著的《陶文图录》中，怀疑本文图1是赝品，但未说明原因，似有商讨的余地。

上世纪70年代，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出土四枚陶文印迹，其中一枚陶文印迹发表在《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第5页上，这件灰陶罐残片上的阴文印迹，由四个“n”形符号重叠而成(图3)，其义未明，尚待详考。

另三件是形象相似的箭矢形阳文印迹；应释为箭或矢；古代“以竹日箭，以木日矢。”即后来的“镞”字。印迹一略长而圆，一略扁而宽，应是用阴文玺印按压的阳文印迹。他们分别著录于《文物》1975年第7期第76页(图4)；《文物集刊》第3辑第133页(图5)；《陶汇》1・31号(图6)上。此印迹线条劲挺，造型美观，表现了晚商箭矢的形态。很有可能是用于表示此陶器是盛装箭矢之用，即器用的印迹；也可能是表明陶器的使用者是制造箭矢的作坊，即器主的印迹。四枚吴城遗址出土的印迹有地层资料，断代不误。

1983年出版的《中州古代篆刻选》中，著录了安阳殷墟中发现的“白陶”残盖上用玺印压制成的“从”字摹写本，并言“是印章起源于殷商时代的有力物证”【注】，以此摹写本为论据，来论证其“印章起源于殷商说”的观点。之后，有多位学者在自己的印学史或篆刻史著作中引用该图版及观点。笔者对此摹本有些怀疑：对于印学史而言，这样重要的实物证据，为什么没有照片为证呢?为此我曾奉书求询安阳市博物馆焦智勤君，焦先生经多次调查、咨询、目验，作《殷商“从”字印陶质疑》一文发表在《殷都学刊》1999年第4期上，作为回答。这件白陶残盖保存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文章说：安阳考古工作队“唐际根队长先后两次(从展柜中)取出这件白陶残盖让我观看，经目验，所见白陶残盖(实为汉白玉……)内的文字是刻划的，边框上有明显的跑刀现象，征得同意我作了记录。根据《中州古代篆刻选》所教授的如何辨别印陶和刻划陶文的经验，白陶残盖内带有边框，形状像玺印的刻划陶文，非是以玺印盖压出的印陶(印迹)。至此，‘从’字印陶真象大白：印陶原本是刻文，以此作为印章起源于殷商的物证就不能成立了。”焦先生在2009年3月12日来信中又说：“……后经仔细辨认，器盖应为石质的，即汉白玉雕成，因殷墟出土物中多有汉白玉质的器物，更一步证实‘印陶’之说之不实。”并在他的《殷商“从”字印陶质疑》一文复印件上，插写了一段话：“实为汉白玉，原来所定的白陶有误。那么即是汉白玉质，更谈不上印模了。”

对于学术问题，应以谨慎的态度对待，以免出现学术谬误，并以讹传讹，贻误后人。“对于不属于商代玺印范畴的刻划文字，尽管有玺印的外形，但它毕竟不是以玺印盖出来的印陶(印迹)。”焦先生著文的目的就是“给于澄清和指谬，以防止被继续引用和流传，这也是治印章史者的责任所在。”焦先生在论文结束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1988年，湖北长阳渔峡口镇香炉石遗址出土的陶玺两枚，发表于《文物》1995年第9期。椭圆柱形或圆柱形钮(图7、8)，印面为刻划符号或图像，制作十分粗糙，圆柱把钮，便于把握，据推测应是施于陶器钤记的陶印。两玺经科学发掘，有地层资料，断为商末至西周时期，但文字难以辨识。近年来，在汉墓中出土过多枚秦或秦前玺印的实例，如1982年山西朔县秦汉墓出土的先秦阳文古玺“郾炱”、“周渝”、“王齐”等印，发表在《文物》1987年第6期第4页、第1 2页上，((发掘简报》误断为秦或汉私印。又1970年山东曲阜九龙山汉墓出土二枚先秦阳文古玺“王庆忌”、“出入大吉”，被误断为汉鲁孝王庆忌之用印，见《文物》1972年第5期43页。所以，尽管这两枚陶印的出土地层“断为商末至西周时期”，笔者认为可以定在商末或更早一些。

西周陶文印迹也发现几件。最为古文字学家注目的是几枚陶埙上的印迹。埙又作叮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古老的“边棱音罐体气呜乐器。”它在浙江河姆渡、陕西仰韶，以及黄河、长江流域各省都有出土，证明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迄今所见的有卵形、球形、榄核形、简体、椭圆体五种类型，陶制的称陶埙，可分为红陶、彩陶、泥质灰陶、白陶，以及用石、骨，或象牙制成的特例。埙的声音浑圆厚重，古拙沉雄，为宫廷雅乐的用器。本文因篇幅所限，不能展开介绍，拙著《先秦玺印图说陶埙篇》有较为详尽的图文资料可供了解。

印迹“令司乐作太室埙”(图9)，司乐乃乐官，天子的祖庙即太庙中的中室称太室，亦称世室、明堂等。“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此为天子令司乐(乐官)所作专用于太室演奏用的陶埙，非常合理。《古陶文汇编》西周陶文2・4释作太宰，太宰是职官名，在这里是说不通的。吴云(愉庭)两次致吴清卿(大潋)书，都考为“令司乐作太室埙”七字，在《斋论陶》第59页可以读到。何琳仪《古陶文杂识》释作太室，见《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第77页。无论是从文字形体，还是印迹内容分析，笔者认为吴云、何琳仪两位的解说是正确的。

“令作韶埙”(图10)，韶即韶乐，传说舜所作乐曲名。“(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赞其日：“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述而》)我曾在友人的陪同下，参观过山东临淄的“孔子闻韶处”，一座小屋和一块刻有“孔子闻韶处”的石碑，面对古迹聊发思古之幽伤而己。此埙应是齐国专用于演奏韶乐的陶埙乐器。“(满)作韶埙”(图11)，满应是乐官名或姓，三枚印迹记乐官名，或记埙的用途。陈筻斋誉“埙”为“青州近出古陶豆、登、礼、量四千余种之冠。”印迹中的“埙”字下从贝，皆为象形的两贝相对，是西周早、中期文字的特点。“召(韶)”字的写法，也与西周金文“召”字相近。西周中期的“贝”字下面有些巳经出现了两条“短脚”。西周晚期的“贝”字大多象形意味全无，且下面伸出了两条“长脚”。陶埙三印迹是西周早、中期的书写风格(图12)，当为西周时物。三枚印迹的文字都大小不拘，错落有致，富有雍荣华贵的气质，具备西周早、中期青铜器铭文的构字和布白章法特点。三枚印迹完全可以作为西周时期已经在陶器制作上使用玺印的见证。不过因为生产力尚低，玺印的使用仅限于诸侯王室陶器的制作中，远不如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官营及私营作坊那样广泛地使用。

[注]：牛济普《中州古代篆刻选》中州书画社1985年版第5页、第12O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