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那系 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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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大学，“会计学”字样最早可见于1925年10月3日《厦大周刊》第121期：“商学系副教授郑世察，浙江宁波人，初毕业于沪江大学商科，得学士学位。民国十年渡美，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及纽约各大学研究。凡二年有半，得硕士学位，旋回国，农商部特任为会计师。同年冬，在上海丰美银行任职。翌年，应南方大学之聘，充会计学教授。本年上季，任上海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评议员。现在本大学教授会计学，其得心应手，可预卜也”。随后，1925年10月24日第124期登出郑氏来函“查本人与校中所订关约担任商学经济学教授，今贵刊记为商学系副教授，想系传闻失实，特此来函便正”。郑世察先生应为厦门大学“会计学教授第一人”。

“会计学系”字样则最早出现于《厦门大学商科布告1928-1929》。在“商科学则”中有：“商科前二年除第一年兼修普通必修学科外，余为商科各系共同必修及选修之学科两种，第三年始分系研究。现暂分会计学、银行学、商业管理学三系”。

老字号的历史沿革

据《厦大周刊》第188期：“1928年5、6月间，有江苏盐城人薜一瓒从‘会计学系’毕业。”此前的商科历届毕业生或有主修会计者，但未见明文分系，故薜君似可称为“厦大会计系学生第一人”。

厦门大学会计系的历史，应从4年前薜君入学时开始算起。唯须指出的是，1924年时，厦大的组织编制只有“商学系”。1926年，商学系改为商科。1930年，遵照其时的大学组织法，商科改商学院。1934年，商学院各系合并为商学系，并入法商学院。1938年，法商学院又改商学院。无论组织机构如何变动，会计学作为一个专业，从那时起就未曾中断过。至2008年止，已有84年历史了。

本文附表《民国时期厦大会计学教员任职年份表》，是根据散见于厦门大学各类刊物布告的资料整理而得。从中可以知道每位教员的任职年份，以及当年有几位会计学教员同时在任。

因资料所限，该表尚须增补修订，补充说明于下。

曾对会计系学生授课的当时还有许多，如朱保训先生开货币银行学、冯定璋先生开商业史，周先生开商法等等。因本表主要选取会计学教员，暂未列入。

陈德恒、肖贞昌和陈仁栋等因短期离校，其任职年份有中断现象。本系毕业的郑廷植也曾任教职，但任职年份尚待查明，暂未列入。

《国立厦门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在“会计学系概况”提及“私立时代，郑世察、陈德恒两先生相继为本系主任，陈英、周彭年、王蕴玉三先生曾任授课…”云云，因私立厦门大学期间资料不全，陈英先生任职年份不详，暂未列入。填入表中的周彭年、王蕴玉任职年份也仅是已查明的。1940年7月1日发行的《公信会计月刊》第四卷第一期“会计界人物志”，也提及王蕴玉曾在厦门大学任教多年，全文为：“王蕴玉先生福建厦门人，民国十五年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对于会计一门，学有独到。彼时沪上会计事业初创，各方慕先生之学，莫不争相延揽，作日后扩展之助。但先生志高未艾，旋渡菲岛，入国立菲列滨大学研究院，专攻会计。返国后在厦门大学讲学多年，厦大会计人才辈出，先生之功也。先生对于会计事业为夙志所趋，故于讲学之余，兼理会计师业务。厦门之有会计师事务所，先生实首创之。中日战争，波及厦门，先生不得不挈眷至港。凭其所学，与平时执业严正，临事不苟之精神，获得香港政府之特准为核数员，为中国会计师受港府核准之第一人。先生在会计界服务十有余年，学问与经验堪称两全。现任福建省银行驻港办事处主任，兼为港府核数员，执行查账业务，谓为中国之名会计师实为名实相称矣。”

据此推算，王先生应是在1929~1937年间在厦门大学执教的，后来一直在香港，敬请暨南大学校友会、王先生的亲朋、学生等知情者能提供有关情况。

1937年的情况暂付阙如。当年抗日战争爆发，可能因内迁福建长汀而致资料不全。

将与帅之争

这里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1945年有3位本系同学毕业后同时留校，即李湖莲、葛家澍和余绪缨。在表中可见余绪缨先生并不在当年教师名单上，那是因为当时已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余先生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准备上战场了。正巧当年日本投降，所以1946年又回厦大执教。联想到名医钟南山先生年轻时差点就成为专业运动员，如果当时抗战继续打下去，中国从此多了位“抗日名将”而少了位“会计名师”也未可知，不禁额手称庆。

李湖莲先生几年后到美国定居，葛、余两位先生从此在厦门大学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工作生活，加上圣约翰大学出身的常勋先生于1950年代到厦大，人称“葛、余、常三先生”。在他们带领下，厦门大学会计系成为中国会计学术重镇，这是后话。

按一般划分，“近代史”的下限到1950年，近代以后的内容暂且按下不表。

不过，本文作者觉得有必要提前谈起的，是时有所闻的葛余两先生“交恶”的说法，即便有些本系同学也这样以为，就不用说圈子外了。从1984年起，作者在厦门大学会计系学习工作已达二十多年，现就我所见所闻，说明他们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竞争肯定是有的，两位素质天分相当、各有所长的同班同学，在同一起点上，形成你追我赶之态，当在情理中。但两人互认为对手，谁也不敢松劲地持续长达六十多年的竞争，却是不可思议的。直到几年前，余先生已停招博士研究生了，后来看到葛先生仍在招，应管理学院之请，也重开山门，就是一例。这种现象在中国高校中恐怕绝无仅有，结果达到的高度也可想而知。全国最早评定的四位会计学博士导师，厦大占了半壁江山，实在是厦大会计系的幸事。而竞争当然是时有先后的，“既生瑜，何生亮”情结也在所难免，人们看得较多的，可能就在这一面。

但我要说，人生路上，有实力相当的竞跑者陪伴，可说是两位先生相互的幸运，“独孤求败”才不好玩！这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其间充满了不易为人所感知的默契配合与微妙平衡。历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倡导“资金运动论”、“信息系统论”和教材体系编写等方面，他们观点一致，相互补充，形成“厦大学派”。当年我们最喜欢旁听研究生论文答辩，校外答辩委员常是杨时展、杨纪琬、娄尔行、裘宗舜、徐政旦等老先生。发言均大展个人风采，可看性极强。葛余两先生也联袂出席，当校外专家的提问很“刁”，难以作答时，两先生中不是答辩人导师的另一位，言辞间便时有为答辩人开脱解压之意（我个人感觉）。但是，若校外专家“火力”不太足时，这另一位的发问同样深刻尖锐，总之都不可能轻易过关。

当年，我们这些研究生处于没有“门户之别”的和谐氛围中，在葛、余、常等几位先生家均可自由登门求教，我从余先生研究管理会计，临毕业时，却是葛先生嘱请家叔汪慕恒教授说服我留校的。1995年举行的纪念两先生从教五十周年纪念，便是很能说明这种关系的标志性盛会，两位老先生在会上兴致均很高，互相恭维，余先生戏言葛先生的“军功章有夫人的一半”，葛师母在台上笑得满脸灿烂。上海财大徐政旦先生发言时风度翩翩，我身后有人说“上海教授就是有气派”。时任厦门市市长的系友致辞“过去当学生时就学得不好，后来又误入‘旁’途，对不起两位老师”，引起哄堂大笑。……至今思之，仍觉温馨。

50周年以后，研究生人数增加，须分头指导，加以两先生年事渐高，深居简出，偏听偏信之举，容或有之，后来的同学就渐少目睹两位同时出场了。但是应当说，在60多年的历史中，两人间良性的既竞争又合作才是主流。况且中国象棋的“王不见王”也是一种人生智慧，漂流者都知道，水深之处波澜不兴，浪花飞溅、跌宕起伏的反而是浅滩。厦大会计系80年来形成的文化，就是少有当面冲突，化解矛盾于无形的。2007年9月23日，余先生仙逝而去，葛先生的悼诗表达了这种真挚情感：“惊闻故友骑鹤去，回首同窗泪满襟；一代大师虽永别，所幸弟子有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