桉树林(外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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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我想到桉树林里去走一走。不是远处的那个大桉树林，是离我较近的一片小林子。虽然红土路那边的那个大桉树林更有国内北方白桦林的韵致，但终究是太远且偏僻，我独自不敢去。好在这片小桉树林，虽然林子不茂密，但桉树笔直地伸向蓝天的身姿，也能把人带回遥远的北方。
这个时候，胖胖不在身边。这段时间它已然厌倦了我每日在院子里来来回回枯燥的跑步，早就蹿出大门跑得无影无踪了。如果它知道我今天要穿过原野去桉树林，一定会不离不弃地跟着我。其实它不跟着我倒是很好，我正好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走。
大家都说今年西非的冬天好冷，确实是的，我也前所未有地穿了两件衣服，感觉也随之很新鲜，仿佛加一件衣服就把我带回到了另一个时空。这里终年的炎热，使我对服装的变化日渐迟钝。几年前，服饰在季节之间的跳转，我是很敏感也很热情的，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各式搭配总是走在季节变化的前端。如今，三年了，一件T恤衫包裹了我不变的四季。在T恤衫外面罩上这件牛仔衣，一个简单的动作在瞬间和光阴这个有些伤感的词联系上了。在套上牛仔衣的那个动作完成以后，我就想到桉树林里去走一走了。牛仔衣是从国内带来的，三年里从未穿过，正打算把它送给邻居小男孩乌力呢，今天就派上了用场。最近的一次穿它，就是在三年前国内北方的秋天，那个北方的秋天，秋风里哗哗作响的正是一片茂盛的白桦林。
今天的阳光，也一改往日的热辣。它好像隐在一层薄薄的轻雾之后，宛如劳作过度而虚脱的壮汉一样脸色微微苍白，失却了血色。
我在这样的天色下，独自走出院子。这样独自的机会不是很多，几条狗的追随，令我在这一带的乡村游走，总是显得前呼后拥。
我写过那些狗。我写过虎子、写过小泉，写过它们的爱情，也写过胖胖。胖胖来的时候，小泉已经在公路上被汽车撞死了，虎子也已经失踪了。胖胖不认识它们，不知道它们的故事，它没有见过小泉眼里的光泽，没有看到小泉在虎子身边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虎子眼里的绝望。其实在胖胖之前还有两条狗，我按照它们的体形分别叫它们瘦瘦、壮壮。我没有写过瘦瘦和壮壮，它们跟着我的时间太短，还没有让我看到故事之类的东西长出来，它们就死了。
我沿着红土路走，我记得红土路的那端有段残垣。在这片原野里，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一株树、一段墙、一个茅草房，都是我行进的路标。我几乎能记住每一个微小的标志。这样真好，如果约好了人，我不必像在都市里那样，说我在哪个哪个路口、在哪栋哪栋大厦的后边等你。然后我只能蜷缩在大厦后边的阴影里，我抬头只能看见楼与楼之间一片狭小的天空，我在这片狭小里变得灰暗灰暗的。这里多好，我说我在那株最绿最绿的金合欢树下等你，我在那片挂着大花朵的藤子旁等你。你瞧，你走来了，带着一身的阳光，而不是一身的汽油味和找人的焦躁。而我，我站在一阵阵的鸟鸣中，你一眼就能看见我。这样是不是很好？是不是更富有诗意呢？
我就这么走着，那段残垣很快就被我找到了，接下来我只要往左拐，再走过一小段田埂，就会到达小桉树林。不远处有牛群慢慢走过，带起略微的灰尘。我站定，让牛群先过去。放牛的孩子还是经常见到的那一个，他和善又调皮地冲我打着呼哨。今天他也穿了外套，衣服显然不是他的，是一件成年人的衣服，松松垮垮地耷拉在他身上，因而显得他更瘦小。
这个孩子让我想起了乌力。不知道邻居小男孩乌力今天是不是也穿了外套。我好几天没看见他了。想起来好几天没见到他了，我有点心慌。这儿乡野的孩子被一场疟疾夺走小生命的事惯常发生。上一次见他，是在村子的井台上，他在排队打水。我没有喊他，我知道我要是喊了他，他就会跑过来，那样就影响他干活了。乌力小小的身子板，干活却是一把好手。顶水时稳稳的，走得飞快;放羊放牛，身姿敏捷。去年的宰牲节，我们买了他家一头羊，在院子里架起柴火烤食。同事们一人拿把小刀围着火堆，脸被火烤得通红，食欲和兴奋又令这通红发光发亮。那天我也拿着小刀，一脸油光地站在火堆边。随后我一抬眼，看见乌力顶着一桶水从大门口经过，瘦小的身子板很快被灌木丛掩没，就像羊群掩没了他一样。在原野，他放羊，总是被羊群掩没，他赤着脚，裸着上身，也像一只小小的羔羊。
那天我手里的刀子没有派上用场，我离开了火堆，后来我又离开了院子，去红土路上跑步了。
就是这条红土路，远远地能嗅到桉树气味的红土路。
这会儿，我又嗅到了桉树的气味。我喜欢闻桉树略带刺鼻的味道，从第一次就喜欢，仿佛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大概和这里炎热的气候有关吧？人在燥热时总是渴望有一种气味能令人清醒的。
我还喜欢它们的姿势，笔直的树干指向蔚蓝的天，枝桠都是向上的，也是收敛的，它们顾及着自己的同伴，不张扬不恣肆不出格，在原野的风里合唱同一首歌。
此外呢，其实我也是喜欢桉树的树皮的。微微泛白的树皮，脱落时是一层层褪去的。一层层的，像纸。层层展开，又层层空白的纸，无字的信笺。
桉树似乎不是西非的原生树木。这儿的荒野上伫立的最多的是猴面包树、乳油树或是金合欢树。这几种树，即使不开花结果，我也认得，它们的树形有强烈的识别特征，或者主干高大，或者树形完美。还有一些树只有在开花的时节，我才能识别，像木棉、凤凰木，红艳而密集的花朵令它们在干燥的原野，像点燃火焰的火把一样。这些树大多形单影孤，以单独的个体进入我的视线，是原野上傲立的壮士，是把花开成血的烈妇。桉树却是成片的，在我有限的植物常识里，我认为恶劣的环境下，成林的树木，必是人工的栽培吧。
后来从龙翻译那里，我知道桉树林是早年法国人种植的。据说当年的一家法国公司在这一带修路，工程的进展大约是毁坏了一些植被，作为赔偿，也是按照合同约定，便种植了几片桉树林。
现在，我靠在一株碗口粗的树上，端详这片林子，树干上有薄薄的树皮正在剥落，风掠过林梢，树影婆娑。这情景令我更想念北方的白桦林了。传说剥落的白桦树皮是爱情纸，把爱的愿望和期盼写在上面，寄给远方的爱人，能心想事成。青春时的我曾经采集了很多片薄如蝉翼的白桦树皮，在上面写一些字，都是很重的字，坚决的誓言、一辈子的爱什么的，夹在笔记本里，锁进抽屉。后来就忘记了。最终它们一片片碎掉，碎在我的笔记本里，也碎在光阴里。幸好记忆还没有碎掉，白桦林还在那里。在相信爱情的人们眼里，白桦林依然是一片爱情林。
桉树林呢，我无从知晓桉树林有什么典故或传说，或许它什么都没有，它仅仅是一种植物，甚至是以赔偿的姿态来到这片原野的。然而作为植物，它却是霸道的。它的气味令飞虫和小动物望而却步。它对水和肥的占有，也使其它的植物不得不退避。据说，只要十年，桉树就能称霸一片土地。
这很符合赔偿的定律。赔偿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霸道的。你还给我的，不是原来的，我却必须接受。
这也有点像白桦林里的爱情。爱情这东西来去都很霸道。又往往说不清从何时开始毁坏的，过后只能用怀念进行赔偿。这怀念占据记忆的时间可以很久很久，亦是一种霸道。
不知这片林子是否有十年，我抬头看着林梢，这个高度应该有十年左右的树龄了吧？或许更久。回去再问问龙翻译吧，这片林子是哪一年种下的。
这时，白晃晃的太阳已然爬上了天空的正顶，但我不知道具体的时辰，我没有带任何时间的计量器。这段日子没有人也没有事能令我想到时间。我散漫而无拘无束，我只要看着太阳就够了。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了，很多事情都过去了。过去以后回首再看，都不重要了。
我仍然靠在这株树上，它的斜度恰好，我的视线也刚好可以看到林子外面的一条小路。偶尔会有骑自行车的黑人从这里经过，也会有去附近灌木林砍柴的孩子路过。他们都不从林子里穿行而过，他们选择绕行。我想他们大约都不喜欢桉树刺鼻的气味吧，他们大多喜欢浓郁的芳香。砍柴的孩子扭头看我，他一定奇怪我为什么不选择一株树阴浓厚的芒果树来倚靠呢？这附近就有很多。他当然不明白我喜欢一片桉树林的原因。在这里似乎没有人喜欢桉树林，仅从功利的角度说，一片不会奉献果实的林子，一种没有低处的枝桠提供燃料的树木，谁又会喜欢它们呢？
可是，我还是愿意倚靠在这株树上，在这个酷似北方秋天的日子里，怀念一些与桉树有关又完全无关的事，碎掉的和没有碎掉的事。
太阳西沉的时候，我离开桉树林。在回去的那个路口，放牛的孩子也暮归了，灰尘再次扬起。他身上那件肥大的外套不见了，黑瘦的小身体掩在一群牛里，令我几乎找不到他。
这个孩子令我再次想到乌力。我想回去以后到乌力的家里去看看他。不和他说话，也不和他拉手，只要知道他没有生病，只要看看他在院子里干活的小身影就行了。
我站着等牛群经过。暮归的牛群走得很慢。那一会儿，我有些疲惫，在尘土里又心生悲凉。我觉得红土路好长好长，我沿着红土路走，走了很久。是很久，虎子来了又走了，小泉来了又走了，喜欢追咬自行车的瘦瘦也走了，扑咬小羊的壮壮也走了，你看，我走得真够久的，我走完了虎子和小泉的爱情，走完了瘦瘦和壮壮的一生。
站在那个路口，我突然想，或许我可以建议我们公司的赔偿计划，是在驻地附近种植一片桉树林。
这么想着，一片林子好像已经繁繁茂茂地长起来了，我带着胖胖在林间小路上走着，或许还会有一个故事在这片林子里生长。
我真这么做了，我对龙翻译讲了。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龙翻译对我说，根据合同，赔偿树木的事由专门的绿化公司负责，我们只要负担费用就好了。言下之意，种植什么树，由不得我们;在哪里种，也由不得我们。
这世界，这么多事情，就是那么由不得人。
一如这光阴，深处、浅处，抹灭什么又滋生什么，都由不得你我。
一张报纸
我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来一些琐屑的故事。
比如，一张报纸。
早晨，故事大多从早晨开始。
祖母在房子大门口的空地上生小煤炉子。她把一卷废纸点燃，再在火焰上放几粒煤球，又把一个小烟囱套在炉口，烟雾便一股股地冒出来。直直地向上，或是随着风向飘移。祖母看看烟雾的方向，挪一挪小煤炉，不让烟雾窜进大门，免得住在我们隔壁的谭奶奶又找由头和她吵嘴。过一会儿，烟雾散尽，煤球被点燃了，冒出蓝色的火苗。祖母喊我把炉子提进厨房，她做早饭，煮面或是炒饭。谭奶奶不是每天生炉子，她家的炉子在前一天做好晚饭后，并不灭掉，而是关闭下方的风门，再多加煤球，熬过一夜。次日清晨，只要拉开风门，放上烟囱，火焰几分钟后便复活了。我知道谭奶奶每天都是这样封火的。我们两家共用一个厨房。我曾经厌烦祖母日日这样生炉子，建议她像谭奶奶一样。祖母不屑地说，那样很费煤。
我吃早餐，一碗汤面或是一碟炒饭。葱香蒜味，是这座筒子楼里寻常烟火的味道。
早饭后，我去学校。步行十分钟，到学校大门口。一块木牌子上写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中学。我穿过一个小操场，来到初中部的教学楼，上三楼。谢老师总是早早地就来了。她是我的班主任，教语文。那会儿，她中年。像我母亲一样的年纪。也留着和我母亲一样的短发。尽管我很久没有见过在北方工作的母亲了，但我记得母亲是留着短发的，也断定母亲没有改变发型。那个年代，中年或者老年妇女没有更多的发型可以选择。祖母和母亲，梳着一样的发式。不仅仅是谢老师，教数学的施老师，教政治的张老师，也都是短发。
谢老师细细白白的，比我母亲好看。这感觉是最近才明显的。也是在最近一两年，我见了和母亲同龄的女人，喜欢对比她们的容貌。母亲胜出的几率越来越小了。不知道是我对母亲的记忆开始淡漠了，还是我叛逆的青春期悄然开始了。
我喜欢上谢老师的语文课。她常常读我的作文。她的嗓音柔软，纤细。她每每读我的作文时，我的心都在怦怦地跳，脸发着热，有粉色的云朵冉冉升起。
课后，谢老师还让我把作文再抄写一遍。用她给的格子信纸。要工整，她说她要长久保存。要读给下一届的学生听。
中午，我带着喜悦放学，边走边哼一首断续的歌。
祖母在厨房做午饭。谭奶奶也在。她们在各自的锅里炒菜，绷着脸，不说话，锅铲抡得当当响。
我收起我的愉悦，站在厨房默不作声。我知道接下来祖母就该大声喊我给她读信了。读我父亲从北方写来的信。这信已经读过好几遍了。但祖母还是要拖着长长的腔调问我，你爸爸又当上标兵了？她的声音保持洪亮，直到谭奶奶端着饭菜离开厨房。
随后，我们也把饭菜端到房间里去吃。
这一幕情景隔一段日子就会上演一次。
祖母和谭奶奶，女人间的较量。我是个早熟的孩子，我十四岁的眼睛，洞悉祖母和谭奶奶吵架的全部秘密。
最激烈的一次，祖母狠狠地甩出两个字：戏子！
我急忙去翻我的新华字典，上面写着：旧社会对文艺工作者的蔑称。
谭奶奶也不甘示弱，她很愤怒，戏子这个词超过煤烟令她愤怒。她站在走廊里，冲着祖母喊，你懂不懂？我是演员、演员！你个文盲！
这句话，我完全听得懂。祖母确实是不识字的文盲。
文盲这个词，很能打击祖母。在退休的汉剧演员谭奶奶面前，祖母其实是自卑的。这自卑感能令祖母黯然好一阵子。有时候的夜晚，我写作业，祖母在灯下编织，会自言自语地说，要不是从小当童养媳，上山放牛，我也会上学，也会认字。她边说边把手里的毛线球扯得团团转，恨恨的。
只有父亲来信了，才能令祖母从灰暗的情绪里明亮起来。
也是在我读信的时候，祖母眼睛的余光扫到了谭奶奶脸上的落寞。
谭奶奶，没有儿女。
我其实是喜欢同谭奶奶讲话的。只是这喜欢不能让祖母知晓。谭奶奶挽着发髻，这发型言明了她和筒子楼味道的差异。她眉眼依然清秀白皙。祖母不在家的时候，我去过她的房间。我拘谨又吃惊。看见厚厚的书，看见半掩的帐子，闻见说不出的淡香味道。与粗粝的祖母相比，她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那个年龄和时代，我所能想象的女人的美好，便是中年如谢老师、老年如谭奶奶了。
少年如我。
青春期的自恋，不为人知的。
偷空便去谭奶奶屋里看书，看从未见过的仕女画，听她用戏剧道白一样的腔调讲书里的故事。
我也越发认真地写作文。让谢老师用柔美的声音一遍一遍地在课堂上朗读。
谢老师拿着我重新抄写工整的作文稿，说要帮我投一投。我没有听明白这个投一投是什么意思，疑惑地望向她。她一笑，不说什么。用手摸摸我的马尾辫。
后来，她就拿来了一张报纸，是《作文报》。我看见我的名字印在上面，比手写的端正了很多，有说不出的严肃感。
我掩盖着自己的惊喜，就像掩饰青春的虚荣。这掩盖后的平静令谢老师有些不解，她问，你不高兴？
我怎么会不高兴？我把那张报纸，细细地折好。有意让折痕错过我的文章和姓名，免得日子久了，折痕处破损。
回去，给谭奶奶看，看她布满细纹的脸，笑得像一朵白。
却没有告诉祖母。以为祖母不认字，她不懂这份喜悦。
其实，祖母怎么会不懂？她敬畏有字的纸，收藏好看的画报。父亲的信是她的宝贝，在箱子底藏着。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不会这么干。对谢老师、对祖母。
那样，谢老师看见我的喜悦，便也触摸到了自己付出的心血吧。
那样，我的报纸，第一次印着我名字的报纸，就不会下落不明。
我找不到我的报纸了。我坐在台阶上哭，一口咬定是祖母当作废纸点燃，塞进燃烧的炉膛，化为灰烬了。
祖母也哭了。她不承认她烧了我的报纸，她只说可能是一时找不到了。还说，会有找到的一天。
谭奶奶也这么安慰我。她说，你奶奶怎么会舍得烧你的报纸？叠得那么齐整，不像是废纸。她一定是替你收起来了，在她的箱子底。谭奶奶这么说着，还打开了自己的箱子，从箱底拿出一张发黄的报纸。我看见一个古装的美女。那是谭奶奶的剧照。
我就那么相信了。相信那张报纸被祖母收藏进了她的箱子。那箱子是锁着的，报纸藏在祖母珍爱的绸缎被面里，她说过，那些被面是将来给我做嫁妆的。
我的嫁妆包裹着我的梦想，它们在一起，大约是最好的。
后来，升高中的学习压力日渐沉重，关于那张报纸的疑问，被更多新鲜的事情覆盖了。
时间就那么不急不缓地过去了。
很多年以后，中年的我重回武汉。筒子楼的原址已是一座摩天大楼。祖母已经葬在祖籍的坟山上。谭奶奶想必也已经不在人世。武珞路中学仍在，旧的木校牌已经没有了。学生们来来往往，但是谁又能忆起一个叫谢慧敏的语文老师呢？
那张报纸，也沉淀进岁月的深处，成了一个永远的秘密。
贾志红，笔名楚歌。生于湖北武汉，久居河南洛阳。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热爱散文。借工作之便游走各地，书写所见所闻。发表散文作品二十余万字，散见《牡丹》《大地文学》《散文百家》《山东文学》《东京文学》等文学刊物。现供职于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勘三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