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合川钓鱼城的历史文化及景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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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城东五公里的钓鱼山上,山下是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处,相对高度约300米,地势险要。合川钓鱼城当今的价值所在主要体现为:历史军事价值,民俗及景观价值。万历七年《合州治》中无名氏《钓鱼山》一文中载:“山在州治之东北,渡江十里至其下,其山高千仞,峰峦岌岌,耸然可观。其东南北三面据江,皆峭壁悬崖,陡然阻绝。修城之后,凿山通道,路曲之次,方可登临。其西南山稍低,与此筑城,高二十仞。”描写了此山的高耸及三江汇流优越的地理条件;另一方面描写了在此筑城的优势及城池的险要,也为后来的创造世界战争奇迹奠定了充分的地理条件。
一、钓鱼城军事文化资源
从公元1243年余玠派冉琎、冉璞筑城设防蒙军至公元1279年王立开成降蒙(元),钓鱼城坚持抵抗蒙(元)军达36年之久,其中的战争不下百次,此战争开创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蒙(元)军进攻南宋的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公元1235年六月,蒙古主窝阔台以南宋收复三京为借口,命其子阔端将塔海等侵蜀,其子曲出进攻襄汉,一路攻下沔州、成都、利州、潼川等地,一路攻城掠地,势如破竹,据《黑鞑事略》载:“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借前锋。……故其驰突也,或远或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闪电。” 由于当时用军主要是西征,偏师南宋,此阶段进攻的性质属于流窜掳掠,直至公元1241年窝阔台病死,暂停了对南宋的进攻;第二阶段是从蒙哥(元宪宗皇帝)继位大汗开始,派论兵三路攻宋,拟以长江为天然通道,亲帅大军从六盘山出发,由长江上游出发迳取武昌,直取杭州,所以三路的主攻方向也为四川。第三阶段为忽必烈继位大汗后改变进攻路线,以长江中游为主攻方向,阶段东西交通,直取临安,钓鱼城主将王立以城降元,南宋覆亡。[1]
在抵抗蒙(元)军的这一时期,钓鱼城的地位逐渐显现,对钓鱼城的驻防在战争中也变得逐渐重要,随之对钓鱼城的筑城也逐渐的完善,在抵抗元军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作用。明万历七年《合州志》之明 邹智《论钓鱼城》云:“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 呜呼!当兹城之成也,宋无西顾之忧,元无东下之路。”对钓鱼城的军事驻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鱼城军事筑城始于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筑重庆城时,派大尉甘国于合州钓鱼山筑寨,作为南宋合州军民躲避蒙军避难之所,淳佑三年(公元1243年),四川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采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意见筑钓鱼城,钓鱼城以此始。在明万历七年《合州志》中载:“宋高宗南渡之后,北兵益炽,彭大雅奉命入蜀,令郡县图险保民,大尉甘闰至州,观此山形势可以据守,故城之。郡牧王坚,发郡所属丁一十七万以完其城。”四次的修筑,形成了约2.5平方公里,8面城墙,8道城垣的城池,城高约二三丈,长约十三华里,并且围绕嘉陵江筑“一字城墙”, 长约十六华里,成为后来抵御蒙军的坚固堡垒。[2]据《元史(一四八)董文蔚传》载:“己未,宪宗伐宋,入川蜀,文蔚奉诏,………,至钓鱼山,崖壁巉峭,惟一径可登,恃险阻未即降。帝命攻之,文蔚以次往攻,乃激励将士,挟云梯,冒飞石,履崎岖以等,直抵其寨苦战,顷之,兵士被伤,乃还。”由此可知,钓鱼城驻防之险要难攻。
在修筑驻防设施的同时,在军需物资方面也所虑甚为周到,据明万历七年《合州志》载:“西门之内,因满为池,周回一百余步,名曰天池。泉水,旱亦不涸。池中鱼鳘鳖,可棹舟举网。又开小池十有三所,井九十二眼,泉水春夏秋冬,足备不干,城中之民,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厥后秦、巩、利、沔之民,皆避兵至此,人物愈繁,兵精食足。兼获 池地之利,官兵协心,是以能坚守力战,而效忠节。……,王坚去任之后,继任乃安抚张珏也,有谋略,应敌出奇制胜,尤有过人。”可见将领的谋智过人、百姓的万众一心、地理位置的优越,耕战结合,广集粮草,最终使蒙哥命丧此处,明万历七年《合州志》中载:“宪宗为炮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至愁军山,病甚,遗诏曰: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元史(三)? 宪宗本纪》载:“元宪宗九年(公元1269年),是月(六月),帝不豫,……秋七月癸亥,崩于钓鱼山,寿五十有二。”可知蒙哥为病重而死。蒙军受挫于此,使其内斗三十年,给南宋得以喘息的机会,同时也缓解了欧洲的战祸,阻止向非洲的扩张,因此注定了钓鱼城将匹配上“独钓中原”四字,及“上帝折鞭处”、“东方麦加城”一系列荣誉,也是是一座英雄城、民族城。
二、 钓鱼城景观资源
关于钓鱼城的由来,据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七十六载:“由州治东行可五里许,有山曰钓鱼。世传有巨人坐钓于其上,插竿之迹犹存,故名。” 着名的南宋地理总志《方舆胜览》卷64“合州”谓:“钓鱼山,……山南大石砥平,有巨人迹,相传异人坐其上投钓江中,山以是名。”由于合川处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处,相传远古洪水滔天,钓鱼山四周被洪水包围,百姓聚集高出以躲避洪水,居久无食,饥饿难耐,于是祈祷上天赐福。不久,一巨神降临,站在山顶大石上,持竿投钓江中,以此解百姓之饥馑,此山故名曰钓鱼山,至今此处仍有插竿之痕迹,这应该是钓鱼山名字的最早来历了。
钓鱼城历史文化遗址景观 钓鱼山上的人文景观建筑不胜枚举,主要包括战争前期的建筑遗迹、战争期间的军事建筑遗迹及后人凭吊的建筑遗迹。战争前期的建筑较为稀少,如开山祖僧石头和尚前期所建的护国寺,悬空卧佛和千佛石窟等摩崖造像,而护国寺据明万历《合州志》又载:“宋绍兴间,思南宣尉田少卿所建”,但无论是谁人所建,皆为钓鱼山营造了佛教文化的底蕴,成为后来僧侣及游人驻足之所;再有传说论文联盟系古巴、濮王在此会盟而互刺而死,其尸合葬的双王坟。在宋蒙(元)战争期间的所建的军事建筑在钓鱼城人文景观中占据着绝大部分,据明万历《合州志》之《钓鱼山》(无名氏)一文载:“城之门有八:曰护国、青华、正西、东新、出奇、奇胜、小东、始关。其山脚周回四十里余里,峰顶有寺,曰护国。堂殿廊庑丰有余间。……郡牧王坚发郡所属丁一十七万以完其城,西门之内,因满为池,周廻一百余步,名曰天池。泉水,旱亦不涸。池中鱼鳖,可棹舟举网。又开小池十有三所,井九十二眼,泉水春夏秋冬,足备不干。”建筑的作用主要是抵御蒙(元)军,如钓鱼城城垣及城门,天池、皇宫、南水军码头,步军营等等,同时也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旅游资源,使其成为游览军事古迹,凭吊历史、英烈的最佳场所。后人凭吊历史的遗迹,特别在是元、明、清时期,主要集中为大量的诗赋词章及浮雕碑刻,其中很大部分以凭吊钓鱼城战争为内容,如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进士李作舟书写径尺大的“独钓中原”四字的石坊,王坚纪功碑,“护国名山”,钓鱼城功德祠题诗等等,后人以此纪念钓鱼城战争及其在战争中的巨大贡献。[6]
钓鱼城自然遗产景观 钓鱼城的旅游价值不仅仅局限在其在宋蒙(元)战争时期所创造出来的战争神话,其自身的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在宋元战争之前便已经在方志及诗文中有所记载。 钓鱼城以其三江交汇的独特地理位置,形成了独特的合州旧时八景之一的“鱼城烟雨”,据民国新修《合县志》载:“澹烟微沫,细雨轻霏,秀削天然……。”[3]明卢雍《鱼城烟雨》云:“悬崖三面阻江湍,古堞摧颓烟雨寒。磐石可能容我坐,绿蓑青笠弄长竿。”站在钓鱼山上俯瞰三江汇流,烟雨交融,别具一番感受,是为合州一独特美景。在钓鱼山上的自然景观资源还 有着名的鱼城八景,分别是:古洞流泉、沙滩响雨、赤壁文光、东谷晴霞、西市晚烟、天池夜月、顶峰白云、嘉陵萦带。明嘉靖二十四年,合州知州刘士逵书并刻于钓鱼山上卧佛脚前方巨石岩上,是为明代文人给予钓鱼山自然景观最精确的表达,至今为世人所喜欢。钓鱼山上风景秀丽,三面临水的天然地理优势,自然成为一些文人墨客士大夫之流的理想唱和游玩之所,据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岁二月八日,太守率僚属宴集于此。”又如乾道三年丁亥(公元1167年)四月十六日,吕元锡知石照县邀宾客张难老、王正叔、王必先等游山题刻的吕元锡记游刻石、绍熙元年吕交修游钓鱼山所题汲国吕交修清明日游刻石等等; 以钓鱼山自然风景为主题类石刻,如鱼城八景摩岩、钓鱼城摩岩,明监察御史卢雍诗碑等等,以记载钓鱼山自然景观为主要内容。[4]因此1982年,钓鱼城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钓鱼城的存在是历史的见证,是民族大团结的象征,不仅考虑到其历史军事价值及旅游价值,更是民族、世界和谐相处的教育基地,在保护与开发并举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发挥钓鱼城的作用才是现在所需要亟需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