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直呼其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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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一名主持人读一封来信时，竟埋怨写信者对她直呼其名，缺少礼貌。主持人向受众讨要尊称，令人不解。

直呼其名，其实是新闻界的一个好传统。记得笔者刚到报社工作时，总编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是上世纪30年代的老新闻人，亲自聆听过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全报社从记者编辑到工厂的工人，都直呼其名。两位副总编辑，也是“三八式”的老资格，人们也是直接叫他们的名字，或喊“老某”。在正式场合，也有人在他们的名字后加“同志”两字，以示郑重。大家在一种和谐、平等的氛围里工作。笔者开始做副总编辑时已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资历差得多，更是人人直呼我的名字，有的人省去姓，更显亲切。外单位的人来讨论稿件，对编辑人员一般称“老张”、“老李”……

不仅笔者所在的报社如此，这曾经是整个新闻界的一种风气。陕西日报原总编辑丁济沧，由于开始在报社工作时年纪小，都叫他“小丁”，后来全社人员上上下下都习惯性地喊他“小丁”。调到人民日报做副总编辑后，仍被叫“小丁”。此事被新闻界传为佳话。粉碎“”后，在胡绩伟的倡导下，人民日报进一步发扬直呼其名的传统，上上下下都称领导为“老胡”、“老李”（李庄为副总编辑）等。

直呼其名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而称呼官衔，仿佛在人和人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有人说，直呼其名是一种很高的礼遇，称官衔有时倒显得生分，有道理！特别是报社、电台、电视台，作为业务单位，无论职务高低，都要从事写稿、编辑等业务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大家平等相待，互相切磋，不仅无碍组织纪律，反而有助于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集思广益做好工作。同时，新闻单位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人们的民主平等意识较强，这可能也是习惯于直呼其名的原因。

直呼其名，是新闻单位保持和谐气氛的一种表现。笔者亲历的领导和干部职工平等相处的事实还有很多。比如，1950年底笔者刚进报社的时候，全社只有一辆小轿车，这辆车除领导因公使用外，职工急需时也可以坐。我们几个大学毕业生从招待所到报社报到，就是用这辆车来接的。平时，有人得了急病或女同志生孩子急送医院，也用这辆车。后来又增加了几辆吉普车，夜班职工住在外面的，下班后都用车把他们送回家。

平时在工作中，领导和记者编辑经常一起讨论。为了节省时间，上夜班的总编辑、副总编辑，还常常直接到夜班编辑办公室看稿，到印刷厂排字车间看报纸大样（那时报纸是铅印）。

总编辑，按照的说法，就是记者头子，要亲自动笔写文章，把关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年《大公报》的社论多是张季鸾看完报纸大样后，从当天将要见报的新闻中选取评论题目一挥而就的；《文汇报》的主要标题，则多由徐铸成亲自拟定。如《戴笠音容宛在》这个著名的标题，就出自徐铸成的笔下。它既让抓不住把柄，又讥讽了戴笠死后特务统治如故。我们党领导的报纸更有领导亲自动笔的好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很快，同时在内部管理方面也有改革。新闻单位家业大了，分工更明确，责任更分明，规章更健全，是一个进步。但是，毋庸讳言，其中有一些是从衙门学来的，新闻单位变得行政化了，“官本位”和“官衔情结”越来越浓，直呼其名的传统丢掉了，连科级干部也称官衔，或“张科”、“刘科”，岂不怪哉！有的新闻单位级别森严，记者编辑想见总编辑说说工作，竟然还得事先登记预约。单位的车辆增加了好多倍，但多变成了领导专用（省报属厅级单位，按照中央规定，没有人可以有专车），夜班编辑下班，报社的车辆不送，女同志还得她们的家属来接。不少领导当起“新闻官”，忙于迎来送往等所谓公关事务，亲自动笔的也少了，有的甚至把签报纸大样这样的重任也下放了。新闻单位这种行政化的毛病，不利于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工作质量。

近年来中央要求事业单位改革，笔者以为核心是去行政化。新闻单位肩负着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重任，理应带头改革，发扬优良传统，密切干群关系，以业务为中心，营造民主平等的和谐氛围。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