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韩国人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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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流从来不是什么新鲜词汇，但当我们用“脑残粉”和“泡菜”来形容韩国流行文化时，它已经悄悄在全球形成了影响力。

这个国家去年的电影收入17.9亿美元，刷新了历史纪录，国内观影人次达到历史最高；同时，它的广电节目出口也开始快速增长，达到2.42亿美元。《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也开始把目光从三星、现代身上移开，看韩国如何以同样的大工业和规模化营销方式去打造流行文化，试图以此解读亚洲的新经济。

韩国人身上有令人不安的民族主义和野心。但有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人口不足5000万的国家如何凭借民众的努力和韧劲保持了经济活力，减小了与日本的经济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约为韩国的7倍，但这个国家的民间富裕程度也就是人均GDP约为中国的4倍，同时韩国的教育制度也在全球居首。

韩裔美国人洪又妮的新书《韩国酷文化的诞生》在上述背景下获得关注，她在接受我们的驻纽约记者张晶采访时，提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转变：“整个20世纪，‘酷’这个词好像就只属于美国人……韩国人改变了‘酷’这个词的含义，它成为了一个国家通过自我学习获得认可的最佳案例。”尽管长期居住在美国，洪又妮也明显感受到了韩国代替日本成为亚洲流行文化新的中心，她认为这与多年来韩国政府对私有部门的合作和资金投入有关，并且韩国本身成为了一个国家品牌，以流行乐、影视文化为核心，对化妆品和其他消费品牌产生辐射力。

我们曾在今年6月时推出过一期有关韩国电影的封面故事，本期的封面故事则以韩方综艺热为切口去探讨这一问题。中国的一些电视台和视频网站正在与韩国联合制作一批综艺真人秀节目，几乎要占据周末各台的黄金档。其中，类似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兄弟》已经开始取得不错的收视率。

我们的记者方婷在韩国采访时，一位韩国PD对她说“好创意都是从屁股里出来的”―PD和作家只有坐着讨论到屁股出汗才有新点子，否则就一遍遍重来。这样的专业性和和勤奋解释了为何韩国人能在变化面前保持敏捷性。读者也能看到韩国的电视工业是怎样去拍摄一档节目的，以及它对整套运作流程和制度的坚持。韩国综艺的竞争力在于团队，这背后靠一整套管理流程及职业规范去支撑，因此浙江卫视节目中心主任周冬梅把这种合作比喻为读EMBA。

与中国电视人自己感受到的危机感不同，韩国人十分羡慕中国同行：不仅守着巨大观众群体，还拥有更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在2012年以前，韩国的几大电视台甚至都无法自己掌控广告―就看怎么做好节目了。

中国的千亿媒体集团也已经形成，SMG集团董事长黎瑞刚在这个周末刚刚宣布了一个业内流传已久的消息：百视通与东方明珠合并，全面打造一个新型的互联网传媒集团。这中间充满了想象力。而不管搭建的格局有多大，最终还是要靠人去实现。

眼下中国正在向全球最大经济体进发，许多人因多年经济的急速膨胀而变得盲目乐观，导致心态不够开放。越是目标远大，越要找回谦虚与谨慎，更得学会一种专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