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健忠小说的土家族文化意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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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小说创作充满浓郁的土家族气息和民族风味，透散着浓厚的土家族文化意识。其土家族文化意识内容构成可主要概括为土家族民俗文化的自发展示、民族民间文学的自觉承袭、土家族文化之根的自省审视三个方面，无不体现了作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责任感以及自我民族性追求。
关键词：孙健忠 土家族 文化意识 民族特质
作为同时享有“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1]和“当代土家族小说的奠基人”[2]（P513）之称号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孙健忠，对土家族文学以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贡献无疑是卓著和突出的。半个世纪以来，孙健忠出版了《娜珠》《五台山传奇》《甜甜的刺莓》《乡愁》《醉乡》《死街》《猖鬼》《魔幻湘西》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并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其创作影响和文学声望不容忽视。孙健忠的小说创作充满浓郁的土家族气息和民族风味，“第一次把不大为人所知的土家族生活和文化整体比较全面地带进中国文坛，填补了土家族书面文学的空白”[1]，勾勒描绘了土家族历史社会发展的全景图，彰显出作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透散着浓厚的土家族文化意识。本文拟从民俗文化展示、民间文学承袭、文化之根审视三个方面探赜和分析孙健忠小说的土家族文化意识构成，以期对孙健忠的小说创作展开有效讨论及解读。
一、土家族民俗文化的自发展示
这似乎是一个成功作家必经的文学之路――在对时代事物和人生经验的描摹状写等方面，每个作家似乎都经历了从外在到内在、从现象到本质、从简单到复杂等相似的创作美学变化。孙健忠的小说创作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艺术变迁的过程。正如他日后所提及：“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孜孜追求上，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片面地着重于形式上的卖弄，而比较忽略在内容上的开拓。我很重视生活的舞台、布景和道具，却轻视了始终活动于舞台中心的人。”[3]“由于片面追求所谓民族特色的结果，我的视线便局限在一些外在事物上，不能投向生活的深处。”[4]（P392）然而，恰恰是因为孙健忠踏入文坛之初其小说创作更多地侧重于寻求作品的外在民族特色形式，以及对民族生活外在事物的刻意强调的倾向，对本民族民俗文化元素的自发展示成为他小说创作尤其是前期小说鲜明的土家族文化意识内容的构成。
土家语是土家族民俗文化的核心构成元素。土家族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字，但有着至今仍在土家族聚居地区使用和交流的土家语。在孙健忠的早期小说创作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对原汁原味的土家语的自我借用和自发展示。如小说《一只镶银的咚咚喹》就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土家语元素，为整个作品敷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艺术色彩。小说对诸如毕兹卡（土家族人自称）、麻麻崽（姑娘）、惹布由（孙女）、西兰卡普（土花铺盖）、翁巴崽（后生）、伢尼尼沙哈太（不懂你的话）等土家语元素的援引和借用，将土汉两个民族儿童纯真的交往和纯洁的心灵表现得精细入微、童趣横生。在小说《五台山传奇》和《木哈达的狗》等作品中，作家再次展示了哈力（狗）和洛卡妮（妻子）等数量丰富的土家语元素。通过对土家语元素的展示，不仅加深了作品本身的民族特色，还极大地加强了作品所揭示的土家人解放新生和土汉新型民族关系等主题。
土家族的日常生活习俗是土家族民俗文化的又一重要构成元素。在广大土家族地区，其日常生活习俗元素也得到了相当完好的保存。作为一个以描写土家族人民生活为己任和追求民族特色及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作家，孙健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将土家山寨的日常生活习俗元素纳入自己的小说创作，让土家族日常生活习俗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目眩神迷，沉醉不已。在思考和总结个人前期小说诸如《五台山传奇》《春水长流》《“老粮秣”新事》《甜甜的刺莓》《乡愁》等对本民族日常生活习俗描写的经验基础上，孙健忠的长篇小说《醉乡》可谓对土家族日常生活习俗元素展示的集大成者。在小说中，婚丧礼仪、吵架斗殴、墟场风貌、妇姑勃G、山歌传情、请客送礼、架梁起屋、说媒提亲……其土家族日常生活习俗元素呈现的“厚实与繁荣程度，真令人叹为观止”[5]（P50）。《醉乡》对土家山寨日常生活民俗元素的展示，无疑进一步扩充了作品的社会生活内容，丰富了小说的土家族民族内涵。
除了对上述土家族民俗文化元素的展示之外，孙健忠的小说还较全面、细致地展示了包括居住、生产、衣着、饮食等在内的土家族众多民俗文化元素。通过对土家族民俗文化元素的自发展示，清晰地再现了土家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心理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作家把描写本民族和土家族地区人民的生活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的文学理想和目标。
二、土家族民间文学的自觉承袭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和生活中创作的口头文学作品。”[5]（P1）土家族人民在征服、改造自然与反抗压迫、参加斗争的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许多生动感人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口头文学资源，并世代传承延续下来，在土家族成员之间广泛传播。与大多土家族成员一样，孙健忠是耳濡目染着本民族民间文学成长起来的。土家族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给童年的孙健忠以文学熏陶，也埋下了他日后文学创作梦想的种子。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孙健忠越来越认识到本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之于他小说创作的特殊意义，故而60年代初在上调湖南省作家协会担任专业作家不久，孙健忠就报名参加了省里派往湘西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组。通过深入土家族地区，开展民间文学调查，他进一步熟悉、理解和掌握了土家族民间文学资源。后来，孙健忠偕同妻儿回乡返里，迁居湘西土家山寨，在与故乡人民的共同劳动生活中，作家再次接触和仔细体察了土家族的民间文学资源。他回忆说：“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没有忘记留心观察他们的性格、习惯、表达情感的方式，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至于那些活在他们嘴上的故事和传说，令我倾倒的《摆手歌》和《哭嫁歌》，更是我艺术学习的必修课，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7]（P173）在孙健忠的早期小说创作中，对土家族民间文学的穿插引用，进一步彰显了作家对民族特色的艺术追求。如小说《一只镶银的咚咚喹》在构设主要故事情节的同时，另外为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关于土家族民间乐器咚咚喹由来的故事。小说通过对咚咚喹民间故事的穿插引用，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作品土汉新型民族关系主题的表达，过去曾是民族冲突和斗争象征的咚咚喹，如今却被土家人当作友好的礼物赠送给了汉族儿童，成为土汉民族友谊新的象征。小说《木哈达的狗》亦提供了非常可观的土家族民间文学信息，尤其是对“狗尾巴续粮种”的民间故事的穿插引用，更是把土家人对狗深厚的感情生动地表现出来。
土家族地区素有“歌的海洋”之称。孙健忠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显然没有忽略对本民族民间歌谣的审美效应的自觉借鉴。对土家族民间歌谣的借用和承袭，在小说《醉乡》中十分引人注目。如小说后半部写到了天九家竖新屋上梁时的情景，老木匠开口所说的梁木的来源和砌屋的根古，以及对主人的祝愿：“土王坐在老司城，一统乾坤，/修金殿，砌午门，凉洞热洞自生成，/内金殿，外罗城，四海都闻名。……”就是对土家族民间歌谣“上梁歌”的直接引用，恰好呼应了新时期农村改革带来的土家族社会生活新变化这一主题表达。而小说中香草对矮子贵二的山歌传情以及大头猫对香草山歌传情的回应等细节描写，如“人家栽菜你不栽/园中哪有好菜苔/人家织布你不织/脚上哪有悬边鞋”和“郎在窗边打一望/ 姐在溪边洗衣裳/唱个山歌丢个信/棒槌打在岩头上”等也明显套用、化用或承袭了土家族的“山歌”与“情歌”等歌谣，颇具土家族的民族气息和民族色彩。
小说《舍巴日》作为孙健忠创作转型期的重要代表作，是作家对本民族民间文学资源逐步深挖和不断思考的产物，以丰沛的文化蕴涵和娴熟的艺术手法，奠定了孙健忠后期小说创作的风格和基调。《舍巴日》引用了“舍巴歌”（摆手歌）当中的“天地人类起源歌”的部分章节，比如“滔天的洪水退了，/世间上没有人了，/只剩下葫芦船上的两兄妹，/阿哥叫布所，/阿妹叫雍尼”等在作品中反复迭现，缀接完成整个小说的文本建构。其实“舍巴歌”本身就是土家族的“创世纪史诗”，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信息。小说《舍巴日》对土家族古歌“舍巴歌”的承袭和引用在此负载了新的美学功能，由民间文学触发创作主体的文化思维，继而开启作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寻根的深层意识。
三、土家族文化之根的自省审视
土家族历史文化之根的审视，是孙健忠小说土家族文化意识构成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土家族民俗文化元素展示和民间文学资源承袭二者基础上的继续掘进与纵深架构，表现为自省、反思的特征。土家族历史文化寻根的自省审视，再度强化了孙健忠小说创作的民族文化质感及其民族性内涵，进一步彰显了作家的民族责任意识与民族使命感。如果说孙健忠前期的小说创作，主要是以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进行艺术概括与加工处理的文学产物的话，那么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孙健忠开始意识到并自觉将其小说创作纳入土家族历史文化寻根范畴，力图从对本民族历史回眸和对民族文化劣根性批判的视角出发，重新演绎土家族历史文化进程，聚焦民族文化劣根性与整个国民以及整个人类的弱点，逐步上升到对民族性、国民性和人类性三者并置结合的审视与把握。
作为孙健忠小说创作转型的标志，《舍巴日》通过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以寻踪土家族历史文化进程为线索，集中展示了土家族亦即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四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表达了作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未来发展趋向的深沉思考。作家以宽广的历史开掘意识，将本民族的千年历史文化进程纳入小说，把土家族所经历的原始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城市文化等四种文化“进化”层级置于同一时空背景下，分别进行各自的演绎以及展示不同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与碰撞。掐普是土家族原始文化的象征。掐普生长的“十必掐壳”原始部落是土家族最初层级的社会文化形态。这里的人自称巴人，讲最古老的巴语，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巴人就是土家族的祖先。第二“进化”层级的“里也”村是土家族农耕文化形态所在。人们住大瓦屋，穿布缝的衣裳，以种植水稻为生。如独眼老惹耕种一辈子，他要在田里种出金子来。第三“进化”层级是宝亮打工的马蹄街。马蹄街是商业文化形态的所在地。这里有着满街的店铺，进行着各种买卖交换。第四“进化”层级则是宝亮两个哥哥所去的远方城市，那是城市文化形态所在，也是土家族融入未来的发展趋向。《舍巴日》以掐普“穿越式”的爱情和婚姻遭遇，表现了原始文化在农耕文化面前地位的陡然失落，以及被替代的尴尬;更以独眼老惹传统的耕种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时的无奈叹息和最终面临失去田土（被机器耕种取代）的隐忧，渐次揭示了土家族和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不可扭转的上升发展趋势。
在小说《舍巴日》之后，孙健忠继续沉潜本民族历史内部，发掘土家族历史文化之根，剖析土家族文化劣根性，并将其与对整个国民及整个人类的弱点审视相衔接。长篇小说《死街》正是孙健忠对土家族文化心理和整个国民文化心理及人类人性弱点予以审视和批判的艺术产物。孙健忠从容不迫地出入于小说文本，运用现代意识洞悉和透穿近现代湘西土家族以及其他民族的社会人生，从民族前行的沉重步履中，作家敏锐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因袭的超重负荷，提出要对土家族文化劣根性予以审视和批判。小说采用荒诞离奇的叙事手法和别具魔幻色彩的艺术想象，塑造和勾画了窝坨街民的文化劣根性。窝坨街是近现代湘西土家族及其他民族社会的变形和缩影。窝坨街民封闭、保守的文化心理，愚昧、怯懦、极端忍让的民族性格和荒诞不羁的巫鬼迷信崇拜，正是土家族在千百年历史进程中遗留下来、世代延续的民族文化劣根性的真实写照。民族文化劣根性深深地戕害着土家族成员的精神，极大地阻滞着土家族的社会文明进程，惟有给予最严厉的诅咒、剖析和审判，才可能实现作家所期许的民族“涅磐”新生。此外，《死街》的现实意义所指又不仅仅局限于土家族及其他民族，更将整个国民与整个人类纳入作品的审判视野，显示了小说丰富的层次性和包容性。“莫良卡梯，我们共同的祖先，你能否给我们一种权利，让我们来审视这个民族！不，我们应审判人类！”
四、结语
诚如孙健忠本人所言：“我义不容辞地以繁荣本民族的文学事业为天职，决心用自己的笔，记录下土家族的历史与现实，以强化本民族的自我意识，与其他民族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对话，促进彼此间相互认识和理解。”[8]（P261）从?????对土家族民俗文化元素的自发展示，到对土家族民间文学资源的自觉承袭，再到对土家族文化之根的自省审视，孙健忠小说的土家族文化意识建构日益深入和丰盈，其民族特质和文化内涵表达几近完美。总之，如此数十年如一日对土家族文化意识的矢志不移的自我坚守，彰显了一个严肃作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以及自我民族性追求，这在今天是尤其可贵的。
注释：
[1]吴正锋：《孙健忠：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2]彭继宽，姚纪新：《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3]易知：《投身生活激流写<醉乡>――访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文学报，1984年11月15日。
[4]孙健忠：《乡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凌宇：《神酣意热话<醉乡>――写给孙健忠同志的一封信》，读书，1985年，第8期。
[6]赵志忠：《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7]孙健忠：《甜甜的刺莓》，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杨羽仪：《世界华人文化名人传略・文学卷》，（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
（杨新友 贵州安顺 安顺学院 56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