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史视角下的西方新媒体传播思想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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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几年，学界内不断强调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但任何理论创新都必须立基于传统之上的反思与继承。通过媒体技术史的研究视角，我们发现，西方新媒体传播研究主要从三条路径展开：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嵌入研究、技术的两重性研究以及微观的信息符号传播研究。由此，新媒体技术的研究逐步发展为更为理性的、综合的、微观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关键词 技术；新媒体；社会嵌入；信息；社会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40至50年代，计算机、原子能等技术的诞生，以及由计算机技术所驱动的互联网传播技术等带动了历史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并迅速地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变革。曼纽尔・卡斯特认为，我们已然深处于网络社会。“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

这种新的变化无疑是当前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认为新媒体研究目前仍处于“摇篮”阶段，但其对于人类生存的影响力已不可忽视。尤其对于自在转型期的中国，互联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旨在于梳理媒体技术史视角下西方新媒体传播思想的发展逻辑，勾勒其演变的路径，并提倡当下中国的新媒体研究应走向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学范式，以期对中国新媒体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嵌入：媒介环境学派的传播思想

传播技术给人类互动和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个疑问一直是媒介环境学派所关心的问题。伊尼斯认为任何技术都带有一定的“时空偏向”，这种偏向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冷”、“热”媒体之分等等强调的是传播技术与人类自身的互动；尼尔・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侧重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再建构，而德克霍夫的“电视民主”则关注电视与政治参与的互动。

由于麦氏等人的观点中过分强调传播技术的影响，其后继者詹姆斯・凯利、保罗・莱文森等学者将伊尼斯、麦克卢汉贴上了“媒介决定论者”的标签，这个标签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对整个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解。显然，这个标签有失公允。麦氏早在《谷登堡星系》一书序言中就提到：“本书绝非盖棺论定之作，牵动社会变迁的因素不少，本书只希望阐明其中一项主因，指出这项因素未来或许能让人类更自主。”这句话充分说明了麦氏的研究宗旨在于提醒媒体研究学者媒介技术是一个社会化产物，应注意分析媒体技术本身对人、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而非强调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不过，媒介环境学派对于技术的过分强调在其二代学者梅罗维茨那里有所调整。梅罗维茨结合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理论与戈夫曼的社会情景互动理论，提出信息系统的流通形式，而非自然环境本身才是不同场所的真正界线，并由此得出：电子媒介的诞生打破不同群体信息系统的分离状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线不同模糊，男性与女性的气质、成人与孩子的界线以及政治英雄与普通百姓的区别日渐消逝。当然，这里的电子媒介主要指涉电视、广播等传播技术。

其后，保罗・莱文森将媒介环境学派对于“媒介即环境”的阐释带入互联网研究，成为了学派在数字时代的理论开拓者。他认为：“因特网完成了麦克卢汉的比喻，使地球村成为现实。网上地球村的村民，只要有一台个人电脑，一条电话线和一个浏览器，就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和别人聊天，可以搜寻新闻，而不是被动地坐在电视是接受新闻。”网络带来的是一个非集中化的时代，利用电脑，人们不仅可以接受信息，还可以生产信息。由此，每个人都是一个生产和传播的中心。2009年，莱文森出版了他的最新著作《新新媒介》，在书中他更为详细地将新媒介中的不同传播方式进行归类和论述，提出“‘新媒介’这个名字描绘的互联网生活和工作，与传统媒介和旧媒介截然不同，比如电子邮件与纸质邮件不同，网上阅读与读书读报不同；同理，‘新新媒介’描绘的互联网生活和工作与新媒介截然不同，比如，读维基网的网页和读CNN电视网的网络版就截然不同，因为维基网的网页是很容易编辑的。”所谓的“新新媒介”侧重的是“每一位消费者都是生产者；你无法冒充非专业人士；你能挑选适合自己的媒介；你得到不必付钱的服务；新新媒介既互相竞争，又互相促进；新新媒介的服务功能胜过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

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技术的关注将我们的目光转向了媒介与个人、集体的生活方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媒介技术的隐蔽偏向将塑造新的个体行为和社会发展。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表层，深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媒介虽延伸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人类的感知能力，但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而言，这种延伸“比例”显然并不等同，传播技术的影响具体到个体所产生的差异是他们没有看到的；其次，尼尔・波斯曼虽猛烈抨击了代表着“机器意识形态”的医疗技术垄断，电脑技术垄断等现象，指出“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但这种制造“臣服”的机制是如何运作？这些关乎媒介技术与社会控制的种种问题是媒介环境学派所没有回答的，而这些才是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关键所在。

二、新媒体技术的双重性：从“数字民主”到“结构再生产”

“每一个技术进步对于应用者来说都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新理想的追求。”互联网传播技术带来的“革命性”一度让新媒介研究学者兴奋不已，有关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赛博民主（cyberdemocraey）、电子民主（electronicdemocracy）等十分应景的概念在西方学界的研究文献和政治言论中层出不穷。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认为，由互联网构筑的“网络乌托邦”是一个以协商民主为特征，信息高度分享、众人高效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的世界。这样一种对新技术的乐观情结在克莱・舍基那里更为明显，在《未来是湿的》一书中，他宣言，新媒介技术为人们超越社会原有的层级结构、与他人共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提供了途径与方法。这是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当人们把组织像衣服一样脱掉时突然发现，新的关系和环境不再老旧和僵硬，而变成有生命力的、有粘性、湿乎乎的存在。这是一种力量，这更是一场革命。”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于2003年出版了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的研究报告，在其中他们提出了一个让人极为振奋的概念：“We Media（自媒体）”，暂且不论这个概念对于新媒介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模式有何转变是否有解释力，但“we”这个词本身包含的主体性成分就足够体现两位学者对新技术的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互联网绝不是一个脱离真实世界之外而构建的全新王国。互联网空间与现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部分。互联网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最美妙的工具。互联网的发展完全是由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驱动，而不是人类新建的一个更自南、更美化、更民主的另类天地。这一观点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得到呼应，他认为：“技术进步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那些从社会生活的强制性的再生产中自发产生出来的社会利益决定的。”

互联网技术产生的原初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运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其天生的政治秉性是其所在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只不过，在两方发达国家，由于互联网与言论自由的天然耦合，由此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换句话说，且联网所构建的虚拟空间其实是一种景观或者表象，是现实社会结构的延伸，互联网上的种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实社会内在结构张力的一种“症候”。权力和商业利益可随时介入到互联网虚拟空间中，利用把关过滤、敏感词屏蔽等信息控制模式，将信息传播和公共辩论导入符合领导集体权力与商业利益目的和权力巩固的狭窄管道之中。从这个角度而言，互联网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在于“复制和复杂化了原来存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的技术成效及其合法化形态受以了社会关系的制约。”由此可见，以媒介形态出现的网络传播技术更趋向于一种社会结构再生产的核心动力。

三、信息：理解新媒体技术与社会重构研究的起点

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电影与传播学系教授马克・波斯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信息方式》和《第二媒介时代》等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新兴传播技术背景下社会发展研究的新思路。对于新媒体理论发展而言，波斯特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的基础批判性地提出了“信息方式”的概念。

马克思认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的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各个时代生活资料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生产方式，比如磨坊主与封建主义关系紧密，蒸汽机和资本主义相互对应。在波斯特看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对于数字时代的社会生产发展已不再具有解释力，信息化社会的生产更多在于符号生产或抽象生产。在他翻译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时所作的导言中也曾提到：“他（马克思）没有穿透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逻辑，即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它的意义逻辑。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起源理论化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换，但马克思没有意识到，政治经济学还有第二个决定性的变化，这涉及“社会抽象的过程”，它不是指向商品而是指向符号。”因此，波斯特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的基础上，把电子传播媒介、后结构主义理论和批判理论互相融合，批判性得提出了他的信息方式理论，用以概括新媒介时代的社会生产与运行方式。在《信息方式》一书，他说道：“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被区分为不同时期，而且当今文化也使‘信息’具有某种重要的拜物教意义。”

受鲍德里亚的影响，马克・波斯特十分重视符号与符号生产在新媒介时代的作用。他将信息方式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符号的互应、意符的再现和信息的模拟。在信息模拟阶段，主体失去稳定性，并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间，不同的构型使主体随着偶然情境的不确定而相应地被一再重新构建。“信息方式中的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不再享有物质世界中某个固定的制高点，再也不能从这一制高点对诸多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推算。相反，这一主体因数据库而被多重化，被计算机的信息传递及意义协商所消散，被电子广告去语境化，并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号的电子化传输中被重新分解和物质化。”同时，词语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处于漂浮状态，词语与指涉物之间的关联被重构组合：并日渐取代物的位置。“电子传播把巨大的距离和时间的瞬时性结合起来，使说话人和听话人相互分享又彼此靠拢。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来强化主本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

这一观点在卡斯特那里得到了新的阐释，二者的论述不谋而合。在卡斯特的三部曲中，他提出网络社会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因此，信息技术范式构成了网络社会的物质基础。在此范式下：1.信息便是其原料；2.新技术效果影响至个人与集体层面活动过程；3.产生了新技术的系统或关系的网络化逻辑；4.新的信息技术范式以弹性为基础，拥有重构能力；5.特定技术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在信息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传统以争取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然资源以促进自我发展的模式已然落后，以比特为单位的信息才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创造源泉。网络社会的崛起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文化，卡斯特称之为“真实虚拟文化”，即真实本身完全浸于虚拟意象的场景和伪装的世界里，在其中象征并不只是隐喻，而是包括真实的经验。在这种文化里，“一方面，社会中的支配与价值无需接触就可以同时被组织起来，亦即，在无须任何地域具体经验的信息流动里就可如此。在另一方面，支配性的价值与利益无需参考过去或未来就能在电脑网络与电子媒体的无时间性的景象中被建构起来。”与此同时，网络社会的所有信息开始以一种二元模式运作：在多媒体沟通系统中“出现”或是“缺席”。惟有在这个整合系统中“出现”，才能使信息成为显现于公众的视线中，成为人们的谈论对象并在此过程中社会化。而“缺席”者只能化约成一种个人想象，或是日渐被边缘化甚至消失公众视野范围内。网络的诞生“将文本、意象与声音整合进入同一个系统，在开放且可以获得读取路径的条件下，于不同的地点和选定的时间里在全球网络上互动，这种做法确定彻底改变了沟通的特性。”传统媒体传播的不同信息在网络世界里互相借助符码，信息便在此过程中混淆了自身的所指，不同的意义随机混合，从而创造出多面向的语义脉络。符号学大师巴特・罗兰曾指出，一切沟通形式都是奠基于符号的生产和消费。由此，“现实”成为了一种符号的再现，一切“现实”都是拟象。以电子整合为核心的新沟通系统和交流形式建构了“真实虚拟”，并以其各式各样的变貌，容纳了绝大多数的文化表现，构造出一个新象征环境。

的确，新媒体技术的到来将信息符号从模拟推向自我指涉，并不断融入现实生活的运作过程。由此，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当我们将这种趋向推向极端，那么，“信息方式”将成为现实社会生产与运行的基本逻辑。但对于当下而言，鲍德里亚、波斯特和卡斯特都过高估计了符号、语言等因素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作用。只要我们深入到符号、语言等因素的背后，不难发现，所谓的信息方式仍旧是束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现实社会关系之中，符号运行的现实基础仍旧存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是符号走向独立存在的现实前提。如果抛弃了物质生产，信息方式所这些现象和矛盾其实只是一种无根的矛盾。

四、结论：走向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学范式

从媒介环境学派的技术嵌入考察，到技术的双重性认识，再到微观的新媒体信息符号传播层面，西方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摆脱了原有的过度乐观与盲目悲观的极端阐释，逐步走向更为理性的综合、微观的社会学范式研究。这种范式不同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而是将传播当作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探究“传播是如何在社会中建构的”与“传播实践如何建构社会”等核心议题。

从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转型，带动的是整个社会发展逻辑的转变，甚至是生存逻辑的全面更换。因此，新媒体传播技术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将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不断变化的人类传播行为以及内在的互动关系以符码形式呈现在互联网平台之上，而传播研究的目的就是在此基础上回答“如何透过（媒介）这一景观和表象为中心，重新安排构成社会结构的其他元素”。这对于当下中国的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