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去泡沫和增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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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危机之后，各国或早或晚都会面临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对于我国而言，更需要对上一个十年以释放廉价要素红利为特征的增长模式寻求转型。2013年换届之后的政策已经开始转为更加务实的处理高增长时期特别是反危机以来积累的两个核心问题——房地产和金融体系的风险，这也是所谓的两个泡沫；由此将逐渐从房地产调控和金融改革推进到更深层次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粗放增长的结束，已经到了需要对存量改革的时代；但2013年，仍然采取的是增量改革为主的渐进策略。
房地产去泡沫
房地产数度调控，负面评价居多，不能回避的是价格问题。价格是调控的显性目标，但价格是否合理则一直存在分歧。如果价格合理甚至低估，则调控政策只是减弱房价上涨的速度；如果房价不合理，那么打压房价就是正当的，但也要考虑实施方式。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如果有泡沫，泡沫是整体的还是局部的？如果是局部的，在哪些区域？泡沫的程度有多大，是否可控？
新一轮房地产调控的“国五条”于换届之际出台，换届之后陆续公布的地方细则差异很大，市场对此解读不一，但更多在关注“国五条”的出台背景、决策分歧、具体细节和实施力度。很显然，“国五条”表达了决策者对于房地产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度，即：不希望房价下跌，希望维持增长和维持现有的增长模式。这隐含的判断是，中国并不存在整体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对于其中的风险，可以分而化之。
这体现了调控政策的延续性，区别对待消费和投资投机需求，通过限购、限贷、持续的增加房地产交易和持有环节的成本，降低房地产的预期收益和流动性，使刚性需求逐渐替代从增量到存量的投资和投机需求。做实泡沫而非刺破泡沫。后果是中间收入群体负担增加，主要因为其杠杆还不够高。
实际上，这一次调控的背景并不是出现了全国性的房价大幅反弹；区域间的差异化非常明显，一线城市快速反弹的同时，很多二三线城市出现了房价下跌，短期回升的也并没有再超过2010年的高点。就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否定2010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并不合适。另一方面，整体的房地产增量需求已经呈现递减之势。2011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已经达到了32.65平方米，三口之家就接近100平方米，中国人均住宅面积较之世界其他很多国家已经不算低。而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城市新增人口已经进入下降阶段。2011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十二五”规划以及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十一五”规划的年均1000万降到了年均800万。何况这部分城市新增人口多数并不具备购买商品房的能力。
2010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已经降低了经济增速、政府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增速，触及一些地方政府的风险底线。这也是为何“国五条”地方细则会差异化实施而不再搞一刀切。而房地产调控中的对交易和保有环节的政府征利，不仅旨在房市短期降温，也在于为地方政府提供新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这是房地产经济和政府财政的转型，提高政府在存量房地产增值收益的分成比例。2013年，保有环节的房产税放缓，而交易环节的所得税提前，这是房地产的增量改革，但已经是从增量入手，对存量动刀。
增量改革给短期改革增加了可行性，但遇到的阻力是持续的，问题解决较为缓慢，有可能药效不够，也有可能时间拖得太久以至于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房地产调控的思路还是试图通过收入倍增的方式、“以量代价”的策略，在加快城市化中化解风险。但收入倍增本身即具有强烈的通胀和资产泡沫预期。收入倍增不是解决泡沫，只是缓和泡沫压力，争取增长和转型的时间。如果没有真实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宽松的国际流动性环境的配合，汇率贬值的风险有可能在某一时刻突然爆发，资产泡沫以剧烈破灭的方式收场。这是需要警惕的风险。
金融体系去杠杆
与房地产去泡沫相关的就是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在反危机中银行信贷过度膨胀之后，信托、债券融资、影子银行等其他信用方式又紧接着快速膨胀，形成了信贷之外新的金融“堰塞湖”。从银行表内到表外，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金融风险并未化解，更多的只是转移和扩散。
影子银行较之银行信贷的风险，不仅在于缺乏监管，而在于同样缺乏真正的风险定价，高收益更常常来自监管套利和金融寻租。融资结构转变只是金融改革之表而非其里，金融改革不应只是金融租金的简单再分配。而实际上，控制信贷从而调低货币增速转而提高融资总量，对于控制通胀和房地产价格是不够的，即使按照货币数量论公式的简单表述，融资总量的增长至少可以提高流通速度，进而增加通胀压力或推升名义GDP。结构性的流动性政策带来了资源错配：强者（国企和政府）恒强，弱者更弱（民企和中小企业），巩固了旧的经济结构，而不是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去除金融部门的政府隐性担保，实现真正的风险定价，才是真正的金融改革。
因此，2013年的金融政策，不仅要控制信贷投放的总量和结构，更要着手治理债券融资泡沫化和影子银行泡沫化的风险；和房地产类似，不再以更大的泡沫维系旧的泡沫，也不是存量调整、刺破泡沫，而是增量改革的渐进调整。从去年底四部委的463号文开始，到近期银监会和央行的一系列政策，对金融风险的治理在强化，广义的流动性监管政策在收紧。这不是一个或几个部门的政策，这是换届后的政策取向变化在金融领域的映射。这些政策短期会影响到融资总量的增速，影响到受调控的领域和行业的资金可获得性，如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从而降低增长和通胀的预期；中期来看，这是防范增量风险、化解存量风险的必要选择，最终将倒逼地方政府让利和经济结构调整。
政府部门去杠杆
房地产和金融风险的治理都归结到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焦点在于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其代表的地方政府在经济中的过度参与。
上一轮经济高增长源于出清式的改革和放权让利，私人部门的活力得以释放。而在高增长的中后期，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规模逐渐膨胀，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长，私人部门的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经济的活力和自生能力持续受到削弱。反危机之中，地方政府普遍大幅增加了杠杆，进一步恶化了结构问题，而反危机效果有限。当经济增长遭遇困境，新一轮的放权让利也成为周期的必然。从换届后高层的执政思路和具体措施来看，也是非常明显的。政府的真实让利，需要主动引导，也需要倒逼机制。地方政府需要去杠杆。
从经济增长的支出结构看，消费和投资，都面临去政府化的倾向。一季度的消费减速明显，政府消费收缩是主要因素。总开支一定的情况下，从政府消费向民生消费的转换，不会对冲掉对整体消费的负面冲击。这不是短期的走过场，而可能是系统性的影响；政府消费的下降，与其说是反腐败、政治清明的需要，不如说是财政收入减速和民生开支增长的出路。
政府去杠杆，主要是去政府投资。政府投资的低效和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毋庸置疑。只是由奢入俭难。市场分歧在于速度而非方向。这也将是从增量到存量的改革方式。只要维持对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那么地方政府的新增投资必然减速，新增市场空间将更真实的为私人部门所拥有，这是第一步；而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就不仅是制约其投资扩张的包袱，而且是其持续存在的风险包袱，不如卸下包袱一身轻松，私有化将是向私人部门的更真实让利，让出市场空间和经济资源，由私人部门去提升经济效率、调整经济结构，这是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
增量改革具体到金融领域，就是保持国有银行和国有金融的相对比重的同时，继续增加私人资本对金融的参与度，这主要体现在中小银行和非银金融的比重提升和竞争加强，为在实体经济中获得空间的私人部门给予充分支持。（作者系中信建投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