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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在报社的时候,每天都是白班,但也得晚上八九点才能走。那时经常天擦黑,就三五同事去搭伙吃晚饭。
有位单身京漂同事,难得母亲来看她,并且小住半个月,天天在报社得瑟得不行。结果一次天黑了,居然和我们一起去拼餐。我们很奇怪:“你不回家去吃妈妈做的饭?”
她连连摇头,无奈地说:“别提了,我妈做的饭真是够难吃,我不和你们去调剂一次半次,就撑不下去了。”我们全体大笑,个个心有戚戚。我们这一代,大部分出身中国第一代双职工家庭,母亲善于烹饪的,大概没几个。
文人雅士怀念“妈妈做的菜”,是隔着几万里辛苦路,时间给洒了浓浓的胡椒面,催泪,也是因为他们大抵出生于中产家庭,有一个擅长调和五味的母亲吧。在《我的母亲》里面怀念母亲,“全家20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可再有滋味,只怕也无法认为是美味,没什么舌尖上萦萦的追忆。而写了《饮膳札记》的林文月,想必她的儿女回忆起母亲的19道佳肴,也就是味蕾的《古代十九首》吧。
我妈是农家女出身,初中起就开始住校,每学期初扛着一麻袋红薯去交伙食费。一路吃食堂吃到大学毕业,毕业后入厨,向隔壁的老太太们学会点火煮羹汤。正是艰难时世,6口之家6个空空如也的胃袋,把它们填满就是大问题。吃饱了,才有资格脍不厌细。朱天文写父母的爱情故事,说父亲取笑母亲,“内人做的菜要用猪槽来装”。一是说量大,二是说味次。我妈做的菜,质量也大抵如此。
直到她退休,在我们姐妹还没养育第三代之前,她有过几年水流云在的闲工夫。我们早已搬到武汉,楚地多少风流,她也学做了一些糍粑鱼、粉蒸肉。好日子没两年,“健康饮食”的理念大行其道,从此饭桌历行极简主义——盐淡油清,白水煮是常事,恨不得学《怨女》里的银娣,“省油,用一只毛笔蘸着油在锅里划几道。”味精是禁品,唯有醋大量挥洒,跟不要钱似的。从此我家厨房的味道,就较像中世纪炼金士的实验室,酸得怪异,实在勾不起食欲。
我客居京城,偶尔回家,在餐桌上居然尝到美味,很诧异。我妈就哼一声“这是昨天从餐馆打包回来的。”顺带批评一下中国的餐饮业:“有什么好,油也大,盐也大,都是味精调出来的味道。”我举着筷子心里很茫然,为又一次暴露了粗鲁的饮食观而惭愧不已。
但怎么说呢?她弄的菜真的不怎么好吃,但我记的是另一些:她在深秋侵骨寒的雨中,搭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为我买豆腐丝,因为“都说那家最正宗”。我在红菜薹刚刚上市的11月匆匆回家一趟,她给我炒了菜薹,自己一口不吃,“我吃的机会多呢”。其实也不多,这虽然是青菜,却贵得令人咋舌,她平时不怎么舍得吃。
而我怀念,每个冬天,几乎每晚,我们必吃的火锅,用羊肉汤做锅底,搁很多蘑菇、豆腐、菠菜,我最喜欢吃鱼丸子,每餐必备。一边吃一边嫌她调的味总是淡得离谱,于是多多加盐,加火锅底料,她也默许了。饱得再也吃不下去时,她还要叫我:“你给捞了,别剩下。”盛在勺里诱惑我,无论我怎么说减肥都不行。
白气蒸腾,汤香扑鼻,围炉而坐……这就是一个家。这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这么了解我的口味,无论这口味是否与她的理念背道而驰,她总愿意,一边嘀咕着,一边为我弄出来。
妈妈做的菜,确实难吃,却是我一生都不会再遇到的美味。(据《妇女之友》《都市消费晨报》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