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美感的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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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诺贝尔奖委员会来说，通常在颁发和平奖或文学奖时，都要为各种批评和非议做好准备，经济学奖与自然科学奖项则相对不那么具有争议性。但近年来，由于金融危机深化以及经济决策界、经济学界内部的裂痕加深，经济学奖有时也会激发强烈争议，例如2008年保罗·克鲁格曼单独获得诺奖，就被解读为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的某种回归，从而引发右翼自由市场论者的不满。

但今年，诺奖委员会避开了这些意识形态的暗礁，授奖于两位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经济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劳埃德·沙普利和哈佛大学的阿尔文·罗思。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如何在没有价格机制的市场上确定最佳的市场匹配结果。

在一些领域，出于公序良俗等方面的考虑，是不允许价格机制自由发挥作用的，有的也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例如年轻人如何找到最佳的伴侣，大学和申请者之间如何相互选择（公立学校不收学费或学费有上限），以及器官捐献者和患者之间如何实现最好的匹配。在这些市场中只允许人们搭配是不够的，会造成资源的错配和浪费，沙普利和罗思研究的是如何设计这些市场的“交易”机制，从而实现最稳定的结果，即任何人都不能从匹配的改变中获益。而且他们的研究取得了实际效果，被广泛应用到从电视相亲节目到医疗项目的实践之中。

89岁的沙普利是现代合作博弈论开创者和泰斗，舆论认为他早应该像著名博弈论学者纳什一样获得诺奖。沙普利在听闻获奖消息后对记者说：“我自认为是个数学家，但这是个经济学奖。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上过一节经济学课。”一个不以经济学者自认的人获得经济学奖，这难道说明是学术的“看不见的手”发挥了作用？

经济学并没有明确的边界，这也要求经济学家保持谦虚和开放性。学术的分科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研究现实的问题，但很多时候，分科变成了人们画地自限、相互攻击的凭依。尤其是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自以为掌握了可作为万应灵药的绝对真理，试图在一切领域提出政策建议，而且经济学内部的流派与主义之争也愈演愈烈，最终往往沦为意气之争。国际上，经济学研究也出现了分科日益繁密但思路没有创新的境况。瑞典经济学家Axel Leijonhufvud批评说，现代宏观经济学就像现在的好莱坞电影，特效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剧情却越来越俗套，没有发展出新的“讲故事”的方式。

今年的诺奖或许再度提醒人们经济学的美感与趣味。经济学因吸收了数学、工程学等学科的营养而变得丰富。下次有人再强调自己是专属某个派别的经济学家时，我们可以问他们：亚当·斯密是哪一派的？他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达·芬奇是画家还是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