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琵琶记》的美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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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不是对剧中某个人物或具体情节进行分析评价，而是对《琵琶记》的总体美的感受、领悟和把握，探寻它美的根源。高明勇于面对生活的严酷，敢于写出人物的复杂面貌，忠实地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和人物的真实。正因为它“真”，所以就踏进了美的殿堂，创造出一部美的作品，给读者以美的享受，使观众得到了审美愉悦和自我超越的快乐。

关键词：美；真；审美愉悦；和谐；自我超越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识码：A

高明的《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自诞生以来一直在全国各地演出，盛况不衰，历代学者发表了不少评论文字，解放后也十分重视对它的研究、评论，在1956年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发起组织了历时26天的讨论会，以纪念《琵琶记》创作600周年。当时许多戏剧家、理论家、史学家如田汉、翦伯赞、尚钺、董每戡、赵景琛、李希凡等人都做了发言或专题报告，可谓盛况空前。以后也陆续出版、发表了一些专著和评论文章。专家、学者对《琵琶记》产生的历史背景、作者的思想倾向、剧中人物性格的得失、剧情安排的成败、戏剧语言的造诣等等均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尽管各位专家观点不尽一致，褒贬互见，但均为有益的学术贡献。笔者颇为喜欢该剧，也曾经发表过两篇浅陋的文章，近读又有一些新的感受，聊成此文，算是对这部作品创作650年的纪念。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叫我一句一句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这是对作品的总体美的感受、领悟和把握，而不追求对字句的推敲、词义的阐释，宁可失之于对具体情节优劣、人物性格成败的准确评价，而要潜心于对作品的整体美的体认、参悟与共鸣，这是值得借鉴的。所以，本文也是从整体美来对《琵琶记》进行评价。

那为什么说《琵琶记》是一部美的作品呢?它又美在何处呢?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思想认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本身就是取之不尽的美的宝库，就看艺术家有没有发现美的眼睛。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孔子云：“里仁为美。”就是认为大自然有美，社会生活有美，人类的各种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也皆有美。四十二出的《琵琶记》向读者展示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既有相府的富贵荣耀，又有贫困农家的断炊哭嚎；既有举子们赶考时的各种微妙心态，又有老人望子成龙的急切期盼；既有新婚燕尔的喜庆，又有望夫早归的焦灼；既有辞官拒婚的决心，又有皇命难违的无奈；既有无心赏月的苦境，又有咽糠遭疑的苦恼；既有兜土筑坟的壮举，又有甘心做小的通达；既有一诺千金的义举，又有丧尽天良的坑拐……总之，区区一个剧本，几乎囊括了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道尽了人间的百态。而这一切又都是真切的社会生活的写照，没有粉饰，没有歪曲，没有吹捧。骄横的尽管颐指气使，穷困的尽管放胆哀号。社会形态如此，人情世故如此。高则诚大胆地写出了社会的真实面貌，人间的真情实感，这就是美，就是美的创造。黑格尔说：“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罗丹说：“在艺术中所谓丑的，就是那虚假的，做作的东西。”孔子也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知之，是求真的活动；好之，是求善的活动；乐之，是求美活动。在孔子看来，人类的求真、求善、求美三种活动之间有一种有机、辨证、统一的关系。因此真与美有一种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真是事物的本质，是灵魂。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勇敢地写出生活的真面目，才有美的价值，才能使读者进入审美领域，获得喜悦和满足。《琵琶记》就不仅真实地写出了元末明初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写出了各种人物思想的复杂、矛盾，既写出了赵五娘对丈夫的痴情，又写了她对丈夫的疑虑、怨恨；既写了蔡伯喈难忘旧情，又写了他对牛小姐的爱慕；既写了牛丞相的刚愎自用，又写了他软弱的灵魂。这才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这才是可亲可信的文学形象。作家要塑造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就必须挖掘出艺术形象中深层的内涵，也就是透过人物性格表层的东西看到一些更深刻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蕴藏在人物性格深层中的丰富复杂的辨证内容，即人物性格的矛盾内容。脂砚斋批《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思想性格是“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这正是美丑互相渗透以至达到“美丑泯绝”的自然境界，也正是性格塑造达到完全和谐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只有做到尊重生活原貌的“真”，才可能写出作品中的美。文学作品也只有敢于写生活的真，才可能有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鲁迅先生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先生在此强调“如实描写”、“都是真的”，确实抓住了文学创作成功的命脉。文学作品没有真，也就没有美，没有美，也就没有生命，没有存在的价值。

《琵琶记》写出了众多的形形各阶层的人物，之所以使人感到生动成功，令人信服，就是因为作者没有回避矛盾，自作主张地去美化一个人或丑化一个人。而是老老实实正视了生活的复杂面目，人物性格内在的矛盾，以及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感情。这种敢于睁大眼睛看真实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是《琵琶记》经历六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而能长久演出，得到观众首肯的原因。剧中的人物是活生生的，可信的，是从生活中来的，不是某种概念的图解或者某种主义的标签。

对于剧中的人物，以往的专家、学者看法也不尽相同，作了许多有益的评论，但也存在片面的结论。美学家朱光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出发点是任何事物都含有本身的对立面或内在矛盾，就是这种内在矛盾在推动事物的发展。这个出发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用黑格尔的逻辑术语来说，事物本身和它所含的对立面是‘正’与‘反’的关系。由于正与反各有片面性，有片面性就不真实。正本身含着反，要为反所否定，反也有片面性，不能静止于反，也要为正所否定。否定不等于消灭，只有消除两对立面的片面性，使正与反统一于较高一级的肯定，这种‘否定的否定’就是‘合’，又叫做‘对立面的统一’，这比原来各有片面性的正与反就较为真实，就有了发展。”黑格尔的这个“合理内核”，这种认识事物的辨证观点用于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也是有效的，也会使我们得出“较为真实”的认识。以下从对剧中主要人物的认识谈谈怎么才能较为深刻地认识剧中人物形象的美学价值。

赵五娘是剧中的主角，她含辛茹苦侍奉公婆，又千里乞讨寻夫，令人感叹。观众大部分同情的泪水都是给她的。历代评论家对她多有肯定。但是也有指责，其一是说她与蔡伯喈的关系不是以爱情为基石，而是被封建礼教的夫唱妇随观念 支配的结果，因而不值得赞美。实际上是在委婉地指责赵五娘是一个受旧观念支配的人，没有追求自由的进步精神。她只是封建礼教树立的一个楷模，有麻醉人民的不良作用。这种理论的根据之一是在第五出《南浦嘱别》中，赵五娘的话别的内容更多的是“只虑高堂，风烛不定”，以及担心丈夫移情的“十里红楼，休恋着娉婷”，看不到像《西厢记》中莺莺十里长亭送别的那种“眼中流血，心内成灰”的生离死别的绵绵深情。是的，赵五娘与崔莺莺不同，她没有与丈夫“待月西厢下”的经历，也没有唱出“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最多也只唱出“不念我芙蓉帐冷，也思亲桑榆暮景”。赵五娘当着公婆的面为丈夫送行，更多的是嘱咐早去早回，别忘了年老双亲。这就能证明赵五娘对蔡伯喈缺少爱情吗?一棵树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人。女子的爱情表达方式更不能是一个模子铸成的。有的外露，有的含蓄；有的善于言辞，有的羞于出口；有的装嗔假怒，有的脉脉含情。爱情的题材已经写出了几千年，今后还会写下去，只要真实，就会永远写不完、写不尽，不会重复雷同。为什么不允许赵五娘对丈夫爱得铭心刻骨，却又含而不露呢?为什么不考虑她内心各种思想的交织斗争呢?为什么不考虑她的性格特点呢?赵五娘对新婚才两个月的丈夫远走他乡是恋恋不舍的，但她有理智，知道丈夫难违父命，非走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她如果不顾一切表示自己难分难舍，只会加重丈夫的精神痛苦，又于事无补，这能算真爱自己的丈夫吗?真知己不是应该更多地为对方着想吗?应该宁可自己忍受一切悲痛而减轻一点对方的精神负担。赵五娘尽力掩饰自己的悲痛，含而不露的表现不是更深沉的爱吗?赵五娘的理智与情感经过艰苦的反复斗争而趋于统一之后的这种表现，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爱情。说赵五娘以后忘我侍奉公婆，只是出于一种封建的孝道，而不是以对蔡伯喈的爱情为动力，也有失偏颇。爱屋及乌，是人人可以理解的感情。一个深情的爱着自己丈夫的女子，能不对自己丈夫的父母有孝敬之心吗?有的评论家抓住第九出《临妆感叹》中赵五娘曾唱道：“奴家一来要成丈夫之名，二来要尽为妇之道，尽心竭力，朝夕奉养。”以此来证明赵五娘对公婆尽孝只是受封建道德的支配，谈不上以为对蔡伯喈有情。这种分析人物的方法是脱离时代，忽略历史背景的思想方法。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赵五娘是元末时写出来的一个女子，由于从宋代程朱理学倡导三从四德，到元末，封建道德的名词术语已经广为流行，赵五娘脱口说出“为妇之道”并不奇怪。实际上，赵五娘对公婆的忘我关心疼爱，正是她对蔡伯喈爱的表现。黑格尔对这类现象有极深刻的分析，他说：“这种把自己的意识消失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情况，这种忘我无私的精神(只要凭这种精神，主体才会重新发现他自己，才真正实现他的自我)，这种忘我精神(由于忘我，爱情的主体不是为自己而存在和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就形成爱情的无限性。……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活的支持力。”黑格尔这段话说得多好，简直像给赵五娘的爱情做的专论。赵五娘的忘我无私精神，不正是她这个爱情主体不是为自己而存在和生活，而是在另一个人――蔡伯喈身上找到了自己，因而她也在这种忘我的奉献中实现了自我，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支持力。她这种感情就“特别显得美”，就有了可贵的美学价值。

蔡伯喈是剧中另一个主角，剧中的一切情节均围绕着他而发生。历代对他的评价不一，总起来看他不如赵五娘获得的赞誉多，不过他因为中状元、当贵婿之后能不忘赵五娘和双亲，所以也得到了某些宽恕和谅解。但是许多评论家对他再娶牛小姐不满，说他不能拒婚到底，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灵魂深处仍有趋炎附势的倾向，尽管婚后有些痛苦。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黑格尔也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蔡伯喈不是某种概念的标本，他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依恋父母，又想博取功名；他心爱五娘，也喜欢牛小姐；他渴望返乡省亲，又留恋富贵荣耀；他恃才傲物，又屈从权贵。总之，他是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人，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复杂的活生生的人，这个人物形象成功也就成功在这里。作者尊重生活，忠于生活，老老实实地写出了一个可信的真实的人物。这个人物不是某种观念的产物，也不是某种理想的图腾。正如曹雪芹写贾宝玉痴恋林黛玉，但见了宝钗的玉臂也会忘情一样的真实可信。没有读者因为贾宝玉吃过金钏的口红，与袭人初试云雨情而怀疑他对林黛玉的真情。同样，蔡伯喈再娶牛小姐，也不等于对赵五娘忘情。生活是复杂的，人更是复杂的，好的作品就在于洞察了这种复杂并准确地表现出这种复杂，虽然这种复杂有时是一种严酷的复杂。别林斯基说得好：“新作品的显著特色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那样。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的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自身充满了矛盾，又几乎成了全剧一切矛盾的交会点。他的言与行、表与里充满了矛盾。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充满了矛盾?因此蔡伯喈这个人物是真实可信的。“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蔡伯喈这个人物像生活中真实的人一样复杂而难以说清楚，这个形象树立起来了，成功了，这就是作品的成功。因为“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

高则诚受指责最多的地方，就是他把传说中“贤惠的五娘遭马踹，五雷轰顶是那蔡伯喈”的结局改为大团圆的结局，在笔者以往的文章中，也曾对这一点进行过批评。大多数评论者认为，这是高则诚受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有意回避社会矛盾，美化封建伦理纲常，因而是最大的败笔。董每戡先生在他的《琵琶记论》中说：“高则诚属于地主阶级出身的士大夫，思想认识就被这个当时的社会现实局限住了，所以写出了调和矛盾而为今人所反对的团员的结局来，确是思想落后。”董每戡先生的这段话中承认团圆的结局是作者被“当时的社会现实局限住了”，这种观点今天看来对高明太苛责了。每个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都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局限，高明不是思想先哲，他只是如实地写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牛小姐面对娶过前妻的蔡伯喈，而前妻又十分忠诚贤惠，她能走的路只有一条：承认事实，尊重赵五娘，才能赢得丈夫的心，才能得到真爱，才有幸福可言。用权势驱赶了赵五娘，甚至杀害了赵五娘，她能得到什么呢?她得到的只有憎恶，而无丝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