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吃与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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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夏天，为使自己的生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20岁出头的沈从文决定“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从湘西军营来到了北京。这个“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的选择并未给他带来意想中的好运，在北方的严冬里，一贫如洗的他想读大学的梦想破灭了。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沈从文近乎绝望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学梦……

这样一个沈从文，衣能蔽体、食能果腹已是奢求，与美食佳馔是不沾边的。郁达夫初次拜访沈从文，萧瑟寒冬，鹅毛大雪，屋里连火炉都没有，沈从文仅穿着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写他的小说。中午，在附近一家小饭馆，两人吃了一餐饭，内有葱炒羊肉片，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达夫离开后，留下了他的一条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来。这件事，沈从文记了一辈子，几十年后他还对自己的侄女郁风说：“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与众多世家出身的民国文人比不了，沈从文自幼家贫，文章里写到吃，也多是湘西老家的特色食物。小说《雪》中写，“叔远在炭盆热火里煨了六大捧栗子，把煨熟的栗子全放在一个竹筒子内送到床上来，我便靠在枕上抓栗子吃”。小说《连长》中连长也说，要用栗子下本地的烧酒。贫穷之地，自有简单朴实的饮食之道。《边城》里，祖父拉完船，回到家里嗅到的，是锅中所焖瓜菜的味道。而祖父生病后，翠翠给爷爷做的恢复体力的“补药”，也不过是在屋后菜园地里摘取的蒜苗泡在米汤里做成的酸蒜苗。

《边城》里最诱人的一道菜是鲤鱼豆腐，“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得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卧在浅口钵头里”。看起来口味应当是外焦里嫩，肉质酥脆、香辣的，想必早年的沈从文没少看着这道菜流口水。后来读《湘行书简》里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信，有一篇《夜泊鸭窠围》，说到自己吃鱼的经历，“我吃了太多的鱼肉。还不停泊时，我们买鱼，九角钱买了一尾重六斤十两的鱼，还是顶小的！样子同飞艇一样，煮了四分之一，我又吃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已吃得饱饱的了。我生平还不曾吃过那么新鲜那么嫩的鱼，我并且第一次把鱼吃个饱。味道比鲥鱼还美，比豆腐还嫩，古怪的东西！”这时已是1934年，沈从文才第一次“把鱼吃个饱”。

如果说当时的沈从文是因为囊中羞涩而无法尽尝美食，那后来的他就是另一番况味了。建国后，他封笔不写，去了博物馆工作，面对一项全新的事业，他感觉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供浪费了，于是中午从不回家，经常拿一块手绢包两个烧饼，就在馆里填饱肚子。家里保姆说，沈从文就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饮食之乐，对他而言成了另一种方式的奢侈。

表侄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写沈从文：“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没有这个习惯。当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几次宴会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是否可以由此得出沈从文不懂吃、不爱吃的结论呢？其实不然。

同一篇文章里，黄永玉还写到，“从文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这个倒是有例可证。有年春节，汪曾祺到沈从文家里拜年，沈从文留他吃饭，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菰肉片，沈从文吃了两片茨菰，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汪曾祺认可，说“我承认他这话。吃菜讲究‘格’的高低，这种语言正是沈老师的语言。他是对什么事物都讲‘格’的，包括对于茨菰、土豆”。仔细想来，沈从文大概是在感叹茨菰长在水田的淤泥中，内里却洁白如雪，有出污泥不染的高洁吧。

对于吃，沈从文贪的并不全是口腹之欲，乐而不淫，更显境界。一次聚会，聂华苓发现沈从文吃菜很少，感到纳闷。沈从文说，平时爱吃面条，还吃很多糖。聂更加不解，问，为什么吃那么多糖啊，对身体不好。沈从文笑眯眯地回答：“因为从前我爱上一个糖坊的姑娘，没有成，从此就爱吃糖。”真不愧是小说家，一句话就把人带入小说的情境，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的起承转合，还有小说的悲剧性全出来了。

或许也只有这样讲求审美和格调的人，才能写出“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样世间最美丽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