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灵魂守望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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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有个风俗,就是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是祭奠先人的日子。不例外的,这天我和兄弟姐妹约定,十几人从不同方
向朝故乡的一座荒山集合。我的父亲,就在那山的上面安息。
经过三百多里路的颠簸,两个多小时过去,车子终于驶进老家的县城,大家匆匆到饭店吃了顿午饭,又到二叔家稍作停顿,便准备上山。二叔家里有些热闹,一屋子的人,也正准备去烈士陵园祭拜爷爷奶奶。大姑往年是不回来的,自从大姑夫去世后,她每年也要在阴历十月初一这天给大姑夫上坟。大姑夫去世后,殡葬在老家一户人家的一块地里,说好三年后才平坟头的,结果一年不到,坟就让主家给平了。大姑一家逢节的祭奠,只能在某一个地头,约摸着冲那个方向叩拜,烧一点纸钱。不就是一个形式吗?都装在心里了。她虽这样轻松地说,泪却汹涌地流出来。
二姑是奶奶的侄女儿,自幼跟奶奶长大,嫁人也是奶奶找人作的媒,一向对奶奶很孝顺。现在，二姑也是孤身一人,二姑夫继大姑夫去世的后一年病逝,生活一直很清苦。逢节的时候,她从不先祭拜二姑夫,每次都是先到城里我二叔家,跟随他们祭拜完我爷爷奶奶后,再回老家给二姑夫上坟。我父亲刚去逝那两年,我们每次回来,都会引起大家一场哀伤,这几年稍好一点,大家相见都不再哭泣,脸上也带了些欢笑。
故乡的山与沂蒙山区的山相比,并不太高,然而它却显得如此孤立,远远看去像卧着的一头狮子。我小的时候,曾随父母到山上割过黄草,那时割黄草,主要是为了烧火做饭。冬天没有煤,也为了取暖,村里人都纷纷上山割黄草。山,像一个孤独无助的母亲,挺着孱弱的身体,养育着村里几十户人家,由于极度的贫困,山也竟是那般的艰辛。
山脚下,在坑洼不平的石路上,我与二姐一边朝山上走,一边感叹,时隔三十几年时光,眼前的这座山,比记忆里更显寂寞、荒凉了。正是初冬,黄草开始干枯,绒毛一样,几乎看不到它们的生存,除此,山上再也找不到一株树木。
小路离山很近,我们顺坡躬身刚走到山脚,便有叮叮当当的嘈杂之声传来。那座山,从卧狮的尾部开始,被采掘了好几个深坑,让人想起身体的皮开肉绽。再往上走,许多胡乱摆放的石料堆积在那里。五年前,这座山便成立了一座采石场,一年四季每天朝山下运送的石料源源不断。承包者是外地人。刚开始,村里没人有能力购买采石的机器,那些外乡人便乘虚而入,承包了这座贫瘠的石山,石料却是上好的青石,加工后可以盖房,砌路,甚至刻碑,修墓。采石工人都是本地人。从此,连黄草都不再长的荒山,为了一方人氏的生存,没有了乳汁,又奉献出了自己的骨骼、肢体。从切割它的机器轰鸣声里,从撕裂它的隆隆爆炸声里,能够想象得出这座山的疼痛,能够感觉到这座山的无力的颤抖,父亲在这样的地方居住,我们开始心不安宁。
其实,父亲是一直借住在这里的。我们这个家族的长辈,从三十年代起便开始举着抗日的烽火,走向革命的战场。等战争胜利凯旋,看着村里的人们在分割土地,分割胜利果实,同时,也分割去了我们家族的墓地。爷爷去世在建国时期,作为第一批去世的革命功臣,政府将爷爷安葬在同样刚刚落成的烈士陵园里。奶奶去世后,亦合葬在了那里。没有了墓地,父亲去世时,便借用了三爷爷家的一块好地作墓地,现在这块地已属于三爷爷家的小儿子,我的三堂叔所有。本来就瘠薄而少的土地,又让我父亲的墓穴占了一块,每次见到三堂叔,我们心里都有些亏欠的感觉。
我记得那片地上没有一块像样的墓地,因为按照县里规定,不能让死者的墓地占用活人的良田。印象里,父亲是第一个入住那片山地的,孤独地安息在那里,不能按照当地的风俗相伴在爷爷奶奶身边。就是将来,也很难说能携子抱孙。从今年春天开始,我们就有给父亲搬“家”的念头,炮声和嘈杂,使这里已不再是先人安息之地。作为故土的回归,父亲是安心的,然而,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怎能得到安息?于是,全家人商量决定,把父亲的骨灰迁回到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公墓,依山而建,离县城只有十几里,离我们兄弟姐妹各家也近,这样,我们可以经常去看看父亲。公墓里,有父亲多年相熟的老朋友、老同事,在那里,父亲是不会孤单的。
在山上,我们遇到二爷爷的儿女及孙辈们,他们是来拜祭二爷爷和二奶奶的。二爷爷是南下干部,时期,二爷爷从杭州市副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坚持回到这个偏辟贫瘠的小山村宁静度日,平时除了跟着儿女们下地务农,再不参与任何政事。二爷爷在父亲去世的三年之后作古,享年九十二岁。小时候就听家人说,我长得像极了父亲,而父亲又像极了爷爷,我爷爷和我二爷爷几乎一模一样的个头,长相。父亲逝去回乡时,二爷爷带着他们全家人出来迎接,那一次我才真正记住了二爷爷的样子,他身材高大,有些威严,一眼便可以想象到他年轻时有多么英武。
下午三点多钟,给父亲上完坟,我们去了三堂叔家,他家在山下不远处。路上遇到给三爷爷上坟的大堂叔,人仍然精瘦,穿着也和往常依旧,看去生活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三堂叔的日子比大叔要好,牛、羊、鸡、鸭,一院子的牲畜。三堂叔年轻,承包了土地,还承包了果园,参与着几个石料场的部分加工,收入比整个村里任何人家都高。屋子盖得也高大敞亮,用彩陶瓦封了顶,地面铺了光滑的地板砖,与城里楼房建设得不相上下。只是那地板太脏,地面瓷砖上的花纹,几乎让跟脚进来的泥土覆盖。生活在农村,出门就是土地,怎么能与泥土分开?他们幸福地踏在沾满泥土的现代式的地板上,不像城里人那样对泥土充满厌恶,目前来说,泥土仍然是他们的精神崇拜。土地之于三堂叔他们,承载着希望,叹息,抑或有泪水。
坐下来喝茶时,我们给他讲了此次回来的目的,三堂叔并没有挽留的意思,而是说,这事可行,因为,三爷爷去世后,葬在父亲墓地不远的上方。随着石料场的采挖,三爷爷的墓地附近,经常让人胡乱地摆放了石块。据三堂叔说,就是因为这样,最近的几年也时有不顺,家里经常出现一些怪事,一向精明的大娘时常犯迷糊,上来一阵会疯疯傻傻,饭不知吃,水不知喝,靠大叔端了饭碗喂。三堂叔的家人又久病不愈,让风水先生看后,说是墓地破了风水。三堂叔说,自然都知道这是迷信,他也将信将疑。
从堂叔家出来,离开时,我的心情有些沉重,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父亲的脸庞。我们这样的决定,父亲乐意吗?我们欲要带父亲离开的,毕竟是自己的故乡。叶落归根,这是中华民族沿袭下来的永恒不变的思想,这样的思想观念深深地影响着我,它像一根看不见的针芒,像父亲责备的目光,很深很疼,一下下锥向我的心脏。
十四岁的父亲离开故乡,参军,打仗,一别四十余载,直到六十岁去世方得回归,父亲的离开和回来,无一不是表现得那么决绝和令人感伤。但,为了父亲,我们总得找一个可以让父亲永久安息的地方。然而，何处才是接纳灵魂的安然之地？故乡,他乡？尽管我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父亲对于此生的别离以及回归,都无怨无悔。
故乡那个贫瘠的山村叫郭家庄,赖以生存的那座山叫北山。七十年代,我父母下放于此地,度过一春一夏又一个严寒的冬天。九十年代,我那九十多岁的老祖母经常拉着我的手拍打着对我说:“敏儿,还记得咱们的老家郭家庄,还记得北山吗?”这位三十多岁就投身革命,一生清贫的老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受尽了敌人烧杀抢掠的惊吓和追杀,北山曾经是她与祖父躲避敌人无数次搜查和人头悬赏的藏身之地。她甚至至死不知道,她的长子,我的父亲已经先她而去,从此在那个叫做北山的地方安息。
“敏儿,还记得咱们的老家郭家庄,还记得北山吗?”
在战争年代恶劣的环境下造成两耳失聪,双目失明的祖母,就是在这样的回忆下,度过了九十四个春秋,北山如果有灵,便至今仍可记得年轻的和暮年的祖母。北山之于祖母那一辈,则印证着家仇、国恨,还有他们的青春、爱情以及胜利、喜悦!
人走得越远,就越牵挂着故乡。但是,也许正因为心中有了故乡,才能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