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女”银娣的挣扎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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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张爱玲的《怨女》不仅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银娣自己的救赎史。小说描述了“怨女”银娣坎坷悲剧一生，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展现了娘家的乡下生活与婆家姚家大家族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两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银娣虽然改变了物质生活，但是精神生活却陷入了荒芜，姚二爷的身体残疾和姚三爷的无情将她的梦彻底地粉碎。银娣的反抗、挣扎跨越了时空，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个体和群体的象征，张爱玲实际上是希望通过银娣的实践和经历，来探寻女性的摆脱命运之路。《怨女》有很多张爱玲渴望诉说之言，只是这些言语隐藏在文字和显性进程的后面，如果能够采取“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理论阐释《怨女》，将会使深层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揭示起着重要的作用。《怨女》显性进程围绕婚前、出嫁、婚后、、分家、借债、躲债等情节展开，而隐性进程则隐藏的是造成银娣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在父权的社会中银娣希望通过婚嫁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这条路是十分艰难的，小说中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相互之间形成呼应、衬托与补充、完善，使得《怨女》的主题更加丰富，银娣的形象更加丰满，其哀怨更加令人扼腕。

〔关键词〕 《怨女》；艰难的反抗；隐性进程；张爱玲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1-0080-07

张爱玲在《张爱玲自选集〈序〉》中说：“《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一生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的至亲至爱。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以后我又以此为基础，重新写出了《怨女》。我就喜欢那被经济与扭曲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怨女的苍凉，我觉着在那里面，我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1]（2）那么在这部小说中，到底张爱玲想说什么呢？

在《怨女》①中，小说将主人公柴银娣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煎熬的，苦苦的等待，入木三分。《怨女》讲述的是是大户人家姚家的故事，姚家老太爷过世了，由老太太掌管大事和小事。柴银娣，出身于麻油世家，父母双亡，为了改变命运，铤而走险嫁给姚二爷，姚二爷身体多病且又瞎又罗锅。银娣与姚三爷之间有着暧昧关系，她曾经怕事情暴露自杀过，后来生了一个儿子玉熹，儿子没有出息，只会抽大烟。银娣给玉熹娶了冯氏为妻，却因为太丑而不招喜欢，最后含恨死去，为了节省开支，把女佣人收了房，生了很多孩子。小说还将姚家的衰败过程做了展示，姚大爷求官，风光一时，但因为朝中无人，最后家道也败落了。姚三爷风流成性，虽与银娣有些瓜葛，但是在外边吃喝嫖赌，50多岁也死了，家中无子。姚大爷和姚三爷家都败光了，只有姚二爷家因为银娣，逆来顺受，使得烟火得以苟且并延续。这不仅是一部家族史，还是一部银娣自己的救赎史，虽然银娣的斗争和挣扎悲观了点，在情感和都找不到寄托以后，将自己能够控制的物质都控制住，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心机生活了下来。小说深受《红楼梦》影响，描述的是大户人家的兴衰史，虽然采用的是单线叙述，却深藏着很多重要的情节；虽是长篇小说，却是用笔精炼，聚焦精准；虽是娓娓道来，却老辣深刻，富有洞见。在显性进程中实际上是隐含着深层的隐性进程，那么这些隐性进程到底隐藏了什么？

晚年的银娣是刻薄和恶毒的，她对自己儿子很毒，对儿媳妇很伤害，对下人很冷酷，这都使人不寒而栗，但是为什么观众痛恨银娣的同时总是忍不住对她同情呢？另外张爱玲《怨女》是张爱玲对《金锁记》的改写，她为什么进行改写，改写中她又在强调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读《怨女》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怨女》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挖掘。

隐性进程和显性进程是叙事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申丹认为在显性进程的同时还同时存在着隐性进程，隐性进程隐蔽在显性进程的后面。[2]显性进程是小说中的明线，是故事的主要的叙述情节，叙述的是故事的发展过程，而隐性进程则是小说的隐性情节，往往与显性进程并头前行，显性进程叙述的是故事的发展过程、人物的主要经历和人物的性格发展过程，而隐性进程则揭示的是人物性格发展的社会原因和社会进程。隐性进程和显性进程之间或者构成相互补充的作用，或者构成颠覆作用[3]，从而构成不同的主题，形成人物的不同形象。如果在分析小说的过程中，只聚焦于情节发展和对情节发展的文字或话语表达，看不到隐性进程，将不利于作品的主题深化和审美评价做出恰当的阐释。[4][5]下面就运用隐性进程的理论和概念来分析《怨女》。

一、 银娣的婚嫁态度

银娣的婚恋态度在开篇就得以叙述的，主要是通过曾经追求过她的木匠和药店的小刘得以展示的。

小说的开头描述了一位藉着买麻油来追求银娣的木匠，他在深夜里啪啪地敲门，握着银娣的手迟迟不肯松开。那么这位木匠，与整篇小说之间是怎么的关系呢？木匠起着怎样的作用呢？从显性进程看来，要讲述柴银娣的婚恋史，就应该按照时间顺序叙述银娣一生中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的人或者事情。这个木匠，是银娣年轻的时候在娘家乡下的一个热烈追求者。但是从隐性进程来看，这个木匠的功能远远不止如此。因为张爱玲并没有只简单地叙述这个人物，而是隐含着更多的内涵。首先，这个木匠的热烈追求证明年轻的银娣是有很多人追求的。木匠“半夜三更找上门来”，并且直呼“我想死你了，大姑娘”，可见木匠对银娣是仰慕已久，实在耐不住性子才找上门来，他对银娣热辣辣的追求，f明了银娣是具有迷人的魅力的。同时这在潜意识中构成了银娣的骄傲，因为正值婚嫁年龄的人，追求的人越多和越热烈，越是女孩子的骄傲。其次，在故事中构成回应，在结尾处，“大姑娘！大姑娘！”的呼喊声还一直回荡在银娣的耳边，这声音在银娣生命中的反复，也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人生的思考和反省，青春的岁月是银娣一生的最闪亮之处，但也是她最纠结之刻，因为对于女人来说，嫁人是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她反复地追问自己，到底自己嫁得对还是不对，这里通过“大姑娘”的声音使这个主题的叙述深邃而又婉转，体现在银娣在个人经历中对命运的抗争和自我追寻的反思。其次银娣对于自己婚配的对象的选择和判断，还与这个人有关。对于这个木匠的追求，银娣却骂道：“死人你当我什么人？死人你张开眼睛看看！烂浮尸，路倒尸。”并且“拿灯烫了他一下”，将这个热烈的追求者赶跑了。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这个木匠的穿着是一路敞开到底的短衫，着胸脯，身上有着“一股子刺鼻的刨花味夹着汗酸味”，透露出木匠出身卑劣，是下层的劳动者，银娣见到木匠后只是“露了露脸又缩回去，”说明银娣对于这个热烈的追求者是半喜欢半拒绝的，喜欢的是木匠的热烈的情感，拒绝的是他卑微的身份。

木匠在小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奠定了银娣婚恋价值的底线。其一，木匠在小说中是起着反面衬托的作用，为后来银娣的嫁到姚家作二少奶做了铺垫，张爱玲将银娣的挑选婚配的对象标准在对比中得到了展现，银娣的婚恋目标是要做少奶奶而不是平民百姓的妻子。其二，借着木匠的调戏来衬托银娣的骄傲、自我欣赏与自我陶醉。其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木匠实际上是银娣对梦幻情人的一个侧面想象，木匠身上有银娣喜欢的和不满意地方，正反两面重叠一起便是银娣渴望的对象，就是这个婚恋对象应该是热情的和有身份的。对于木匠，实际上反映了银娣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对自然属性的纯朴和热烈爱的渴望，同时又是对来自于社会属性关于爱的价值观的妥协，银娣在两种价值观中矛盾和斗争着，最后潜意识地以社会属性的爱排除掉了自然属性的爱。

小说接着聚焦于另一个对象小刘，那么这个小刘与整篇小说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起着怎样的作用呢？从显性进程来看，很显然小刘是银娣年轻时乡下的另一个追求对象。但是从隐性进程来看，小刘这个人物也同样具有很多内涵，银娣对婚配自己的对象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上，与药店的小刘也是有着很多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银娣对于小刘的评价是稍微像点样子。小刘外貌很漂亮，“高高的个子”，“长得漂亮”，生活得干净、精致而健康，“白布袜子上一点灰尘都没有”，她尤其喜欢小刘药店中那玩具似的小秤。 特别是小刘“穿着件藏青长衫”，这与木匠的短衣打扮和汗酸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刘的生活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准都要远远高于木匠。而且小刘对于银娣也是暗暗爱恋的，并且不时送银娣一些小礼物，有一次银娣买完药后发现小刘送的“一大包白另外包着”。但是小刘的毛病是“是胆子小”，情感还不够热烈和急切。银娣对于小刘的态度是“不知道怎么感到一种悲哀，心里倒安静下来了。”为什么悲哀呢，也许是因为小刘的生活还是劳顿的，这是银娣所不喜欢的。小说还交代了如果嫁给小刘，饭是有的吃，而且“他娘好说话”，可以不受婆婆的气。但是银娣潜意识还是不太愿意嫁给小刘，因为如果那样未来就已经确定了，“住在个黄泥墙的茅屋里，伺候一个老妇人，一年到头只见季候变化”，未来的生活跟父母一样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会慢慢地老去，是没有意思的。嫁给小刘的最主要的悲剧就在于“小刘不像是会钻营的人”，将来会变成穷人，会被外界看不起。“人家一定说她嫁得不好，她长得再丑些也不过如此。” 而银娣最记恨的是没钱和经济困难。“如同隔世。没有钱的苦处她受够了。无论什么小事都使人为难，记恨。自从她母亲死后她就尝到这种滋味，父亲死的时候她还小，也还没娶嫂子。” 张爱玲通过小刘对银娣的婚姻观进行了重新阐释，进一步阐释婚恋对象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在小刘的身上附属着银娣理想化的婚恋倾向，而且寄予了她对婚姻观的衡量和探讨，虽然小刘人好，家庭环境好，但是物质条件不够好，银娣还是不满意的。

木匠和小刘的作用在文章中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从婚恋热烈的程度来看，木匠无疑是银娣喜g的，要不在结尾处银娣的记忆和回忆中，再现的是这个木匠，而不是和银娣暧昧过的姚三爷，也不是帅气儒雅的小刘。而从婚恋对象的角度来看，小刘是与银娣门当户对的，且相貌相当，有情有义，无疑小刘是银娣很好的选择对象，但是银娣还是要嫁给姚家。小说第一章的作用，从显性进程看，小说介绍的是年轻时几个追求银娣的对象，但是从隐性进程看，远非如此。小说不惜笔墨在第一章并没有聚焦于姚家，而是叙述了与银娣交往的几个男性的性格特性和社会属性上，实际上通过这些叙述，可以看到，张爱玲叙述聚焦的目的并不是银娣年轻的时候到底有几个热烈的追求者，而是更多的聚焦于银娣婚恋的价值取向上，是银娣对婚姻关系的思考和婚恋标准。另外，从显性进程中，这些叙述是对银娣的婚恋史的交代，但是从隐性进程来看，则构成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木匠和小刘，在小说中实际上构成了银娣嫁入姚家的一股相反的叙述力量，为银娣在姚家大院的生活构成了反衬的力量，为银娣今后的哀怨的生活，构成反作用力。隐性进程这些因素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冲撞着读者的头脑，构成很多暗流，形成很多内力，这些内力互相冲撞，互相补充，它们或者补充，或者颠覆，或者衬托，或者隐含，使得小说的叙述充满着张力，不但丰富了银娣的性格发展过程，也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发展路线和可能性，埋下了很多的伏笔，使得小说的主题的扩展性和深刻性都得到了无限的延伸和拓展。

二、 银娣的嫁资状况

银娣的嫁资丰厚还是鄙陋对她一生的幸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女性的婚姻往往反映了娘家与婆家两个不同家庭在经济、文化、风俗等社会因素的不同，影响着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关系着婚嫁后的幸福。

银娣在娘家的生活是简陋的。银娣的生活场所窗户的劣质玻璃四角黄浊，黯旧的木屋热得像蒸笼；银娣的衣着，领口的黑缎阔滚条洗得都快破了。这从显性进程中叙述了银娣的窘困的经济状况，没有父母和哥哥嫂嫂生活在一起的家庭状况。而从隐性进程来看，则为银娣加入姚家提供了动力，银娣是不满足这样生活的，她是不甘于沉浸在贫困状态下的，要改变物质的缺乏，不过穷苦的生活，成了银娣努力的方向，只有把握了银娣贫寒的出身状况，才会深刻体会到银娣婚姻的发展方向，其实这也是张爱玲藏在文字间的话语和观点。因为银娣的相貌是美丽的，“短短的脸配着长颈项与削肩，前刘海剪成人字式、黑鸦鸦连着鬓角披下来，眼梢往上扫，油灯照着，像个金面具，眉心竖着个棱形的紫红痕。”这是银娣嫁人的资本。漂亮女孩子的婚嫁资本在于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因为漂亮，女孩子的命运往往是个谜，可以嫁给贵族，甚至可以嫁给皇帝。“不论出身高低，总是前途不可限量，或者应当说不可测，她本身具有命运的神秘性。”小说中这段夹叙夹议的话，如果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婚姻本身便是一份买卖，而对于银娣那个时代女性来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的，婚姻是唯一的一条选择之路。实际上小说关于银娣婚嫁的态度在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中是存在着不同的态度的，从显性进程来看，银娣认为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像银娣这样想改变命运的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银娣认为“一结了婚，就死了个皇后，或是死了个名妓，谁也不知道是哪个。”但是从隐性进程来看，结果却是相反的，因为银娣后来嫁到姚家后精神上很痛苦，这恰恰证明，用婚姻来换取地位和经济状况的改变是造成女性不幸悲剧的原因之一。张爱玲在小说中的显性叙述中，并没有明确的挑明这种态度，但是在后面叙述的字里行间的隐性进程中，却处处充满着对银娣悲剧命运的叹息。

银娣的社会背景是很悲寒的。银娣没有父母，跟着哥哥嫂嫂生活，所以她是没有社会背景的。小说叙述了她的外公和外婆来麻油店的一段，可以看出银娣的社会背景。“老夫妻俩笑嘻嘻，腮颊红红的，一身退色的淡蓝布衫裤，打着补钉。”这些文字从显性进程来看，只是对外公和外婆的描述，与银娣嫁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对于隐性进程却至关重要。其一，这里交代了银娣家庭的经济状况，外公外婆很贫穷，银娣的嫁妆也非常简陋。其二暗示了银娣内心的隐痛，“她一看见他们就觉得难过”，外公外婆生活上的艰难是银娣走向婚姻的主要的心理障碍之一，在银娣看来，婚姻中经济生活上的窘困是婚姻的最主要的障碍，而且外公外婆吃饭时一定要一碗足抵两碗，还要求“揿得重点，姑娘，揿得重点”，这无疑给银娣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压力，穷是婚姻生活中的一种潜在的生活压力，是银娣在婚姻生活中所不愿意面对的。银娣决定采取抗争命运的办法，她采取了嫁给姚家少爷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过这家子的少爷是个瞎子，没法子配亲，所以娶这姨太太就跟太太一样”。只是这条路银娣走得太惨烈和太无奈，因为“自从有这给瞎子作妾的话，她看见街上的瞎子就有种异样的感觉，又讨厌又有点怕”。银娣刚开始对嫁给瞎少爷也是“又哭又闹，哭她的爹娘，闹得要寻死”，但是后来还是决定铤而走险进行一搏。隐性进程暗示读者银娣嫁给瞎子做妻在本能上是抗拒和厌恶的，从婚嫁的心理来说，银娣潜意识中对加入姚家是抗拒的，这为后来银娣婚姻的哀怨提供了一股潜在的力量。小说叙述至此银娣的命运是祸还是福令人担忧。

三、 银娣的婚姻

新郎官身体的残疾。“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新郎官身材的矮小、丑陋和缩成一团。而且眼睛“可以瞥见两眼空空，有点像洋人奇异的浅色眼睛”，显性进程中叙述了新郎官姚二爷身体残疾和生有重病。从隐性进程来说，小说中恰恰是新郎官身体上的残疾成为小说中的主要的冲突，成为银娣人生中不可消失的阴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已经暗示了银娣婚姻的悲剧，不幸已经不可避免地笼罩在银娣的头上，银娣的未来之路已经陷入了僵局。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说，男性身体上的残疾往往会带来精神上的残疾，被被残疾的男性生理上的缺陷，对于女性来说，无疑是灾难，暗示着银娣未来的生活无论是在生理上、上、还是在爱情上都会遇到挫折，她的婚姻生活必将生活在一片荒芜和废墟之上。在女性主义来看，婚嫁对象往往就是造成女性不幸的最直接的负面人物，银娣通过嫁人改变自己不幸命运的愿望在瞬间遭遇到打击，变成了一场噩梦。银娣感到自己“像是死了，做了鬼回来”，写出了她内心深处的绝望，生不如死。而银娣和新郎官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对新人坐在上首，新郎坐不直，直塌下去，相形之下，新娘子在旁边高坐堂皇，像一尊神像，上身特别长”。银娣哭了起来。[6]但是银娣在这场婚姻中并不是一无所获的。“姑奶奶不要难过。姑爷虽然身体不好，又不靠他出去挣饭吃，他们那样的人家还愁什么？姑爷样样事靠你照他，更比平常夫妻不同。姑奶奶向来最要强的，别人眼红你还来不及，你不要傻。”也就是从婚姻的交换律和平衡律来说，对于银娣来说，她以自己的健康之躯和美丽的形象换来的婚姻是有补偿的，那就是生活上的物质的无忧，而这种无忧对于像银娣这样身份出身的姑娘来说，无疑是令左邻右舍眼红的。银娣的婚姻在美貌和物质的交换中得到了平衡。

银娣婚礼上面临很多重社会压力。首先，婆婆家对于银娣出身贫寒，所给予的嫁妆并不丰厚，令银娣身份不满。婆婆家的聘礼没有贵重的首饰，“办喜事已经冷冷清清的”，不过六金六银，十分的简陋，令银娣更是气的要死，“没吃过猪肉，也看见过猪跑，就当他们这样没见过世面，没个比较。”婆婆家对于银娣也是不十分重视的，匆匆忙忙打发了事。其次，哥哥家的喜事办得也十分的简陋。“店堂里摆上供祖先的桌子，墙上挂着旧货摊上买来的画像，炳发拣了长得富态些的男女，补服的品级较低的。”再其次，周边邻居和过去相好的审视的目光。那个木匠的梯子“一定是刚下工回来，刚赶上看热闹”。而小刘也在，“他跟另一个伙计站在对过门口，都背剪着手朝这边望着，也像大家一样，带着点微笑。” 银娣的幸福还是不幸福很显然还取决于周边人的目光和评价，从环境决定论来看，个体的感受往往取决于在社会关系和评价，木匠、小刘和周围的人构成了一个小的社会关系群体，他们变成了一双双审视的眼睛，评价着这段婚姻，他们的眼睛像“苍蝇叮在个伤口上”令银娣痛苦不已。所以银娣对于婚礼的整体的感受便是对所有的人，都充满了仇恨。“她认识的人都在这里――闹轰轰的都在她窗户底下，在日常下午的阳光里。她恨不得浇桶滚水下去，统统烫死他们。”显性进程中，叙述了银娣婚嫁的过程和场景，叙述了银娣不同于常人的婚嫁过程。隐性进程中，则叙述了争强好胜的银娣在社会舆论下抬不起头。银娣的命运和人生轨迹不自觉地变成了社会的一个缩影，浓缩了在银娣的那个时代，女性的命运和人生遭遇，为了改变命运，以身体、婚姻来换取命运的改变，却没有料想到，只是从一个魔窟走向了另一魔窟。婚嫁传统、婚嫁风俗、婚嫁文化都对女性的婚姻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隐性进程中，作者邀约读者在字里行间已经透视了银娣的命运，银娣的幸福令人担忧。而这些又与《怨女》中的银娣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 第一缕香》中的等更是形成了遥相呼应，为熟悉张爱玲作品的读者，不免叹息和扼腕，又一个女性悲剧诞生了。

出身卑劣的银娣在婆家的地位是低下的。按照银娣人生进程，小说本来应该是聚焦于银娣和新郎官之间的关系，但是小说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聚焦于银娣在婆家所处的环境的叙述上。很显然，银娣的心态和性格的变化与她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所以作者就不可避免地将镜头聚焦于一些琐碎的描述上，体现了银娣个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银娣在婆家所拥有的佣人是凑数的，“现在她在二奶奶房里，新二奶奶和别的少奶奶一样有四个老妈子，两个丫头，所以添上她凑足数目。”她的佣人老夏也常常被欺负，“那女孩子把水拎走了，老夏发现她上了当，另一壶水一点也不热。厨房里渐渐人来得多了，都是不好惹的，不敢再等下去，只好提着壶温吞水上去。”银娣性格上的所遭遇的变化，在于家族上的社会环境。银娣因为出身卑微，在姚家是没有地位的，同时她如果不再强势，不只是自己要受到欺负，连佣人等都要受欺负。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暗示了银娣的心理变态是不可避免的。张爱玲以微妙的淡淡的叙述，将银娣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了展示，“一个个都像强盗一样”，“都是自己害底下人为难”，反映了个体银娣的弱与强势姚家的矛盾和冲突。

四、 叔嫂婚外情

银娣与姚三爷之间的婚外情充满着个人欲望和家庭伦理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封闭恶劣的社会环境，嫁给残疾的姚二爷的银娣只有机会认识小叔子姚三爷，其间是遵循内心欲望的呼唤，追求婚姻爱情自由，还是遵循社会伦理道德，恪守妇德，银娣左右徘徊，痛苦不堪。

浴佛寺的。姚三爷的和柴银娣的欲迎还止之间的斗争。小叔子在银娣枯燥生活中的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和三爷互有感情，一开始她也敢冒冒险。在浴佛寺的故事发展过程中，男女主人公突然相遇，两人似乎心有灵犀，都在期待着什么，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中，三叔的一句“你比我小”，让银娣红了脸，这句话是姚三爷暗暗传情，传递出对二嫂的关注，这也让少有人关注的银娣不禁心旷神怡，浮想联翩。银娣对姚三爷述起苦来，“可以让我死了”，同样这句诉苦的话，从女性的心理来说，只有对心上人或者仰慕已久的人，才会将自己的苦衷诉说出来，其实这里体现了银娣的心理期待，她是渴望自己暗恋已久的姚三爷能够解脱自己于困难。而且“她眼睛水汪汪的”，这幅神情传达了银娣内心的期盼和渴望。“还说呢，自从到你们家受了多少罪，别的不说，碰见这前世冤家，忘又忘不了，躲又没处躲，牵肠挂肚，真恨不得死了。今天当着佛爷，你给我句真话，我死也甘心。”银娣将自己的情感放在了姚三爷的面前，而姚三爷的回应“怎么老是说死？你死了叫我怎么办？”至此两个人暗恋的心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但是从这段的述说长度和表达的渴望上来看，银娣的叙说要多于三爷，表白的程度和力度都要大于三爷，无疑银娣暗恋三爷的程度要远远地超过三爷。叔嫂情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它破坏了家庭和家族的秩序和安定，背离了家庭伦理的社会规范，但是银娣和三爷之间萌生的感情和性的欲望，却又体现了对人性的追求，这是现代人的解放与传统的禁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对于浴佛寺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两个人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于女主人公来说，这是她难得一遇的男人，她长期在大宅院里，孤独地生活着，很难遇到这样一个懂她的可心的人，生命在一瞬间被点燃，所以她是什么都不怕了，甚至是不怕死，“我不怕，反正就这一条命，要就拿去。”男主人公姚三爷则是受到了震动，一是这样做对不起自己的哥哥姚二爷，二是这样做很危险，“这情形本来已经够险的，无论怎样小心也迟早有人知道”。三是他有钱，可以在外边吃喝嫖赌，“在他实在是不犯着，要女人还不容易？”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男性和女性在婚姻和爱情上的不平等从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女性的压抑和男性的放纵被放在了不平等的天平上。

五、 小说的结局

小说的结尾以银娣拨弄灯花结束。这样故事的结尾也有着多重的内涵和暗示。首先暗示了晚年银娣的孤苦伶仃，生活无聊的银娣太寂寞了，万金油的清龊捅冷都令她体验至深，“她抹了点万金油在头上，喜欢它冰凉的，像两只拇指捺在她太阳心上，是外面来的人，手冻得冰冷的，指尖染着薄荷味”。同时她的生活也是腐朽的，“稍一动弹，就闻见一层层旧衣服与积年鸦片烟薰的气味”，但是这样的腐朽给予她的是安全的感觉，“她往里偎了偎，窝藏得更深些，更有安全感”，因为在这样的腐朽下她可以逃避、躲闪和幻想。“她顺手拿起烟灯，把那黄豆式的小火焰凑到那孩子手上。粗壮的手臂连着小手，上下一般粗，像个野兽的前脚，力气奇大，盲目地一甩，差点把烟灯打落在地。”她拿灯火烧小丫头的手，如同当年她拿灯火烧木匠的手，“她不由得想起从前拿油灯烧一个男人的手。”显示出了银娣一如既往地泼辣和刻毒。“忽然从前的事都回来了，砰砰砰的打门声。”银娣用烧手这一情境引出回忆，她的回忆只是年轻时的苗条带给她的追求者的勇往直前，但是她的回忆之中也没有药店伙计小刘悄悄给她一包这种当年令她心热的事，说明她骨子里对于像木匠这样具有原始欲望对象的渴望。小说更深刻的是她否定了自己的一辈子， “她引以的一切突然都没有了，根本没有这些事，她这辈子还没经过什么事。”银娣长期受到压抑，情感和欲望无处安放，她的生活中一片空白，一无所有，这是对自己一生付出的情感和努力的全部否定，没有哪位男性会真的爱上她，她也不会真的爱上哪位男性。“大姑娘！大姑娘！”的叫声，暗含着她的渴望和无奈，而这呼声永远都是在门外叫，隔着特别遥远的距离。银娣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无望和悲凉的。

《怨女》的结尾，此刻老年的银娣已经变得非常的刻薄，她禁不住要用灯花烧小姑娘的手，并且用烧手的动作串联起自己年轻时曾经烧过的木匠的手，张爱玲在此处用这个烧手的动作串联起了全文，使小说得以前后呼应，说明泼辣的银娣继续泼辣，甚至以伤害别人为乐，银娣利用自己的强势欺负下人，使我们想起了成为人上人的恶毒。

中国自古以来对女性都有着一个严格的枷锁控制着，在那个社会，女性对于自我社会地位的认知更是不能权衡。在长时期男性压制的环境下，女性自身依然渐渐顺应了这样的生存模式，虽说 “五四”运动为女性解放运动做出了一定意义的思想进步，但是在女性思想里已经束缚了几千年的思想很难得到根除。对抗便会遭到社会的歧视，这就为当时中国女性共同的悲惨命运埋下了种子。《怨女》中的银娣对无法依靠的男人失去了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银娣的同情超越了痛恨。[7]《怨女》将一个纯真的少女走向堕落的深渊刻画得细致入微，尤其是对于银娣内心情感世界的刻画，银娣悲惨的一生的命运揭示了当时社会堕落的现实问题，所以银娣绝非单单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真正的银娣存在于当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是黑暗的社会导致了她们悲剧命运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张爱玲自选集[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2] 申丹. 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以《苍蝇》中的“隐性进程”为例[J]. 外国文学评论，2012，（2）.

[3] 申丹. 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J]. 外国文学研究，2013，（5）.

[4] 申丹. “隐性进程”与界面研究：挑战和机遇[J]. 外国语文，2013，（5）.

[5] 申丹. 文字的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一种被忽略的文学表意现象[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5）.

[6] 刘福政. 张爱玲小说的男性书写与男性观[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文，2007.

[7] 田星. 废墟上的女人[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Abstract： Rouge of the North by Zhang Ailing is not only a family history， but a history of salvation. The novel describes Yindis tragic life. She hopes to change her destiny through marriage. Yindi changed her material life， but her spiritual life was in desert. Yindi became a symbol of female at the age. A lot of words were expressed implicitly in the text and explicit process. If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processes are adopted to interpret the work， the deep meanings and social meanings are revealed effectively. The explicit process was developed through the plots of before marriage， marriage， after marriage， love affair， borrowing， and so on， while the implicit process wa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ause of Yindis tragedy. The author makes the theme more rich， and the image of heroine more vivid.

Key words： Rouge of the North； tough resistance； implicit process； Zhang Ai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