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纽约大都会歌剧舞台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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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父母年轻时都在小红花艺术团，父亲是独唱演员，母亲拉小提琴。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一次市里举办中日友好歌会，父亲演唱了一首《乌苏里船歌》，在“啊朗赫赫呢哪”的歌声中，父亲从深蓝色的布景和烟雾缭绕中缓缓走出，听众只是听到开头的两句便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我当时大概只有六七岁，演出给我带来巨大的冲击，当时觉得父亲真的很了不起，音乐从他的嘴里唱出来是如此动听，从此，我便开始渴望舞台，并爱上了唱歌。也许是父亲的歌声感动了我，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有着满腔的热情， 从小我在班里就是文艺积极分子，经常表演节目，觉得在舞台上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第一次接触西洋歌剧

初二时，我第一次接触西洋歌剧。有一天，父亲下班逛音像店，给我买了几张帕瓦罗蒂等歌剧大师演唱的CD，以及歌剧女神卡拉斯的生平传记。我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深深地喜欢上了从音响里传来的我并不熟知的语言和旋律。当时，我已打算和南通师范学院的声乐教授刘宁妹学习声乐，谁知刘教授才听我唱完一首《大海啊故乡》就对我的父母说：“这个孩子能走得很远。”听了刘教授的话，我心中漾起了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憧憬。

父亲对我学声乐非常支持，也是我最好的听众。在闷热的夏天，因为觉得开空调练声对声带不好，我坚持要在一个没有空调的小房间练习。父亲为了给我反馈意见，每次都忍着酷暑陪我练声。因为练声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要用到全身的力量和丹田气息，于是每天练完声后，我和父亲都是汗流浃背，但其间的乐趣，我和父亲还是很享受的。记得那时，我总是拿一个小板凳站在上面唱歌，假装是舞台，父亲很配合地充当观众，当他觉得我唱得还不错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我唱得不是很好时，就和我一起分析原因。父亲让我对歌唱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热爱，他在我的歌唱道路上给予我鼓励和信心。

哺育我的刘若娥教授

我考入梦寐以求的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德高望重的刘若娥教授。她是一位做人非常严谨、教学造诣很深的老教授。她在决定收我为学生之前，得知我是江苏省重点高中的学生，文化课成绩也不错，便认真地对我说：“如果你成绩还不错，我劝你还是读普通大学吧，因为音乐这条路并不是一般人能走下去的，你需要忍受许多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和寂寞，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你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但如果你对这门艺术没有那么深的爱，我奉劝你尽早选择别的更容易谋生的事业。” 我很认真地回答：“老师，因为我喜欢音乐，喜欢唱歌，我会一直走下去的。”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音乐对于歌者来说，就是一个触及灵魂的誓言。

刘教授是音乐圈里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老教授，有着四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像黄玮、郭森等活跃在海外舞台上的出色女高音都得到过刘教授的真谛。我非常珍惜在上音跟刘教授学习的五年时光，在这五年里，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和最难忘的青春时光。之后，经过七年国外的继续深造，我得出一个结论：好的发声基础和演唱技巧是一个歌者的命脉，在上海本科期间，从刘教授那里学到的声音技巧是我强有力的基石。

在国外的学习更多的是对自己音乐风格的完善和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所以有一个好的声音基础是至关重要的，而有一个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启蒙老师则是重中之重。刘教授慈爱而严谨，她常常对我们说：“对艺术的爱不能掺杂任何杂质，做

艺术要干干净净，就像做人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你的努力和真情会在你的歌声中体现，同样，你的懒惰和虚情假意也会在歌声中呈现。”

大三时，我考入周小燕歌剧中心，在被国外媒体盛赞为“中国歌剧界第一夫人”的周小燕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出演了许多经典歌剧中的女主角，渐渐积累了一些舞台经验，自信心也与日俱增，更激发自己要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临近毕业，在得知被保研的同时，我偷偷报考了素有“音乐界的哈佛”之称的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成为这个学院在全球每年仅招十二名歌剧表演研究生中的一员，于是，我真正迈出国门，开始走向国际舞台。

如今，能够走到这一步，我有许多要感谢的人。如果不是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遇到不同重量级的音乐导师和精神导师，我不会走得如此坚定。尤其是我的启蒙恩师刘若娥教授和詹姆斯・莱文先生，前者教会我如何科学地运用我的声音，更用她的言传身教赋予我严肃对待音乐的态度，后者则是我在音乐上的导师，同时也是我的精神导师。

不得不说的詹姆斯・莱文

作为大都会歌剧院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的詹姆斯・莱文先生已有四十多年的音乐指导经验，他和歌剧黄金时代的许多歌唱家都合作过，也是如今许多顶尖歌唱家最渴望合作的导师和指挥家。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指导青年艺术家身上，给我们上课，与我们交谈，传授他四十余年在歌剧舞台上的智慧。如果要列举他在音乐上的造诣，无数经典音像资料可以告诉你答案。

在我通往大都会歌剧院的路上，肯・诺达先生更值得一提，他是詹姆斯・莱文先生的音乐助理以及大都会青年艺术家培训计划的负责人和音乐指导，莱文先生在大都会指挥歌剧歌手的所有音乐准备工作都是由诺达先生全权负责。如果说好的指挥是一部歌剧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那么优秀的艺术指导则能够让指挥的工作事半功倍，他们通常需要负责所有歌手的音乐准确性，而这其中不单单包括节奏和音准，还需要带领歌手挖掘角色的深度以及保持不同作品的精准度。他们通常弹得一手好钢琴，更熟知歌剧的唱段，通晓多国语言，并帮助歌手把握角色的定位。因为工作的繁重和多元化，一位优秀音乐指导的培养可谓难上加难。诺达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全能型的音乐指导，他在一次帮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生排歌剧时，听到了我的演唱（当时我唱的是莫扎特歌剧《伊多梅纽斯》的女主角伊丽娅），便邀请我报考大都会的青年艺术家培训计划，可以说他更是莱文先生的“耳朵”，帮助他在全球招揽音乐人才。

在大都会歌剧院的第一次演出

大都会歌剧院的青年艺术家培训计划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指挥大师詹姆斯・莱文开办的一个致力于培养世界歌剧演员中坚力量的机构。我是第一个进入这一机构的中国女高音，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我非常努力

地把握每一次学习和演出的机会。我现在对自己最满意的就是，我有独立学习一部歌剧的方式方法，积累了许多舞台经验，还聆听了莱文大师对自己的指导和建议。

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在大都会歌剧院的第一次演出，我和著名歌唱家多明戈同台。他是我非常崇敬的艺术家，而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艺术家待人非常和蔼可亲。他自豪地告诉我，作为一个歌者，最幸福的事就是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当时已经七十岁高龄的他在同年接到一部歌剧，导演和整个制作团队希望他能够吊着威亚在墙上行走，他欣然接受，并且对我说：“很高兴自己能够完成这个挑战，并且很享受这个过程，也学到了很多。”他还说：“一个真正的歌剧演员要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我才不停地增加自己的剧目，唱以前未曾唱过的角色，尝试以前没有过的表演方式。” 他的一番话让我深深地感到歌剧事业不仅仅是歌唱，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职业精神。

在国外的七年

在国外的七年中，我真正明白了当初刘若娥教授所说的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和寂寞。我还比较幸运，凭借着自己在高中时打下的英语基础，在国外学习期间语言交流基本没有问题，但繁重的课业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每天光写各科论文、做音乐理论的题目就要写到半夜一两点，白天还要铆足精神和专业课老师、音乐指导老师上课，加上形体课、表演课、歌剧排练等等，让我无暇去做别的事。

硕士毕业后，我考入了大都会歌剧院的青年艺术家一职，于是纷至沓来的演出合同让我兴奋，同时我也很希望身在国内的亲人和朋友们能够和我一起分享，这种乡愁只有漂泊在海外的游子才能深深体会到。

有一次，我同时接到几场演出邀请，因为身体太累，得了急性支气管炎，不得不取消一场非常重要的演出，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病好之后，声音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后面的演出却接踵而来，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使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满意的状态。 而这次的教训也告诉我，“拼命三郎”的精神固然需要，但一个优秀的歌者更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这也是音乐修养的一部分，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使自己的艺术生命更长。

其实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快乐地唱歌，认真地做人，简单地生活，和更多的人分享音乐带来的快乐，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友好使者。

而近年来最遗憾的便是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太少，作为独生子女的我没能经常陪伴在父母的身边。常常有朋友问我是否能回国发展，其实我也非常希望能不时地回来演出，能经常与父母及国内的朋友们相聚，给大家带一些国外的新讯息，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