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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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表象看，香港还是那个香港。

炎热又拥挤的香港每年有超过100天是雨季。由于道路狭窄，举着雨伞的人们在相遇时都会主动将伞举高，避免碰到对方。这座人口将近740万的城市至今依然保持着中国其他城市罕有的分寸感。

如果选择从罗湖口岸或皇岗口岸入关，在穿过海关的那一刻，你的手机信号会自动切换。进入城市之后，马路上的车辆靠左行驶，电源插座也变成英式插头……一切都在提醒你，你进入了一套新秩序。

“新”秩序里的香港，仍然繁华、逼仄、嘈杂，和早年的TVB电视剧展示的那个香港并无太多差别。

而且，只要把时间线拉得足够长，你会发现你以为的有些可能算非常剧烈的变化其实也没有那么剧烈。以香港港岛70至99.9平方米这一面积区间的私人住宅平均成交价为例，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公示的数据，2016年的最新数字相比1997年，涨幅为56%，相比因为SARS病毒致全港楼价跌至谷底的2003年，涨幅大约为3倍―对于所有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人而言，这个涨幅下的消费体验应该说已经足够友好了。

只是从不同的时间线，和不同的对标体系出发，这件事情的意义又有所不同。

尤其在回w之后的第二个10年，如果用香港对标内地，变化可谓巨大。同样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公示的数据，香港的GDP在1997年时占中国GDP的比重为19.25%，这一数字在2007年为6.29%，到了2015年更是降到了2.84%。2009年时，上海的GDP首次超过了香港，此后上海一直领先且优势逐步扩大，到2013年已高出香港780亿美元。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中预测，广州和深圳的人均GDP将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超越香港。内地的繁荣带给香港社会的好处似乎更多地落在了精英阶层身上。从1997年至2015年，香港的人均收入水平只增长了4.5%，而中国内地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013年到2015年就增长了17.8%。

除了收入的停滞不前让普通香港市民感到生活艰辛，很多发生在细微处的变化也令香港人应接不暇。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是，粤语仍然是这里的主流方言，但如今在中环的餐厅里吃一顿饭，随处可以听见的普通话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

但是同样的，如果把当下香港的变化放到更大的时间象限里去看，这些变化的发生又并不意外。香港似乎一直处于一种不受自己控制的历史潮流中，或者说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确定自身角色。

“香港的优等生身份也许只是偶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李潇雨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她认为香港是在二战结束后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搭上了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列车。之后的冷战格局进一步稳固了这种局面，香港身处东西方中间，在全球格局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既是通往当时红色中国的跳板，又是面向全球的自由 港。

经过1960年代中期的“婴儿潮”和1970年代的黄金时代，到了1994年，香港经济达到巅峰：人均GDP超过2.2万美元，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人均对外贸易额超过5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二；成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并列。此时的香港，是世界的香港。

对广大的中国内地而言，有许多原因让这里的人把香港当作梦想：摩天大楼和高级商场构成的香港，一度是内地各大城市模仿的榜样；它创造出的流行文化曾经无比真实地慰藉了1970年代至1980年代生人的青春期；它在更漫长的时间里为中国内地的改革提供了资金和经验支持。它是一系列想象的混合体。

但此后，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持续发展，香港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故事开始在对岸的深圳以及更广阔的内地城市上演。香港回归之后，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变得异常紧密，但它的角色却逐渐模糊了。

“香港在过去十几年打出的是烂牌。”6月21日，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李泽湘在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表示。他认为地产思维、金融思维或者公务员思维，是香港发展创新技术产业很大的阻碍因素。换言之，香港需要一种的新的思维方式。

“香港最大的变化是更加撕裂与极端化，”李潇雨观察到，香港这个移民城市正变得愈发保守，竞争性减弱，“香港的年轻人一方面拒绝变化，一方面又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正在丧失。”

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的感受同样如此。香港的学生大学毕业后集中在金融、地产与商业领域，律师、医生成为体面又最有保障的工作，而选读科研、理工科专业的年轻人很少。更重要的是，香港本土的大学生不再像他们的祖辈们一样流动，而是更愿意留在香港，当年祖辈力求的安稳与自我认同终于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展现，然而这种“本土意识”在此时又显得陈旧了。

在香港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看来，香港从2003年开始所经历的经济地位和角色变化，其剧烈的程度和1970年代相仿，这一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导致了后来政府对经济干预态度的变化。

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曾制作香港主题的单行本《狮子山下》，当时吕大乐接受了我们的采访。4年之后再看他当时的观点，仍有现实意义。“现在已经不是香港还是龙头大哥的时代了，内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有政策有规划，如果香港要融入内地，它就是中的一条船，可以不跟随内地的政策规划吗？”随着话语权的转移，双方的谈判筹码也不再悬殊。“在很多事情上，现在还有什么是只有香港能做而内地不能做的？”吕大乐问我们。

这个问题耐人寻味。

许子东1987年到香港讲学时，站在如今位于九龙的洲际酒店的咖啡厅看到了整个港岛，当时这个上海人心中冒出一个念头：这一切应该发生在上海。尽管彼时的上海，从外滩看过去，浦东还只是黑蒙蒙的一片。

许子东的念头在今天已成为现实，浦东的高楼已经建起，而香港，却亟需寻找新的方向。

要靠ゴ笸志搞搞新意思

1997年7月1日那天，高先明与一大群朋友聚在一起看电视直播，“一种无法改变现状的期盼”弥漫了聚会的全程。现在回想，他觉得那种“期盼”带着一些未知属性。

高先明经历了香港电视产业的黄金时期。1980年代，他先后在亚洲卫视与TVB做导演，后来又跟随香港导演麦当雄一起做电影，他像所有在这一时期的成长起来的导演一样，做场务、副导演、监制，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片场。

这是香港影视产业独特的培养机制，依靠大量的现场实践积累经验，快速培养制作人员，当然也埋下了成片质量下滑的隐患，但香港电影就是这样用夺来的时间抢占了整个东亚甚至全球华人电影市场。

内地早已在计划中。1990年，高先明第一次来内地，就是因为TVB要拍摄一部非常有时代特征的电视剧―关于香港青年与深圳女工的爱情故事―《情陷特区》。之后他开始一路接触内地市场。现在，高先明在上海成立了工作室，还开了一家自己的餐馆。

“最初剧本看不明白。”高先明说主要是看不懂很多普通话里的俗语，比如“走穴”。但文字理解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制作能力的不匹配，那时他第一次体会什么叫“草台班子”，无论是人员、设备、灯光，都无法与香港相比。但面对一个庞大的市场，所有这些不适应都可以克服。

高先明在内地拍摄电视剧时，身在香港的陈可辛却越来越焦虑。拍完《甜蜜蜜》之后，他的一个强烈感受是：香港电影的经营每况愈下。

“香港电影是靠卖的。”陈可辛指出，香港市场很小，所以要把电影发行到海外市场才有机会。但是到了1996年，香港电影的海外收入极速下滑，从10亿港元（约合10.7亿元人民币）下降到4亿港元（约合4.3亿元人民币）。

好莱坞的全球化战略以及各地区对本土电影工业的扶植让香港的优势不再，同时香港自身工业化能力不足，导致香港电影变得只能在本土市场“自high”。

陈可辛很难想象三十几岁就没电影拍的日子，他开始自己找出路，先去了好莱坞，然后又回到香港做泛亚洲电影。

同一时间，中国内地也迎来了商业电影的浪潮。2002年的《英雄》拉开了这场序幕，此后《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出台让香港电影找到了新的出口。

这项2004年开始正式实施的规定明确：香港电影不再列为进口影片，合拍片享有国产片待遇。效果很快显现，同年，周星驰的《功夫》拿下了香港与内地的票房冠军，其中香港票房6100万港元（约合6489万元人民币），内地票房1.7亿元人民币。

陈可辛也看到了机会，他的第一部合拍片《如果・爱》在2005年上映，之后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面向内地市场。

2008年，在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陈可辛拍摄的《投名状》成为最大赢家，拿到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领奖时，陈可辛高举左臂，宣誓一样地说，“要为香港电影寻出一条路。”

然而陈可辛自己却很快陷入迷失。他之后参与和拍摄的《十月围城》《血滴子》《武侠》相继失利，与原来的合作方博纳影业也分道扬镳。事后复盘，陈可辛觉得，拍摄《武侠》是一个过度自信的行为，“我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对我来讲，缺乏自信可能反而是成功的基础，不能自视过高，要保持一点战战兢兢。”陈可辛说。

香港导演的务实在陈可辛身上尤为明显，作为经历过香港电影商业浪潮一代的导演，他们身上的艺术家气质并不强烈，更像是一个实现商业价值的创作者。“电影不是骨气的问题，它是资金的问题。”在被问及香港本土电影时，陈可辛对媒体说。

陈可辛的每一部电影都是要“算”的，他的身份已经不是单纯的导演，他还是监制，是老板。“每一部电影都会预估有多少票房，需要多少预算，用什么样的演员，这些成本加上宣传、发行、院线，回来多少，都是要算的。”陈可辛坦率地展示着自己对于商业的重视，“我一直不觉得我是艺术家，我只是一个拍电影的人。”

某种程度上，陈可辛这一代电影人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经历了最早的职业训练，像马达一样有强悍的生命力与适应能力，来到一个新地方，进入新系统，也能继续保持运转。

与之对应，以拍艺术电影见长的许鞍华就并没有拥抱内地市场，更多时候，她留在香港，记录天水围的日夜以及身处养老院的桃姐。

但是许鞍华自己也明白，作为导演需要“适应新的状况与市场”，这是责任所在。“时代不会配合你，只有你去适应。”许鞍华说，抱怨并没有用，不能适应就别拍。

在拍完《玉观音》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后，许鞍华重新回到了香港。这两部电影在内地反响平平，并未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反而是留在香港拍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与《桃姐》让她重新赢得信任，而这两部电影都指向香港内部的困境。

许鞍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香港导演”，很多题材她明知票房不会很好，也会坚持寻找投资。这并不容易，《天水围的日与夜》也是靠着导演王晶的200万港元（约合190万元人民币）投资才得以完成。许鞍华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尴尬：到内地拍方便拿到投资，但面对的是自己不熟悉的生活；香港的题材固然熟悉，但难以获得投资。

这可能也是绝大多数香港导演都要面对的问题，即便是留守派杜琪峰，也在用合拍片收入保持公司的正常运转。

某种程度上，陈可辛正试图捕捉到内地观众的主流情绪，而且他似乎已经找到了方法。无论《中合伙人》还是《亲爱的》，你很难想象它们是出自一个香港导演之手。当然，与《甜蜜蜜》相似的是，这些电影讲述的都是宏大背景下的普通人的情感，陈可辛其实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

他也逐渐在内地这个新兴市场获得了足够的权力，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逐步摆脱单一属性，成为新的话事人。“我对这个戏负责任，就不需要别人管着我，我的话语权就更牢。”陈可辛说。

话语权一直被陈可辛提及。还在香港时，他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UFO，试图形成自己的商业力量与版图，但是随着香港电影衰落，后又远赴好莱坞，这条商业路径就停滞了。

在好莱坞，陈可辛感受最深的是，在一个完善的制作体系中，导演就像是部件与工具，“更被动”。而在内地这个新兴市场，导演尤其是有知名度的导演是稀缺资源，他手中可调配的资源更多。

高先明对此的感受也非常深，“内地对导演非常尊重，这是TVB或者其他平台无法相比的。”导演可以从打工者的角色转身为拥有“话语权”的那一个。

高先明在接受采访后的第二天就要到浙江象山影视城投入工作。如今他在上海定居，还经营着一家本帮菜餐馆，工作室的员工也几乎都来自内地。这个香港人会告诉你湖南卫视如何改制、上星，了解内地电视机构更愿意选择什么类型的电视剧，懂得在互联网浪潮中与视频网站结成合作伙伴。

他对内地影视受众市场的了解也足够深入，意识到当电影深入到三四线城市时，口味就会变得浅白化，“大众都喜欢直白的东西”，而这些并不是所有导演都可以做到的。

当大众口味影响到排片，自然也会波及影片最终的商业回报。对于导演来说，需要对未来有一个考量。做更精良的“网剧”成了陈可辛的选择。“很多人都在怀念港片如何，但我感觉那是一个幻觉，我们现在拍的电影挖得比港片深很多。”适应能力更强的陈可辛说。

许鞍华也几乎已经厌倦重复往日的香港与香港电影，“怀念总会让事情变得不客观。”她有着自己的处世哲学：拍自己能拍的，不论合拍片还是香港本土电影，“只要你能生存就好。”这似乎是对《去日苦多》里自己好奇心的延续，在那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自己制作的纪录片里，许鞍华抽着烟说，我很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春娇与志明

Cherry已经很久没有被人叫过杨红燕了，从2000年来到香港，她就一直使用英文名。她现在讲话带着浓重粤语口音，已经听不出任何家乡重庆的味道。

杨红燕在深圳读完大学后就来到香港，成为一名便利店店员。尽管工作一般，但是8000元港币的月收入已经远超过当时她同学圈里常见的2000元人民币，“高收入”成为驱使她来到香港的重要原因。

与杨红燕不同，在香港生活了18年的闵荣，虽然也学会了熟练地讲粤语，但她的工作和生活还是离不开普通话，“我职业起步阶段的客户都是讲普通话的人，至今也是。”闵荣说。现在她带领的的团队近40人，全部说普通话。

2001年，闵荣从香港城市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毕业，然后进入某大型保险公司做销售，成为首批毕业后留港的内地学生之一。那是回归之后的第四年，闵荣非常清楚自己的方向在哪里，“跟香港人竞争，我说普通话没有什么优势，但我相信未来的趋势会是讲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我在一个蓝海里。”闵荣说。

很快，闵荣发现了机会。尽管2003年的SARS让香港经济陷入低迷，但低潮期刚一结束，香港回归之后两地融合的经济协同效应便开始显现。内地公司密集赴港进行IPO，中资机构在香港的渗透率也越来越高，闵容找到了她的第一批客户。

2003年7月，随着中国内地开放个人自由行，香港零售业迎来了它的黄金期，杨红燕也跳槽成为一名珠宝首饰销售。因为她的内地身份，她此时的主要客户变成了内地游客，很多人会在她这里先买完珠宝再请她帮忙选包。现在回想起来，她都觉得好笑，“真的好土豪。”

购物几乎是大多数内地游客初次到港的首选，连卡佛大中华区副总裁刘玉英对这一点也感受深刻。“他们会选择名牌与大logo，即便不是最新款也会买下，处于炫耀型消费阶段。”刘玉英说。

1988年加入连卡佛的刘玉英从销售经理做起。据她观察，香港人也曾追求名牌，有着同样的炫耀心理，但进入1990年代之后更注重对品牌的理解，不再一味追求大牌。内地只是晚来了一步。

有人南下，也有人选择北上。

马咏欣与何咏瑜都是在2007年年底来到北京，与香港导演彭浩翔的电影《春娇与志明》中张志明一样，同处于广告行业。

不同的是，马咏欣是因为丈夫是北京人而跟随过来发展，而在香港奥美工作的何咏瑜最初只是想换个环境尝试一下新鲜感，但没想到一待便是十年。

她发现自己来了北京后，有将近一半同事都陆续选择到内地工作。这与当时她所在的奥美广告服务的大客户也有关，类似IBM、摩托罗拉这样的大公司更加重视内地市场，需要有更多成熟经验的管理者与此对接，香港成为首选的人才库。

马咏欣也发现，在2010年左右，几乎每个月都会见到一个来自香港广告圈的朋友。在北京做了两年agency后，她开始鼓动她的香港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内地市场做一下，体量完全不一样。”

在香港，一个项目两千万港元就已经觉得是全年最大单了，但来到内地，一个客户的年费就能达到几千万元，两个市场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要跳出来，才会看到更多可能性。”但现在，当香港朋友再问她内地有没有合适的机会时，她又会觉得窗口期已经过了，了解一个市场需要时间。

同时深入了解之后，她发现两地市场差异也需要这些香港广告人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在香港，客户和广告公司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合作伙伴，很平等。但在内地，广告公司更像供应商，能给客户带来品牌咨询的价值比香港要低一些，而且没有大家都是partner那种平等的感觉。”马咏欣说。

何咏瑜感受很深的是，面对内地新兴的科技数码环境，很多外来的工作者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包括社交媒体互动和大数据运用，一切都很快。

同时，对南方人来说，北京的气候也并不那么友好。每当有雾霾的时候，何咏瑜就希望可以赶紧回到香港。

杨红燕现在已经拿到了香港身份证，与朋友在香港一起买了一套近50平方米的房子，两室一厅。尽管她会抱怨楼价高、薪水少，但是香港的医疗、食品等公共系统让她安心，她很少再回内地，“内地的空气和食品安全都令人担忧。”

她回忆自己刚来香港时，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朋友都羡慕这个在香港的女儿，他的父亲一开始也会拿着从香港带回来的糖果、食物分给邻居，但现在“大家对香港都觉得没什么了”。

2013年，在经过零售业黄金十年后，杨红燕又一次跳槽，成为一名营养师。她最直观的感受是，奢侈品不再像之前那样好卖了，很多店铺已经关门停业。

从香港旅游局统计的数据看，到港游客虽有下滑，但幅度并不大。不过，数据无法显现的是，游客的消费能力正在下降，“现在更多的人来自三四线城市。”销售出身的杨红燕说。

风向改变早已埋下伏笔。在下滑之前，香港的百货业已经_始北上，寻找更大机会。

2007年，连卡佛相继在北京、上海开店，“中国的时尚行业处于井喷状态。”刘玉英形容那时的内地市场为“所有奢侈品品牌争夺的主战场”。

像很多初入内地的企业一样，连卡佛的业务模式还是由香港总部统一管理，总部制定策略，内地团队负责执行，但是两地之间市场差异随之显现。

“内地更看重明星效应。”刘玉英说。而更本土化的策略也意味着决策权的下放，与香港运营不同的是，作为市场上的新兴品牌，需要更强的“主动性”。

再加上北京、上海、成都三地消费习惯与喜好都有不同，需要更多策略上的调整，这些都是香港所不曾遇见的。从销售数字上看，连卡佛内地销售依然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而香港本地市场趋于萎缩，“两地的销售额已经差不多了。”刘玉英说。

面对一个快速增长又多变的市场，刘玉英开始常驻上海。这两年她最深的感受是，出门已经不用带钱包了，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所有需求。

何咏瑜则觉得北京的房子太大。在北京租房时，中介带她看房，一套普通的6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她都会觉得太大，希望换一套小些的。她还因此跟丈夫开玩笑，自己在北京的卧室都比香港的房子大。

不过，长期在北京居住，何咏瑜开始感受到一种国家效率与投入。

有一年国庆节前，她下班回家发现通惠河边很快有了一个公园，原因是有国庆阅兵仪式。这种效率以及国家概念让她多少有些惊讶与陌生。作为移民后代，“对国家情感其实是没有的。”2008年奥运会时，她与朋友去看花样游泳的比赛，看到旁边的人拿着中国队的国旗为中国队加油，她内心依然保持着中立态度，“哪边表演得好都会鼓掌”。就像她的护照，既有英国护照，又有香港特区护照，“哪一个方便用哪个。”

喜欢《春娇与志明》的徐天成在宣誓成为香港律师后的第二天就飞到北京―2006年正是外企在中国内地投资的高峰期，徐天成要做的是为外企提供法律服务。

虽然原本律师在香港有着更体面的工作与收入，但是徐天成更愿意到北京，选择一种不用穿西装打领带的生活方式。由于香港与内地属于不同法律体系，徐天成通过了内地司法考试，进入一家内地互联网公司做法务。

曾在英国、美国硅谷留学的徐天成更为豁达，也更具外部视角。在他看来，香港需要给自己重新定位。以曾经自豪的服务业为例，“不止针对内地游客，香港的服务员对我们也爱搭不理，他们的服务一定比不上海底捞。”

2015年，他根据自身经历与观察写完了一本《我们香港这些年》，在书的底页印着一行小字：这本书是个未完的故事，结局如何，就要看我和香港的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