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我手下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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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镇上扫街道的几个民工来向我辞职。那时我刚当选为副镇长而且是选民直推的那种，组织上有的人为了考验我把这种猪不吃狗不理的事“慎重”地交到了我的手中。扫地工资过低，又脏又累，经常换人是常事。而这次民工辞职对我来说是一个严峻考验。一是工资不加很可能招不到扫地工人，十多年了仍是执行１５０元／月的标准。当时可能是高工资，可现在是连最低生活保证金都要高出５０元来。而且小镇发展起来了，人口增多了，街道长了，垃圾多了，卫生要求提高了，扫地和搬运垃圾成本提高了。大过年的，如果真是垃圾遍地，莫说上头领导来有碍观瞻，就是对当地百姓寻常生活也无法交待。

正当我一筹莫展焦头烂额之际。父亲来看我了。父亲一到家，马上觉察到我的脸色不对。我不想让父亲为我的事担心。推说不舒服想蒙混过去。谁知敏锐的父亲还是从门口一个卖烟的大妈口中探到我正为清洁工罢工而发愁。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床上街去另找民工扫街。突然我发现有人在扫街了，而且有一个人特别像我父亲。我不敢相信，揉了揉眼睛，没错，真是父亲。带着我们村上的几个农民，满头大汗的，街道就快扫完了。我走到父亲身边，拉住了父亲扫地的扫帚，刚叫了一声：“爸爸……”鼻头一酸，尽管我拼命忍住，可两行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父亲回过头来，先是一怔、紧接着马上笑了笑，然后对我说：“孩子，我现在是包工头了。他们几个来扫地的村民都是给我打工。”我想父亲是怕我难受才想出这样的幽默来为我解围。

当天扫完地后，父亲以包工头的身份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签订了一年的用工合同。开始我不愿意签，父亲也许看出了我心中的疑虑，轻言细语地对我说：“孩子，孝与不孝那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事，与外人无关。可能还有人要说你，但我们是在与以前罢工工人同等条件下订立的合同。如果扫地增加工人工资，我立马退出。你硬着腰杆大胆地与父亲签。”就这样，我竟稀里糊涂地与６０有余的老父签订了一年的清洁街道用工合同。果不其然，马上有人认为我是，还有更多的人指责我不孝，故意在我背后说什么儿子当官老子扫街。有几次我好想找人理论时，父亲又从家里赶来禁止我说：“你知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道理吧。”从此以后有人故意问起我父亲的事，我大大方方的告诉他们，我父亲在扫街，为我打工，有兴趣吗？咱们上街头去看看。问话之人立马不好意思起来。由于父亲做活仔细，地扫得很干净，很快赢得了镇上居民的信任和支持。甚至有人大代表以书面提议案的方式向镇政府提建议，要求增加扫街工人的工资。所有这些都被我与父亲一一拒绝。虽然别人是好意，可因为承包人是我父亲，提高工资，增加待遇都将陷我父子于不明不白不仁不义之中。

有一天，天快要下雨了，我估算父亲肯定还在扫地，我正下了班没事，于是我扛了一把扫帚冲上街去，也想加入到父亲扫地的队伍中去。可父亲拦住了我。这次是父亲流着泪对我说：“你回去！人家不把你当镇长看待，我把你当镇长心疼。我为什么要承包这份工作，就是要让那些想给你难看的人失望。你不能扫，你真是我的儿子的话，就给我回去，回去！”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打湿了我的脸颊和衣服，但我的内心是何等的温暖呀。而老爸当了一年的“包工头”，把自己的工资分成三份补贴给了同来的三个民工。我是最黑心的“老板”呀！

老父的付出，换来了我当上副镇长后的平稳立足和从即将下岗的干部到成为乡镇级领导的角色过渡。

现在父亲已回家安享晚年，街上还有人偶然提起我的老父亲。我总是腰杆挺直的告诉他们，我父亲很好，常来，只是不扫街了。

感谢父亲，在我最艰苦的日子里，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为官，如何从政。

继麟摘自《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