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宽:音乐家是灵性的媒介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陈宏宽:音乐家是灵性的媒介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陈宏宽，钢琴家，1958年出生于台湾。2005年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在此之前已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任教15年，并在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获得“最杰出艺术家”称号，曾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伊莉莎白国际钢琴比赛等国际赛事中获奖，并获得了阿图•鲁宾斯坦和布佐尼比赛金奖，与休斯顿交响乐团、巴尔的摩交响乐团、 以色列交响乐团、蒙特利尔交响乐团、 比利时皇家交响乐团等知名乐团合作。

1992年，这位钢琴家的一只手在事故中严重损坏，被告知将不能再演奏，但他拒绝相信这样的事实，通过练气功获得了再次演奏的能力。1998年3月，他的个人独奏音乐会获得了巨大成功。有人写道：“回顾他80年代的演奏，他能够以发自内心的诗意般的演奏，也能够爆发式地演奏。然而如今，有一种宁静与力量使他的演奏获得了一种认可性的和谐。”

手伤，为我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门

记者：“对您来说，钢琴家和教育家这两个称谓，您更看重哪个？”

陈宏宽：“两个都很重要。钢琴家是我有这方面的专长，可以马上在现场表现出来。教育家是培养，不一定教授的每个学生将来都是做钢琴家，到最后还是看他到底对音乐的感受是什么。

钢琴家重要在哪里？我讲一个小故事：大概3年前，我在加拿大演出，一个律师朋友来听，在演奏会庆功宴之后来找我。他说，自己得了一种怪病，十年来每天晚上都要吃20多颗药，不吃药晚上根本睡不着。可是，因为听我的演奏会，没有时间回家吃药，当天晚上十一点半了他还很有精神。我说这是音乐的作用。

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柏林爱乐到波士顿演出，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是演“第九”。音乐会结束，听众几乎都走了，我还坐在那里。最后起来的时候，还站不太稳，好像在云端上，轻飘飘的。这种感觉保持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当时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音乐是可以改变人的。”

记者：“这是作为钢琴家的力量，那么作为教育家，作为一个老师，您体会过那种价值感么？”

陈宏宽：“我因为手受伤，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练琴，就专心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教学，另外一个就是练气功，从这里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练气功的时候我才了解到，原来钢琴这个学科，也等于是一种气功。要用头脑思考，需要智慧，而且完全是从内心里出来。小的时候刚开始学钢琴，手指灵巧，脑筋要清楚，要快，灵巧到一定程度就会有表情，到最后就要用心。气功里面还有比较超越、比较玄的一方面，就是灵性的东西，在音乐里也同样需要。音乐是灵性的，我们只是一个媒介而已，像一个乐器，音乐经过我们传达出来。

我在教学中了解到，原来我要教给学生的不是一个修身养性的技术，他们怎么样去修身，怎么样去养性，这个不是我的事情。他们生活里面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对音乐有怎样的体会了解，我也不知道。这些不是我的目的。‘道可道，非常道’讲出来就不对了，讲出来的不过是一种定论而已，不是艺术。把音乐变成语言音乐就死了，很可惜的事情。到最后，学生是应该每一位都有他们自己的灵性，自己的发挥。

真正的教学目的就在这里，这不是教一般的小朋友手指怎么放放，节拍怎么算算，谱怎么看。当然要把一个人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媒体，基础很重要，比如教小朋友手指怎么放、节拍怎么算……这些细节很重要。到最后才真正能够顺其自然，做出很完美的东西。

真正灵性的东西怎么教呢？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常常在教学开始一个小时的时候提醒自己，现在要完全不以你以前了解的方法来教这位学生，看看有什么新知识、新体验会进来，所以通常我不用自己已经了解的方法来教。也许在刚开始的几分钟之内还不行，但慢慢的，坚持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就会打开了。

为什么我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第三者是谁呢？我其实是第二者，学生是第三者。在教学的时候，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听众、一个学生而已。在听和讲的过程中，我也会学到很多东西，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这也许是我教学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记者：“您不是一个把注意力全放在规范学生技术上的老师，您希望您的学生有灵性。”

陈宏宽：“如果我看到需要在技术规范方面有所要求，当然最基本的东西也要做给他们示范一下。不过一般我个人的想法是，所谓钢琴的演奏技巧是要先有要求，再去寻找。学生脑海里要先有一个想法、一个欲望――他要把这段音乐表达成什么样，再去寻找怎样做才能表达出来。”

记者：“作为老师，怎么去开启学生的灵性？面对一个有灵性的学生，怎么去保护他的灵性？”

陈宏宽：“榜样。音乐，艺术，只能去影响他。好比在台湾激起我学钢琴兴趣的吴老师，他整个人就是艺术――作风、讲话、态度、表情都有艺术气质，这是整体的，不是分开的。这就是榜样，从各个方面去影响学生。”

记者：“在波士顿上学的后一个阶段，您就已经开始教课了吧？”

陈宏宽：“我从1984年开始教学生，在这之前我教了很多同学，同学间就流传说陈宏宽教得很好。在1984年那段时间，学校里有几位年长的老师退休了，学校在寻找新的老师，结果应征的几位都不满意，后来有人提出陈宏宽教得不错，为什么不请他试一下？结果这个职位就送到我的手里了，也没有去应征、去报名，就给我了。”

记者：“那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陈宏宽：“那时候我教学生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要把我的感受告诉学生。可是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把感受教给学生的时候，总感觉到好像音乐里很多这些秘密的想法，在我的手上就被捏死了。因为我把它变成了语言，把它定型了。一旦定了型，讲出来都是有条有理、有逻辑、有方针的东西，可是艺术不是这样。

开始两年，我心里有点虚，上完课常常很难过。后来手受伤了之后开始研究这些东西，我改变了这种心理。手受伤之后不能演示，完全靠一张嘴巴。我才了解，其实讲出来对我也是一个挑战，就是下一次再见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我要革新，不能在原地踏步，要往前走、往另外一个地方走。所以现在就无所谓了，讲出来就讲出来，同一首曲子，大多时候也会不同，即使是要讲出来的是同样的东西，我也会用不同的角度去讲，而且常常否定过去所讲的。”

记者：“如果要是碰到一个在灵性上能跟您接通的学生，他肯定会觉得能碰到这样一个老师很快乐。”

陈宏宽：“或者是很苦。常常有学生跟我说，老师，你一个月前跟我讲这个，现在完全反过来了！我说是啊，这就是老师的特性。因为我在教学的时候，自己也在学习，所以肯定我也会进步。”

独立，让我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宽

记者：“听了您谈教学，我想您个人成长的过程，一定也是音乐技术不断训练和灵性不断被启迪的过程。通常我们说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一定是爸爸妈妈。您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给过您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陈宏宽：“我父亲是教物理化学的教授，在大学里教书。母亲是大学里图书馆外文系的编务。他们对音乐完全不懂，而且我父亲的耳朵非常不好，母亲也没有显示出对音乐的任何兴趣。这也许对我有一点好处，就是他们不会干扰到我。

我父亲很特别，他常常强调他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家的精神是研究，不是随便说说就算了的。所以，从小他给我的教育就是一种研究的态度，什么东西都要观察，对很多事物都很好奇。好奇、观察、研究，这些科学特色是他带给我，而我把这3个步骤用在对音乐的学习中。”

记者：“您小的时候最先表现出来的兴趣和天赋，是在音乐上还是在科学上？”

陈宏宽：“完全是在理工上。我父亲有很多理工科方面的书，书里都会有一些机器的结构图。他发现我6岁的时候就能看得懂这些图片，而且还能解释给他听。他觉得奇妙，因为他那些大学的学生有的还看不懂。他就把我带到附近的工厂里面试试看，结果发现，他只要点一下，我就可以讲出来机器壳子里面到底在干什么。而且回家了以后，我还可以在纸上画出来。父亲觉得我在这方面有天分，所以当时一直有意在这方面培养我。

当时出国很困难，除非你有某方面特别的才能。有一个规定，如果学生有音乐天分的话，可以申请考取国外的学校，准许了之后可以出国，但要自费。那时我父亲想，不管怎么样把我送到德国去，因为德国的理工是最棒的，老一辈的中国人的心里都是这样想。”

记者：“原来他们让你学音乐，还是要以此为跳板，最终是到国外学理工？”

陈宏宽：“对，所以当我16岁偷偷改行走音乐这条路的时候，我父亲还有些难过。”

记者：“您是从几岁开始学音乐的？最初选择的就是钢琴吗？”

陈宏宽：“7岁开始学钢琴，不过没有好好学。在台湾前后换了9个老师，他们都拿我没办法，教了几个月就放弃。因为那时我对钢琴完全没兴趣，根本不练琴，坐在钢琴边上我都不晓得是在干什么，完全是浪费时间。”

记者：“他们完全不能激发您对钢琴的兴趣吗？”

陈宏宽：“之前的老师都是一板一眼，这儿该怎么弹、拍子该怎么算……后来有一位吴老师，他是上海人，刚从国外回到台湾，他的样子和作风像意大利人。他来上课，坐在钢琴前面就开始弹，弹一些小品。他弹几首我就迷了，弹的美啊、好听啊，弹得打动了我的心！那时心里想，我也要弹得这么好听。于是，我马上就转变了意念，想学，也开始好好练琴。

后来他还跟我讲，你知道意大利人唱歌有名是吧，他们怎么唱的？从哪里开始？开始的时候是在洗澡间唱，洗澡间里唱好了之后就到理发店去唱，理发店唱了大家都说顶呱呱的时候，再去请一位老师教怎么识谱、怎么站、怎么呼吸、怎么发音。要先有这个心、先有这个兴趣、先有这个欲望，再去学习该怎么做。他就是先让我有了想学的欲望、兴趣，我再问他该怎么弹。钢琴入门是他让我开始有兴趣的。”

记者：“开窍后算是一个比较中级的阶段了，这个阶段您碰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老师？”

陈宏宽：“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个秘密。我那时觉得自己起步晚――已经16岁了手指还没练好，很多东西都还没练好，要花很多的心血去追，到底做不做得出来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当时下了很大的决心，要保持这个兴趣，而且不让人家知道。因为当时我姐姐已经成名，是非常优秀的钢琴家。

我一到德国就进了音乐院，那时我14岁。我的老师，也是我姐姐的老师，当代最有名的老师之一Hans Leygraf。80年代他曾经出了一本小说，后面的目录里面有50多位他的学生，都得过世界级比赛大奖。

他一个月来上一次课，因为他同时在三个国家的音乐学院任课。每个国家去一星期，第4个星期他休息。他学生很多，所以我每个月就只能排一堂课，见一次面。他教学很特别，学生弹的好坏与他无关，完全靠自己。弹给他听的时候，所有东西都要准备到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的责任，他只不过是坐在那边点个头，然后问你一些问题而已。所以从他那里，我完全没有得到音乐上的概念。他问我一些问题，比如弹完一首曲子他会问，你觉得怎么样？那我们做学生的当然说差劲啊，不行啊。然后他又会问，为什么不行？自己想半天答案就出来了。然后他就会笑嘻嘻的说，既然知道，就这样去做。

他是让我们自己找出答案来，然后自己去启发自己。我记得有一次，他给的功课很重，一个全套的练习曲，而且市场上连唱片都没有，也没有人录过。到底曲子是怎么样的、该怎么弹我都不知道，但我还是在一个月之内练出来了。他很高兴，拍拍我的肩膀说，下个月我们可以录音了，可以做唱片了。

当然这个唱片从来没做过，不过这句话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我马上兴高采烈地跑回家――很远的，要坐一个小时火车，然后再走一个小时――连夜开始练。那时我还逃学，一天到晚只想着练琴。这就是他的教法，启发性的，让我兴奋到那个程度。他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教给我自主、独立的性格。

也有很多东西是自修的，比如说在比赛时，有个老牌评审，他说非常欣赏我一首曲子中间的一段，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弹，他永远不会忘记。我很感动，因为这种机会太少了。那首曲子我没有听别人怎么弹，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从来没有模仿过。我的一些东西感动了他。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我要学一套曲子，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自己体会。因为我会想到这是我个人的荣誉，是我的权利，我可以全新地接触这个曲子。如果我听别人弹了，那是人家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轻而易举放弃这个权利？在我学好了之后，也许会听别人弹奏做参考。”

记者：“对您这样既有很不错的技术，又有很强烈个性的一个学生，美国的老师怎么教您呢？”

陈宏宽：“我运气真的很好，碰到一位年长的匈牙利钢琴家。他在开始的三个月，非常积极地教我，但三个月之后，他好像发现了一些什么东西，就不太想教我了。那之后就没有上过一堂课，但我三年都挂他的名字，他还是我的任课老师。后来，我想跟另外一位老师学习，要求离开的时候，他有点难过。他跟我说，当时不教你是因为我发现你是个独立的音乐家，不能受到任何干扰。

记得在他教我的头三个月，有一次我弹贝多芬的最后一首奏鸣曲作品Op.111给他听。弹完之后他很感动，跟我说等他去世的时候一定要在他的葬礼上弹这首曲子。他过世后我真的弹了。我始终感激他，他对我好的地方就是没有“干扰”我。

后来在波士顿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Russell Sherman，他也是一个很独特的老师，有很强的个性。一般学生，跟他学很危险，因为他太强了。我当时年纪很大了，二十七八岁左右。有一天我听了他演奏，一场全部是李斯特晚期的作品，那种只有几个音的曲子，安安静静的。这些曲子我曾经听过，谱子也看过，可是没有想到每一个音在他的手上，就是整个宇宙，这么多的表情，这么多的含义！我一定要认识他。

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他，约了时间之后去见他。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是谁，你要跟我学什么？我那时刚好在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说，你好比是《李尔王》里的弄臣，讲的话都是智慧，我要向你学弄臣头脑里的东西。他一听也觉得特别，就说那你就来对了。我跟他学习两年，后来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记者：“您觉得音乐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陈宏宽：“在1983年到1984年那段时间，我碰到了一位指挥家，也是匈牙利人。他听了我演奏之后来找我，并对我说，你弹的很华丽、很好，你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钢琴家了，不过我有一些建议，我会给你写一封信。过了几个月，这封信真的来了，他用的是德文，讲的很简单，就两件事情：第一是说音乐，我们做音乐是因为这是一个使命，而不是一个名誉上的东西，我们是被指定了要做这件事情；第二，也许你会对艺术进一步了解，这就像你在散步的时候，不要只注意到他人院子里面的玫瑰花，还要看看路边石头缝里的小草，它也是一样的完美。这些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不能再弹钢琴，而是要真正了解之再开始弹。大概停了三个月之后，我再弹琴感觉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王敏 赵世民编写

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