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收“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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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来看，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4931.63亿元，同比增长9.8%。虽然相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较大，但仍高于上半年经济增速7.8%的水平。更加令人惊愕的是，全国上半年非税收入8863亿元，同比增加2016亿元，增长29.4%。中央的非税收入增幅更是高达45.6%。一些省份非税收收入增速在40%以上。
从微观企业看，中小企业密集的浙江温州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0.43%出现减产停产，而前5个月这些企业在利润下降19%的情况下，应缴税金总额仍增长1.9%。温州市上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66.7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税收收入148.1亿元，同比减少0.1%，非税收收入18.6亿元，同比增长20.7%。而与此同时，当前结构性减税力度越来越大，但是，企业主普遍反映没有感觉到纳税有明显减少，包括个人纳税减费都没有明显下降。至此，“过头税”的存在似乎已成定局。
后土地时代调控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税制特点，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速回落的反应更加敏感。财政部10月22日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税收收入增速总体大幅回落，一些地方的非税收入在税收收入增长“失速”的情况下大增，有的地方非税收入高出税收收入40多个百分点。各地政府都感受到近年来少有的财政压力，多地甚至将非税收入尤其是罚没收入作为财政“增收挖潜”的重要途径。
在此情况下，“后土地财政”时代，地方政府如何破解财政吃紧困境尤为重要。因不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高度依赖，财政增速放缓与土地相关的税费减少有很大关系。2012年，来自省级及主要城市的亿级投资规划层出不穷，被视为地方版“4万亿”计划。但这次中央未再以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拉动经济，加之对房地产市场严格的调控措施，卡住了土地财政之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不难发现，当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经济增长时，土地成为其首选的财政政策。但是，只要中央坚持房地产调控，把挤出房地产市场中的投资与投机成分当作长期任务来抓，这种土地经济便不可持续，只会转化成产能过剩与资源浪费。在后土地经济时代里，该怎样解决最现实的财政增收问题？
答案就是让地方政府不再依赖土地财政，必须要让其有新的财政收入，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稳增长”就是“稳投资”，而在后土地经济时代，“稳投资”更是“稳民间投资”。
首先，将过去政府筹资投资转变为以民间投资为主。投资这驾马车不但不能下降而且可适度加快，但要转变投资方式，将过去政府主导的投资转变为市场主导；将过去政府筹资投资转变为以民间投资为主。政府在把控投资这驾马车中，要做的就是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比如：高效、廉洁、公平公正的机制，服务于投资企业，让企业心甘情愿投资。
其次，谨防“非税收收入”伤害民营经济。税收因经济下行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增幅显著下滑而增长“失速”，非税收入却上紧了发条，加速发动。这种非税收入的高速增长在减轻财政压力的同时，却大幅增加了企业的痛感。虽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不大，但非税收入高速增长是不正常现象，应当关注这个问题。
因此，地方政府要稳住民间投资，所要做的是创造适合民间投资的市场环境，贯彻实施民间投资“新36条”，约束政府权力，避免行政力量对微观经济的干扰。只要民间资本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投资项目也足够吸引人，“稳增长”就不会再成为难题，这也是中央“稳增长”与“调结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的交汇所在。
实体为王
最后，振兴经济化解地方债务危机必须扶持实体企业。
目前地方债务的偿还逻辑进入了一个困境：为了避免出现违约风险，则必须确保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而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又不能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最终化解，一方面在制度上要尽快解决分税制的体制问题；另一方面，在偿债的来源上，要尽快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恰恰说明地方经济本身缺乏造血功能，实体产业和中小企业等无法为地方财政提供收入来源，地方只能依赖卖地生存，而这显然是一个恶性循环。解决地方债务最好的选择是果断摆脱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绝不是相反。
地方政府可以建立产业基金来调动民间资本，引导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某一个行业的优秀企业到地方来，形成某个行业的产业集群，在一个城市把某个行业做成世界一流的产业。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后，地方政府必然不会再依赖土地财政了。
经济结构调整非一日之功，不经历改革阵痛，不可能顺利渡过难关。实现国富民强，最基本的路径就是发展实体经济，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对此，各级地方政府应该优化投资环境，扶持各类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让实体经济日益勃兴。而不是绞尽脑汁，投机取巧，奉行“拿来主义”，依仗卖地、罚款、收房产税支撑起地方财政。
（作者系独立金融学家，题目系编者加，文章部分删改未经作者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