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儒商文化的价值内涵及特性分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中原儒商文化的价值内涵及特性分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内容摘要：中原独特的地域优势和悠久的商业文化造就了价值内涵厚重而深远的中原儒商文化，它是古代中原儒商在长期的发展、融合、交流、沉淀的过程中，自觉形成的一种共性的、多元化的商业文化特性，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重人本、施仁爱的从商理念；明义利、济众生的治商之本；尚中和、生善财的经商之道；守信义、重承诺的市场之德；坚毅力、生不息的敬业之神。
中原地带，位置优越，商业繁盛，历史悠久，其厚重的儒商文化是当前中原经济发展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资源，独具儒性思想和商业文化的双重优势。一般来讲，中原儒商是指长期在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地域生活和成长过，有着较为强烈的从商治商意识和独特的商业经营管理方式，并兼具崇高的儒性文化和道德品性。其中的“儒”应指在传统儒家文化及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儒家德，“商”应指儒性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商业经营行为及管理方法，在这极其浓郁的中原儒商文化中，有着十分丰厚的价值内涵和明显的商业特性，其当代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亦很重要。
重人本、施仁爱的从商理念
儒家文化是中原儒商文化客观存在的思想价值基础。儒家文化一直倡导和推崇“人本主义”和“仁者爱人”的思想观点，在孔子、后世弟子及大儒的主张里，“人本”与“仁爱”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灵魂与核心，也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所在。《论语・颜渊》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曰：“仁者爱人”，《论语・学而》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梁惠王上》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论语・泰伯》曰：“君子笃于亲，而民兴于仁”。“人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传统价值根源，儒家把“人”定位在宇宙和人类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也是中原儒商对“人本”管理哲学的的充分肯定，这对现代企业管理都有积极的启示意义。而“仁爱”思想是由“人本”思想繁衍申发出来的行为原则，要仁民爱物，关注民生，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能更好的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践行“人本” 思想的生产行为和社会责任。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也从理论上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价值作用。《荀子・王制》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是站在宇宙观的角度，认识到“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和价值要求，人之所以贵于万物，就是缘于人不但能认知，而且还具有特殊的情感及道德价值，这也是对“人本”思想的价值肯定。
中原儒商文化产生于先秦时代，以后延续两千多年，逐渐成长、成熟、定型，这是中原儒商在实际经商和历史体验中创造出来的文化形态。他们根据儒家的“天地之中，人为贵”的价值思想，在长期经营和管理中，实践推行“人本”的经营理念及管理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个人价值及社会价值。如儒商典范子贡，他是孔子众多弟子中比较得意的门生，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和超人的经商智慧，他用从商积蓄的巨大财富，为孔子及众弟子周游列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为儒家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史记・货值列传》曰：“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他原本商人，后来投于孔子门下继续经商，他尊奉孔子的“仁学”思想，他秉承儒家“博施济众”的“仁爱”道德伦理标准，结合经济规律和从商技巧，触动了中原早期儒商群体的萌生。《论语・雍也》中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扰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子贡明白地接收了老师的谆谆教诲，从“人本”的角度认识到，一切为他人考虑、奉献，推己及人，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大爱”精神。《论语・雍也》曰：“子贡曰：‘贫而无馅，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以看出，子贡的确是个亦儒亦商的早期典型代表，不愧为“儒商鼻祖”的称号。
可以看出，中原儒商在从商治生的同时，从不以一己之利而危害社会，相反他们总是秉承仁爱为先，用自己卓越的商业智慧和才华来回报国家、服务社会。古代中原儒商就是严格遵循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教诲，在其高尚的道德文化意识的指引下，他们把商业活动看成是实施儒家道德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路径。他们大多善于贡献社会，比较热衷于赈济灾民、捐资办学、修桥筑路等社会和国家的公益性教育事业或慈善事业。比如在当代新儒商中，有亦商亦儒、忠贞爱国的商人马万祺，还有寿考百岁、慈善人生的商人邵逸夫，这些都是典型的代表和例子。他们时常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之后，大多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为民奉献自己所有的力量，极力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明义利、济众生的治商之本
儒家文化注重“以义生利”、“义利兼顾”的思想主张是市场经济必备的本质要求，这是道德经济的集中体现。《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宪问》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子罕》曰：“子罕言利”。中原儒商以传承儒家思想文化为己任，尤其强调重义轻利、以义取利的经商之道，主张商人从事一切商业活动，总是“义”字当头，“义”始终是第一位的，把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和立足点放在“利他”上，从考虑人民大众的最终利益出发，以达到济众生之目的。《荀子・荣辱》曰：“先义而后利则荣，先利而后义则辱” 。他们在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上，不是先从自身利益来考虑，他们极力反对唯利是图，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蔑视那些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的世俗小人。中原儒商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来看，所有的经济行为是真正的君子为人处世之道，《论语・里仁》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中原儒商不但处处讲仁义，守信用，对待那些损人利己的奸商是极力反对的，这种重仁重义的行为，推而广之，对发展社会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有益的。《论语・颜渊》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就是强调“义”能成人之美，“利”为害人之基，此种富而好德的商德境界，是儒家道德价值和经济伦理价值的契合和统一，是中原儒商文化精髓之所在。
常言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但凡从事经济生产和商业经营者都以赚钱盈利为目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表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或途径来赚取钱财呢？《孟子・离娄上》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儒家所看重的“义”是儒家思想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指人的思想和行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讲仁义、讲道义，《春秋繁露》曰：“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义能涵养人性，义养为先；财利只能供养人的身体，利养为后，这是以大义教化天下、以德行昭示人民的集中体现，这才是治国理政为民之大道。这些思想主张在古往今来的经济商业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和验证。如商圣范蠡，虽出身贫寒，但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他学富五车，最终拥有万贯家财。在他的经商思想中最看重的是“富好行其德者也”，他一生仗义疏财、施善乡邻，并忠国爱民、博施济众。他在商业活动中虽主张“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但他致富后，总是“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范蠡在后十九年的从商生涯中，曾“三致千金”，又“三聚三散”，最终成就了他自己的“陶朱事业”，为后人所传为佳话。司马迁赞扬白圭说：“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白圭“富而不骄”，仍俭朴节约，与民以苦为乐。可以看出，他们二人都把儒家思想的道德伦理原则和社会价值观念运用于现实的商业经济活动中去，他们严守“义上利下”、“以义制利”的经济运行原则，这正是中原传统儒商所自觉遵守的职业道德操守。
中原儒商关心民众，体恤贫苦，热爱国家，忠于社会，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之后，把自身的个人价值和民族的社会价值统一起来成就自己的完美人生。“陶朱公”范蠡就是这样演绎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早年与越王“卧薪尝胆”，隐忍偷生。后助越王灭了吴，但他不以功自居，却隐姓理名，徜徉于江湖，经营商业，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商贾。他在不断地追求、创造、积累财富的同时，从没有忘记那些贫苦的乡邻们，散家财施惠他们，并定居“陶”（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司马迁评价他：“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能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德也” 。由此，后人尊称他为“陶朱公”，追捧他为“商业之神”、“财神”。
尚中和、生善财的经商之道
中原儒商倡导尚中贵和、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卫灵公》）。自古以来，贵和尚中，是中原儒家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之一。贵和是儒家核心的道德价值取向，强调的是在个人与他人、社会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要采取礼让的态度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中”有天下之中之意，也有为人处事之用。在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事要适宜，要不偏不倚，使双方保持均衡的合理状态，是一种极佳的“适度”效果。“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天命章》）。“中和”是儒家思想文化中标准比较高的道德范畴，也是一种现实社会中处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这样的伦理道德行为折射到从商治生的商业实践活动中，则表现出极高市场伦理价值。“和气生财”已成为现实中处理各种商业矛盾和纠纷的基本方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双方协调、统一、平衡约定俗成的原则，是商业活动中高度和谐、完美至善的一种境界。“尚中和、生善财”的经商理念早已深深根植于中原儒商的内心之中，成为后世儒性商人做人、经商处事的基本行为原则和要求，更成为众多儒商所共同认同并积极践行的从商之道。
荀子也说道：“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荀子・国富》）。荀子认为，在古代竞争激烈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儒商也要保持良好的君子风范和儒雅气度，要善于运用“以和济争”的经营策略，达到“生善财”的目的。子贡是典型的儒性文化商人，做人经商，基本都以仁字当先，以和为贵，倡导和气生善财。他常常提醒自己，从商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贫而乐，富而好礼”，要“富而有仁”，以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最终达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儒商”至高境界。在《吕氏春秋》中曾记载子贡花一大笔钱财无条件的赎回大批鲁国奴隶的伟大善举，可谓是流芳千古的传世佳话。子贡这种运用儒家文化来促进商业发展，以商业智慧来滋养儒家思想，为后世“为富且仁”的儒商经济理论的传承和发扬奠定了基础。
儒家积极倡导“乐群贵和”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在远古时期最初是为了建立和维护好封建宗法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谐的良好社会秩序，《尚书》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汉刘向也说：“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说苑・敬慎》）。可以看出，在古代儒家的这种“和”的思想中，其占据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是不能随意撼动的。一旦出现不和谐的现象，国家将会面临覆亡的危险。尤其是经济上用“中和”来调和商业的矛盾和冲突行为，则会出现“和合”的经济繁荣现象，因为“中”是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之所在，是商业经济发展的隐形规律，是商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约定习俗。一旦打破了这种“和合”的交互状态，大家彼此都会伤元气，受伤害，不但生不了“善财”，也不会相互的调和、融和，公正、公平、仁道、博爱、民主、自由的经商之道将会打破。由此，“尚中和、生善财”的经商理念为当前中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上述不良现象提供了极好的治疗良方，为构建一个和谐的商业大环境有着巨大的现实启示意义，这是应该积极的倡导并大力传承下来的精神文化瑰宝。
守信义、重承诺的市场之德
“信义”是中原儒家文化中主要的伦理价值标准，“诚信”被视为现代市场经济行为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二者是可以相互并生、契合的，也可以具体转化为多样的、内涵丰富的市场道德规范和经济行为准则。《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为政》曰：“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朱子语类》卷二四）可以看出，儒家是如此的看重“信义”，不管是做人，还是处事，“信义”是根本，没有了“信义”，其他一切都是一纸空文，无从谈起。而“诚信”在儒家著作中也提及多次，《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君子诚之为贵。”《礼记・祭统》曰：“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谓之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荀子・不苟》曰：“诚信生神，夸诞生惑”。上述经典名句，深刻阐释了“诚信”之道的具体内涵，明白其中之理，其他的一切道德观念都能神清自明。
由上可知，在儒家思想的观念里，“信”是君子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义”是君子安身立命的道德标准，二者合一，是个人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从个人的道德信念上来讲，中原儒商是标准的“谦谦君子”的形象，敛取不义之财是小人行为，是奸商行为。讲仁义，守诚信，在古代可以说，不管是做人处事，还是为官经商，都是非常关键的道德价值标准。“诚信”成为了社会稳定、人我互亲、商品货真价实的根本保证和前提。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商业活动中，讲信义、守承诺已成为一种巨大的隐形力量和无形动力，支撑着纯洁的商业环境。一代晋商乔致庸的商训中就非常看重“信义”，他认为，经商首要看重的是以信誉招揽顾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取利正道，只有这样，才能共同铸就中原儒商之大道。
儒商子贡曾与其师孔子时常探讨“信”的问题，他深知“信”乃做人处事的立足之本，没有了“信”，一切将不复存在。在他的商业生涯中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最终使他在残酷的商斗之中，赢得信誉，立于不败之地，奠定了中原儒商的文化基础，并使他的经营理念孕育着博大精深的儒家德性文化内涵。君无信不立，民无信不立。商业活动更是如此，俗话说“货真价实”，就是要用诚信去争取顾客，赢得市场。古往今来，大凡成功的商业巨子，包括子贡、范蠡、白圭、吕不韦、怀邦商人、“康百万”家族、鲁商奇才孟洛川等，无一不是如此。信之于商，是中原儒商伦理道德的现实价值体现，内容广泛实用，涵义精深易学。现如今，作为一名真正的儒商一定要讲究“信义”，以信立商，把诚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以建构真正和谐的商业生态。史学大家司马迁曾把商人分为“义商”和“奸商”两类。义商恪守诚信，童叟无欺，公平交易，深知“黄金有价，信誉无价”；而奸商到处欺诈，牟取暴利，唯利是图，不知情，不知义。在当下中原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值得新时期中原儒商应加以甄别和积极借鉴的。
坚毅力、生不息的敬业之神
在儒家思想里，总是蕴涵着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意识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易传・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自强不息，源于天地万物而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儒家伦理从自然界中领略到某种道德的力量来感化人性，教化四方。孔子更是强调修身做人，治国平天下要“不怨天，不尤人。”孟子注重以“浩然之气”来“养身修性”，培养人性的坚韧，塑造人格的德性力量，它有一种永不言败、持之以恒的信念和毅力。儒家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体现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就表现为儒商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自强图新的坚毅品质。
“天下治生之祖”的洛阳白圭强调，从商者必备“智、勇、仁、强”的经营能力和道德涵养，“吾治生产，犹尹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鞍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眼中的“治生之术”是要有卓越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灵活把握商机，勇于决断，才能成就真正的儒性商人。他们把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爱岗敬业、奋斗不止的儒家思想引入商业活动中去，这是中原儒商攀登事业高峰的不竭动力和精神支柱，他们不只是把商业经营活动当作一种获利谋生的手段，更多的是把它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伟大事业来做。“商圣”范蠡的商业思想也主要以崇高的敬业之心和刚强的进取之心，在他长期的从商生涯里，他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白手起家，不管是在远古的先秦时期，还在是当今时代，都是个商业奇迹，这主要得益于他的敬业之心和自强意识。在中原古代儒商看来，唯有坚毅之力，创新之才，敬业之道，才能使自己所开创的商业坚如磐石，持久永固，永葆长青不衰。现代市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竞争和生存异常残酷，作为新时期的中原新儒商要能在波涛汹涌、充满危机与挑战的商海中立足脚，必须要拥有辩证的思维、机智的头脑和刚强的毅力勇于拼搏、自强不息、不畏艰险、不断创新，一定能够以新致胜，以强求胜，创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总之，中原儒商具有儒家思想文化中仁民爱物、重义守信、以和济争、自强图新、博施济众等丰厚的精神文化内涵，是新时期现代新儒商精神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原儒商拥有先义后利、诚实守信、和睦谐调、勤俭刻苦等显著的思想特性，依然是现代新儒商所要遵循的道德伦理标准和市场经济行为。中原儒商坚持仁爱守义的经营与管理理念，尚中贵和、和气生财的经营哲学，以及诚实守信的市场之德，再加上刻苦奋进、开拓创新的敬业之道，是当前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新儒商应长期坚守并有待深入挖掘、传承、发扬光大的优秀思想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
2.金良年撰.孟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唐凯麟，曹刚著.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戢斗勇著.以义取利的生意经―儒商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
5.[汉]董仲舒著.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1
6.[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