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斯科特:伟大的幸存者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道格·斯科特:伟大的幸存者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天生登山者
1981年，印度加利瓦尔喜马拉雅山区海拔6543米的希文岭，道格・斯科特与我瑟缩在海拔6000米的岩缝里遮蔽强风，同时躲避上方同伴踢下的落冰。这是我们连续攀登的第十二天，弹尽援绝且天气不断恶化。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喜马拉雅登山，而道格则是个老手了。我开始嘀咕饥寒，而道格却说不经空腹，无从悟道。我们揉身而上继续攀登。斯科特是个天生的登山者，希文岭峰顶不过是他登山生涯中的步，他所追求的是登山过程的体悟。
历经了25次以上的远征，这个顽固的英国佬仍然是当代最活跃的高海拔登山者之一，他的登山生涯跨越了三个时代，斯科特亲身经历了喜马拉雅登山时代的巨变。他对于高海拔攀登哲学与战术自有独到的想法。自从1975年参与次大型远征队登上了珠峰，斯科特对于登山的思想经历了很大的转折。他大力宣扬以阿尔卑斯式攀登喜马拉雅巨峰。过去这十年来，他以小队伍轻快便捷的方式攀登高峰，主要依靠队员自身的能力、本能与毅力来求取成功的经验与生存之道。
今年68岁的道格・斯科特是他同一代登山者中少数幸存者之一。高海拔攀登是个高风险的挑战，除了道格・斯科特，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彼德・哈伯勒等少数登山者以外许多同一代的登山者都先后丧生了。这几位幸存者都多次在生死边缘徘徊而能幸运归来也许是幸运，也或者是登山者的一种本能吧。斯科特自认为是这种求生存的本能让他历经劫难而幸存。他认为近年来许多的悲剧都肇因于登山者一头钻进攀登而迷失了这种求生的本能。
斯科特仍有年轻时打橄榄球的结实身材，及肩的灰白长发，银须闪烁，戴着圆框金边眼镜，很有约翰・列侬的气质，无怪乎列侬和鲍伯・迪伦仍然是斯科特最喜爱的抒情歌手。他是素食主义者，对东方神秘主义自然疗法、有机栽培和葛吉夫哲学都有兴趣，他以占卜定事为人熟知。他经常谈起一种奉劝人生勿行偏锋的中道佛理，而他本人在登山界却以极限攀登司名。斯科特谈话很谨慎，话出口前经常思索以使用恰当用语。然而，他对于传播虚假愚弄人心学说的假先知，却毫不留情地展现他强势狂暴的一面。有一位记者将他比喻为“地狱来的天使”。
参与斯科特的第五次远征活动后我们从马卡鲁峰攀登未成下山，在尼泊尔吞林塔山村的一个破落的酒吧里，我终于逮到机会与他做一次访谈。鸡群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而宰杀后血淋淋的山羊就在脚边，借着啤酒助兴，我发现这位伟大的幸存者过去34年的登山生涯中，他的思想比那些他所爬过的山更值得回顾。
斯科特是诺丁汉一个警察的儿子，他起初在德贝郡附近的砂岩场活动，13岁时已经利用周末攀岩，冬季到苏格兰爬山，17岁时已经进入阿尔卑斯山脉了。1962年，21岁的斯科特来到阿尔及利亚的阿特拉斯山脉徒步初尝山的滋味，此后一辈子他几乎就过着漂泊的人生。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在学校任教，充分利用暑假时间到世界各地登山，他开着25英镑买来的退役军用卡车四处旅行。1970年代初期，他所攀登的意大利多洛米蒂Tre Cima塔峰群，挪威特罗尔大岩壁，巴芬岛和优胜美地的大岩壁成为后来道格的经典著作《大岩壁攀登》一书的主题。
优胜美地一游可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儿正值优胜美地攀登的全盛时期，斯科特拥抱了它自由愉悦的气氛，抛弃笨拙的眼镜成为列侬的模样，蓄起长发，并且调整自己生活的步调。此时，他放弃教师职业全心登山。这是一个偶然的决定，过去从未思索过的机会，就这样无意间在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
珠峰西南壁
“过去我对于攀登珠峰毫无兴趣，直到1972年春天，突然得到唐・威廉姆斯的邀请参与攀登珠峰西南壁的远征队”，斯科特说，“在那次远征活动中我登上了7900米的高度，并且患了雪盲。然而，我的高海拔适应却表现得很好”。无人登顶的珠峰西南壁勾起了他的兴趣，因此，斯科特展开了他的珠峰的奋斗历程。
1972年秋季，斯科特参加了查尔斯・博宁顿领导的首次珠峰西南壁远征队，他与道格・哈斯顿结组攀登至西南壁8200米却因强风被迫折返。三年后，在博宁顿卓越领导下的第二次西南壁远征队中，斯科特和哈斯顿成为珠峰西南壁的首登者――这也是英国人自1921年以来，历经半个世纪许多著名登山家无数次奋斗后终于登顶珠峰。两人摸黑下山途中氧气耗尽不得不在8000米高处寒夜中露宿，幸运的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冻伤。对斯科特而言这是重要的一课，尽管在如此极端严酷的环境下仍有求生的机会。斯科特和哈斯顿登顶后的第二天，彼得・博德曼与帕姆巴夏尔巴在变坏的天气中登顶，下山途中米克・白克与他们擦肩而过继续前进，博德曼与帕姆巴夏尔巴在南峰附近等待白克久候未至，云雾笼罩夜幕低垂，两人最后为了求生只得忍痛下山。米克・白克就此失踪。
虽然珠峰西南壁的首登掺杂着悲剧，然而斯科特和哈斯顿却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并开启了过去登山者未曾接触的英国上流社会，许多荣耀接踵而来。远征队员也获邀到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女王，伊丽萨白女王提及他们这伙人是她第一次接见的登山者，莫・安东尼不无幽默的回答女王说，她也是他所见过的第位女王。
斯科特和哈斯顿在1972年珠峰西南壁攀登中首次搭档，斯科特认为哈斯顿是极少数能够与他旗鼓相当的绳伴。谈起这位故友，斯科特的声调充满着怀念与感佩。他形容这位传奇的苏格兰登山者是个自足的人，“他不会对你太费心，而他也不需要你特别照应，他只期望你能够把自己的本分做好”，斯科特认为这种自给自足的能力是喜马拉雅攀登的基本功。“最好的结组就是彼此几乎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存在，两人行动自如仿佛一体”，他说：“如果要分心顾虑你的绳伴，自然就额外消耗掉了你的精力”。
1976年，他们结组在麦金利峰南壁上开辟了一条新路线，仿佛形成了一对牢不可破的最佳拍档。然而，1977年冬季，哈斯顿在沙木尼滑雪遭遇雪崩丧生。这个意外让斯科特悲痛不已。他们曾经共同经历过诸多的考验，很难相信竟然在一个几乎可称为是他家后院的地方遇难。斯科特却认为这或许是天命注定，哈斯顿方才付梓的探险小说《Calculated Risk》中有一段剧情书中的英雄在沙木尼Riondaz岩沟中滑雪引发了一场雪崩，这位英雄幸运地超越雪崩而幸免于难。哈斯顿就是在Riondaz岩沟中滑雪时引发了雪崩，而在真实世界里他却被雪崩吞没了。斯科特认为，生死各有因果并非偶然。尔后几年间多位山友相继罹难，尼克・艾斯考特和艾伦・罗斯在K2前后丧生，乔治・贝坦堡和罗杰・巴克斯特・琼斯在沙木尼丧生，艾力克斯・马克泰瑞在安纳普尔娜峰南壁丧生，彼得・博德曼和乔・塔斯克在珠峰东北山脊失去踪影，而 唐威廉斯这位为斯科特开启大山之门的老友却在故乡因心肌梗塞去世。斯科特眼看着整整一代杰出的英国登山家在短短几年间凋零殆尽留下了一段狂野不羁的登山岁月。
斯科特不免回想他多次死里逃生的故事，1978年在K2西山脊新路线的攀登中，他回忆着当雪崩吞噬与他结组的艾斯考特，要把他拖入雪崩漩涡的那瞬间，他说：“我知道自己也将丧命，但瞬间却觉得那也不是太糟，虽然我不想死，但是我也毫不畏惧”。斯科特九死一生幸免于难，紧绷的固定绳索保住了他的性命。
喜马拉雅未登峰
这样的意外可能让许多人放弃了登山这种高危险的活动，然而斯科特却毫不放弃并一再回到喜马拉雅山区。他说：“没有道理要放弃，为了攀登喜马拉雅的高峰，就必须有心理准备，你可能会死在这里，你才能够无惧地进行攀登。”
登上了珠峰之后，登山者心里的结终于被解开了，斯科特转而对于喜马拉雅的未登峰产生了兴趣，并且积极地参与开发的过程。1977年，斯科特与博宁顿首登喀喇昆仑山脉的食人魔峰，这是一座由巨大的花岗岩构成高达7285米的山块，而登顶后的下山过程，却成为一个伟大的求生故事。他们从峰顶绳索下降，斯科特必须要在岩壁上做一次垂绳摆荡才能到达下一个锚点，然而绳子的长度不足，他无法摸到另外段垂直裂缝，昏暗的暮色中他试着调整自己的脚步，却不小心踩到薄冰而脱落，在高空中疯狂地摆荡，最后猛烈地撞击在峰顶的岩壁上。斯科特的两个脚踝骨折，在博宁顿的保护下只能匍匐前进，在最高营地的克里夫・罗兰德与莫・安东尼来此会合。此时，暴风雪让下降愈发困难。粮食与燃油耗竭，而且博宁顿在下降时从绳索末端滑落摔断好几根肋骨，五天后他们终于抵达一个较低的营地，在垃圾堆中找到了食物残渣和烟蒂。
下山的第八天，他们终于抵达冰川，斯科特在冰川与冰碛石间爬行了七公里才终于回到大本营。此刻营地已经空无一人，其他队员猜想他们四人已经丧生了。罗兰德与莫・安东尼走到最近的村落求援找来了一个担架队回到大本营将斯科特运下山。事发后第十三天，他们终于回到阿斯克利的村落，由直升机将斯科特送达斯卡度。然而，直升机在降落时撞坏了，因此在阿斯克利又等了一周，直到直升机修好才送回到斯卡度就医。斯科特以英国人一贯的低调和轻描淡写讲述了这段故事，他说，“在山上，人必须认命我只想回家。说来丢脸，当记者在诺丁汉的医院发现我时，我觉得真尴尬，怎么会鲁莽的把脚给摔断了呢。”
斯科特指出，珠峰西南壁的成功登顶充分说明，只要有优秀的登山者、良好的组织，夏尔巴的支持，氧气和路绳，几乎没有什么难题克服不了。而食人魔峰的攀登则尽可能少使用路绳。“如果你绑在路绳上，那可以说你几乎没有离开地面。我从路绳攀登的方式学了很多，整个攀登下来尽管登顶了，但是相比离家万里乡关远隔的感觉而言，你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空洞的胜利。”
1979年，斯科特朝目标又迈进一步，他与法国登山者乔治・贝坦堡，以及彼得・博德曼与乔・塔斯克一同攀登干城章嘉峰北山脊，这可说是斯科特最有兴趣的攀登，并不只是因为它的纪录，而是以四人小队伍的灵活方式攀登世界第三高峰的新路线。“我在斯卡度认识了刚从布洛阿特峰下山的乔治・贝坦堡”，斯科特说“他冲过来就自我介绍，我想跟你一起登山”。斯科特热情邀请他一起攀登干城章嘉峰。“他是个很好的平衡，斯科特说：“与彼得和乔一起登山真是恐怖”。
一些登山书籍和登山史书把博德曼和塔斯克描绘成一对无法分割的双子星，然而斯科特观察到他们彼此间存在很多竞争，“他们两人间没有谁想输，虽然这种竞争激发了两个人的优势，然而，也可能因此让他们丧生于珠峰东北山脊上。”
斯科特试着比较人格里的阴性和阳性，阳性中的进取心与野心有助于把人类推向山顶，然而过度的话却是相当危险的。“如果登山者惟一的目标只是登顶的话，他可能会丧失直觉，那很容易让自己无法回头，”斯科特说。他的方案是设法鼓励比较直觉的阴性。对于女性攀登喜马拉雅的看法，“我认为女性登山者开始以阿尔卑斯式方式攀登高峰主要是因为女性无法如男性一般负重”，斯科特说：“如果她们有夏尔巴的支持，以极地方式攀登喜马拉雅山应该没问题，然而，我想只有极少数女性有能力以阿尔卑斯式攀登世界最高的五座8000米高峰。”
为理想主义辩护
斯科特承认以纯净的阿尔卑斯式攀登马卡鲁峰西壁上1000米高的岩壁或许只是一个幻想，但他希望这个难题可以留给下一代登山者。携带更好的装备，以及更少的心理障碍，未来15～20年后的登山者或许可以克服这不可能的挑战。
“如果登山是为了面对未知的挑战，那何以要采用极地式攀登?”斯科特为了他的理想主义而辩护。许多当代的喜马拉雅登山者显然同意斯科特的看法，然而这个哲学不可避免会带来风险。为了追寻以精简方式攀登一座8000米高峰的荣誉，让许多登山者勇于承担它所面对的巨大风险。
1986年的K2山难反映出这个趋势，而1988年轻装攀登珠峰西南壁的四个捷克登山者，奋力爬上这面巨大的岩壁，却在峰顶附近全部遇难。这种“勇往直前”的态度表现在其中一名捷克登山者身上。他们与几个新西兰登山者共享一个登山许可，原先目标是珠峰的近邻洛子峰，作为攀登西南壁的准备。
盖瑞・波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新西兰登山者，在挖掘雪洞时发现极端危险的雪层，他判断如果继续攀登不只是个人的危险，而且引发的雪崩可能会摧毁下方其他登山队的营地。波尔随即下山，而捷克登山者却在恶劣天气下继续攀登。波尔在大本营对捷克队员的登顶表示祝贺，而名队员却冷冷地说道你输了。然而，几天后勇敢的捷克队员却成为输家，他们以极少的装备和快速的攀登，由西南壁登顶珠峰南峰，其中一人奋力攀登珠峰，其他队友则在南峰等候，然而他们就此失去了踪影。
斯科特对这一事件如何看待?特别是在这条由他首登的路线上发生的故事。他说：捷克队满盘皆输。谈及1988年有300人在珠峰大本营活动，他认为尼泊尔和巴基斯坦政府发放不受人数限制的登山许可是一项警讯，“大本营不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说：“每个人现在心里想的是你的失败就是我的成功。”
“我才不想去那些人潮涌动的地方，可说是现在所有8000米高峰都是如此”，斯科特说：“那儿再也没有探险可言，我的看法就好像是一个老人在追忆过去的黄金时代，但是媒体疯狂追逐梅斯纳与库库其卡的14座8000米高峰大满贯竞赛，已经全然改变8000米高峰攀登的精神。我对其他人去登山没有任何意见，只是我不想见到这些人”。
竞争不可避免地进入现代的喜 马拉雅登山圈。全世界登山者竞相涌向珠峰这个具有象征性的峰顶。许多登山者对于自己有很高的期望，斯科特认为，他们并不想经历一段漫长的学徒历程，以学习在高山上如何安全与成功的攀登。如果少了这种学习的过程，他担心以直觉来平衡企图心――这种在喜马拉雅高峰上生存的态度与能力无法养成。“发现内在的声音无法不经历一段挣扎的过程”，斯科特说：“让野心暂时平息是关键，如果你做不到，你只会听到野心的呼唤。”
斯科特给我讲述了一段瑞士火腿匠Marcel Ruidi的故事，斯科特从布洛阿特峰下山时遇见Ruidi，这是他在三个月内攀登的第三座8000米高峰，两人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啊!斯科特，多少座了呢?斯科特对于8000米高峰大满贯毫无兴趣，过了一会才明白了意思。
三年后，Ruidi已经接近梅斯纳尔和库库其卡的竞赛，他已经登顶了九座8000米高峰。他计划在一个登山季节里连续攀登马卡鲁峰、洛子峰与珠峰。Ruidi搭直升机进入马卡鲁峰大本营，离开苏黎世17天后，他就登上了马卡鲁峰，但却因高山病死于下山途中。对此，斯科特认为：Ruidi之死对于8000米高峰大满贯是个反面教材，可怜的Ruidi死于企图要打败梅斯纳尔，却稀里糊涂地丢了自己的性命。
纯粹主义者斯科特
对斯科特而言，聚焦在8000米高峰是一个非常局限的习惯，“这非常危险，而不自然”，他说：“登山就是要去开发新的路线，探索全新的世界，面对未知的挑战”。较低的山峰有着无数奇妙的新路线有待开拓，喜马拉雅提供了几乎无限的登山殿堂。“对于那些局限在8000米高峰传统路线的登山者而言，他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机会”，斯科特认为：“他们浪费了登山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
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珠峰或是那长串8000米高峰，对于登山者而言那是登山生涯的一个里程碑。毕竟对于斯科特而言，珠峰西南壁登顶也是如此，然而将登山视为一种象征，以及背后的商业利益与媒体价值深深地困扰着斯科特。虽然斯科特以演讲登山经历作为谋生手段，但是他却拒绝厂商诱人的品牌代言活动，至今我们未曾看到任何由他代言的产品。他对于攀登者为了产品代言而相互攻击感到可悲。“有一次，我经过个法国登山队的营地，他们分成好几个营区，以区别各自的赞助厂商”。他提起：“在英国攀岩者身上，我也看到了相同的状况，如果我了解到我的登山活动是靠背后财团主导产生的商业利益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失望”。
攀登食人魔峰后，在一个公开场合里。一个赌博俱乐部提名斯科特为“运动类最佳勇气奖”的得主，他拒绝了领奖。“我不懂这个奖跟登山何关，我只是尽力求生，所谓的勇气应该是那些可以有其他选择的人”，他说：我的伙伴们涉险帮助我安全下山，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有勇气的人，比我更适合获得这一奖项。
后来，这个俱乐部的官员告诉博宁顿这个奖价值五万英镑，当时博宁顿和斯科特在全国巡回演讲为珠峰基金会募集基金，听说有这笔奖金，斯科特转而接受，并且准备把奖金捐给珠峰基金会。但是有个条件奖项必须是针对整个团队的。
直到一次电视访问前，他被告知这个奖项其实包含一个价值五千英镑的金球和价值六千五百英镑金质月桂花冠，这两项奖品必须在一年后归还。“那么，我又不能把它给溶解掉送给珠峰基金会”斯科特说：“所以我跟他们说，不，谢了，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的头条新闻自然是英雄斯科特轻蔑奖项，对斯科特自珠峰以来的成就给予负面的评价。“突然之间，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卑鄙之徒”，斯科特说道。他承认这件事对他带来了伤害，但是一个星期后，人家给他最后个机会来接受这个奖项，他还是再次拒绝了。他们在意的不是我，或是登山，“他说：他们真正想的是俱乐部的名声”。
“一个人远征活动之后的收获与远征期间是一样的多”斯科特说“在其他人的书写中看到自己，听取他人的观点，处理公众形象，这些事都很有启发性。食人魔峰事后，我了解到我确实有许多自豪之处，也需要其他人欢迎我”。
1983年，斯科特再次回到K2，先利用罗布桑尖塔峰以及布洛阿特峰热身，然后与巴克斯特・琼斯，安迪・帕克、法国人让・阿方纳席耶夫等人，由K2南壁以纯粹的阿尔卑斯式登达7900米。只要再经过一次露宿，斯科特应该就可以一偿宿愿登顶K2。然而就在阿布鲁兹路线的肩部下方，阿方纳席耶夫因为脑水肿而失明并失去了方向感。三个星期前，他们的队医彼得・特克斯顿就在布洛阿特峰因为肺水肿丧生。在他们现在这个位置，正好可以跨越奥斯腾冰河看到对岸布洛阿特峰上特克斯顿陈尸的营地。这个鲜明的记忆使他们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将阿方纳席耶夫护送下山。
永不停驻的脚步
暴风雪席卷整座山峰，阵阵风雪吹袭下，他们挣扎着将阿方纳席耶夫往山下2400米处运送，第二天他们到达一个高达600米的岩壁，巴克斯特・琼斯在前方开路，架设绳索下降用的支点，而斯科特殿后，却发现巴克斯特琼斯的支点很不牢靠，用手指就可以掰出来。阿方纳席耶夫责骂巴克斯特・琼斯固定的危险锚点，一个星期后，四人安然返回大本营。
第二天距离峰顶100米处，他们的身体状况告诉他们必须要回头下山了，从北壁下山的路很遥远，所以他们下到圈谷――一个所谓圈套之处。飞扬的吹雪吞没了他们，索斯泰德在一次雪崩中逃生，而阿方纳席耶夫由于太过疲倦不断地打着瞌睡。三人严重脱水，粮食与燃料耗尽，他们在路上发现了一个鱼罐头，打开后发现坚硬如石。他们费尽力气试着用打火机来融解这个鱼罐头。经过11天的奋斗后，他们终于回到大本营，走几步就得停下休息。在一生的探险过程中，斯科特认为这一次最接近死亡的边缘。
1988年，斯科特再次挑战马卡鲁峰，这也是他在这座巨峰上的第四次挑战。十月的冷空气锋面来得比预期的早，而在7000米营救在登顶途中从8100米被雪崩冲下的朋友瑞克・阿伦也消耗了我们太多的能量。他能够活着回家，是我们最大的喜悦。回到吞林塔山村，正当那些鸡群在我们脚边喋喋不休，而斯科特正在沉思我的问题时，飞机的螺旋桨声音在跑道头响起，提醒我们喝干啤酒赶快登机，但是并未让斯科特丢下最后一个关于喜马拉雅登山未来的问题。
“对我而言，喜马拉雅巨峰的攀登已经告一段落，”对于马卡鲁峰与K2而言，我可以感受到他声调中的遗憾毕竟他在这两座山的大本营至少都待了一整年以上的时间。喝光啤酒时他却谈起未来的计划――到印度探索未登峰和重返不丹的计划。那里峰峰相连有待探查，道格・斯科特并不想停下他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