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重孝与楚人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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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先秦阶段，关于“孝”以及“重孝”的话题，有着丰富的内涵。几乎自传说时代开始，孝的意识就萌生并被发展、传承下来。夏、商、周三代，“孝”经历了自发、自觉和系统化的演变，逐渐稳固，并为诸予百家所推崇。春秋战国的楚国一般讲究先忠后孝，但伍尚是个特例。伍尚在生死关头选择了忠孝两全的做法，是“重孝”的极致表现，令人深思，给人启示，先秦的孝道以及伍尚的特殊个案所蕴涵的孝道思想，对于新时代的我们仍具有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先秦；重孝；伍尚；意义
[作者简介]蒋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讲师，陕西 西安710069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165-03
孝道，我国古代传统美德之一，也是历史研究者尤其传统文化研究者经常提及的一个话题。本文在简单回顾先秦“孝道”历程的基础上，联系楚国士人伍尚的特殊忠孝个案，对此问题进行简单探析，敬请方家指教。
一、先秦重孝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多质的。从文化主体上看，它以儒学为主而又杂糅多家；从仪节制度的角度来看，它是重视程式礼节的礼文化；从伦理道德的视角看，我们又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尚尊祟孝的孝文化，一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我们不妨从文字上追本溯源。“孝”字最早见于殷商甲骨卜辞，历代字词典籍对这个“孝”字的涵义多有解释，《尔雅・释训》上说：“善父母为孝。”简短数字道出了孝的本意：重视人伦道德，要求晚辈恭顺、敬事长者。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做了进一步阐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其他如历史类别的著作，提到“孝”的，较早的要数《尚书》，“克谐以孝，父，不格奸”，并最早提出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包含孝义的“五教”之说。
但是，事实上的忠孝，或者说孝的意识、行为，恐怕要比文字的解释久远得多。中国传说时代的虞舜是个突出的例子。舜作为上古传说五帝之一，成长经历并不顺坦，自少历经诸多磨难，遭到父亲、继母和弟兄的迫害，“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逃避，及有小过，则受罪”。然而他仍“二十以孝道闻”，“顺事父及后母子，日以笃谨，匪有解”。“瞽瞍”在古代指无目之人，亦引申为做人做事糊涂。面对糊涂的父亲，舜忍耐迁让，行孝顺事，这样，舜的孝道逐渐为外人所闻，舜本人因此也为百姓所爱戴。《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渔霄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种情况后来进一步反映到当时的上层社会，就连“诸侯”都以舜为德，在尧面前屡屡推荐他，“舜二十而以孝闻，舜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舜帝的孝德终于得到了认可和回报。
夏、商两朝，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对这段时期的“孝”知之甚少。但若依据后世的文献，仍然有迹可寻，近代学者章炳麟研究《孝经》后，在《孝经本夏法说》一文中指出：“《孝经》皆取夏法，先王为禹，灼然明矣，”可见，夏是以孝为法的，柳诒徵先生也说：“夏道尚忠，复尚孝。”同样，商代“孝道”意识的存在，后世文献也有记载，《吕氏春秋・孝行览》记：“《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当然，夏商的孝道，脱胎于原始社会的纯血缘关系，主要体现在统治阶层追祀祖先方面，对下层阶级很大程度上还带有强迫性。
西周时期，祭祀、史官文化盛行，宗法制度逐渐确立，孝的概念也日益被程式化、规范化。孝道的内容与夏商有所不同，开始体现温和的亲情关系。特别是在父辈子女的感情方面。《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里面已有“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丰富内容。《礼记・表记》篇说得很明白：“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壮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子亲，”又盲：“子民如父母，有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相反，在那个时代，如果“不孝不友”，则被视为“元恶大憝”的。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社会礼崩乐坏，“制度”颓败，很多东西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值得注意的是，败坏的东西似乎更偏重上层建筑、传统约束，包括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士大夫之间的礼制等等，家庭伦理范畴内的忠孝变化并不大，诸子百家仍强调“百善孝为先”，奉孝道为道德本位。“夫孝，德之本也。”《诗经・周颂・臣工之什》里讲：“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寿。”墨子一派，也是十足的孝行者，《汉书・艺文志》中概括墨家时说：“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尚)同：此斯所长也。”道家虽然讲出世，但仍提到“孝慈”。更突出的是，孝道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得到了广泛、系统的阐发。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已把孝摆在了为人之本的地位。孟子亦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孟之后，曾子将儒家的孝道观一脉相承下来(曾子本人后来成了孝道楷模，人们引经据典，一般都会提到曾子，即所谓的“曾子之孝”)，直至后来《孝经》的出现。
由上可见，孝道观念在我国先秦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从传说时代的肇端，到春秋战国的普遍化，进而成了古代中国文化的一大特性，“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二、楚人伍尚与孝道
楚国作为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大诸侯国，同样处于一个重孝的大环境中，与“孝”不无联系。不过，目前学术界谈论先秦各个地域文化时，讲到重礼乐忠孝的，首推齐鲁文化。因为它与儒家息息相关；至于楚文化，人们对“孝”关注较少。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在于楚人把“忠”字摆在了第一位，从而掩盖了“孝”。忠，即对国家的尽忠，不成仁便成义。因此，楚人中“自杀尽忠”的现象特别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尽忠现象在楚国相当普遍，既忠且孝的现象在楚国也不是绝无仅有。春秋时期的楚入伍尚是个显著例子。笔者下面对此进行简单探讨。
伍尚(?－公元前522年)，楚入伍奢之子，著名历史人物伍子胥(伍员)之兄。楚人伍尚的事迹大致如下：伍尚的父亲伍奢与大臣费无忌，曾共为当时楚国太子建的师父，太子喜欢伍奢而疏远费无忌，于是费无忌忌恨在心。公元前527年，楚平王派遣费无忌到秦国为太子建娶妻。费无忌见秦国女子漂亮，便唆使楚平王自己纳为妃子。楚平王采纳了费无忌的“意见”。后来，费无忌担心太子建继位后对已不利，便继续进谗诬陷太子及伍奢。为斩除后患，费无忌进一步私谋除掉伍奢一家。在费
无忌的怂恿下，楚平王要求伍奢召回他在外任职的极有才能的两个儿子，假意承诺“子至则免死”。这样，伍尚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伍尚知道消息后，明知回去必死无疑，仍毅然领命回到父亲身边，最后惨遭杀害；伍子胥则外逃吴国，最后复仇成功，伍尚在楚国历史上的出场可谓短之又短，但我们认为伍尚一闪而过的历史事实，正是孝的观念的集中体现。
首先，伍尚知死不避，体现了那个时代楚人作为个体对国家的“大孝”。面对费无忌的迫害，我们往往赞成伍子胥的反抗，而忽略了对伍尚的具体分析。事实上，伍尚对家庭突然的变故是明白的，也不乏勇气反抗，他的回去就是一种勇的行为，因为知死不避也是一种勇，“知死不辟(避)，勇也”。伍尚完全可以选择叛逃楚国，但他清楚，他的叛逃即意味着世臣的不忠。伍氏家族，在楚国历史上，虽然不如“屈、景、昭”三大家族显赫，但同样算得上世家，受朝廷之恩日久。先人伍参、伍举皆为楚大夫，伍参还曾在晋、楚之战中劝服有意撤兵罢战的楚庄王，使得楚庄王调转了战车，大败晋军，从而一战成名，奠定了楚国在诸侯中的地位。伍尚之父伍奢先为连尹，后升为太子师。伍尚本人，亦得重用，出任地方官，“棠君尚”是也。即楚国棠邑之官尹，正是因为这样复杂的家庭背景，面对是忠国家还是报家仇的二难抉择的时候，身为楚国之臣的伍尚，选择了前者，“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尽忠而死。
其次，伍尚的行为也是“善事父母”的孝行。伍尚的性格，在楚平王要求伍奢召回二子时，伍奢已说得很清楚，“尚至，胥不至”。因为“尚为人仁，呼必来”，“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不来。”伍奢对伍尚的分析，可谓知子莫若父矣。这么一个慈孝之人，即使明明知道楚平王、费无忌设计了一个陷阱，“归而免其父”只不过为一个幌子而已，但却不愿逃去。值得补充的是，在楚国官吏前来捕捉伍尚、伍子胥之前，兄弟二人还有过一番精彩的对话。为人强硬的伍子胥要求哥哥伍尚一起逃往他国，以等待时机复仇。但伍尚对于弟弟的劝说，最后拒绝了。伍尚知道，一旦回到父亲身边，必死无疑，“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但是，伍尚同样明白，不从父命是一种大不孝，“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终为天下笑耳”。“闻父免死而莫奔，不孝也。”传统的忠孝观念已在伍尚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于是，伍尚勉励弟弟外逃，自己则毅然归去，悲壮地死在了父亲身边。
伍尚的死，令人扼腕叹息；他的死，也将孝放大到了极致。可惜，后人对于伍子胥的出逃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对于伍尚的行为却不以为然。只有宋人刘克庄写有一首诗歌《杂咏一百首・伍尚》，对伍尚尚有惋惜之情：“伍奢呼二子，一至一奔焉。逃父吾无取。雠君亦未然，”其实，伍尚的所作所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他身处春秋战国孝道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在变故面前，自然而然地将“孝”作为了权衡的杠杠。他的选择体现了忠孝一体。我们大可不必忽视具体时代环境而去否定伍尚之孝，更不宜将伍尚的行为与愚忠简单地划上等号。
三、结 语
综前所述，我国先秦阶段，“孝”的观念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再到普遍接受、大力倡导的发展过程。楚人伍尚的特殊个案，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孝道观念盛行并深入人心的历史现状的体现。对于伍尚本人及其特殊忠孝行为，我们不必作过多历史之外的指责，而应给予历史主义的理解，因为伍尚本人对整个事件本身有明晰的认识，也深悟“闻父免不奔，不孝也”的道理。因此，他最终选择对国对家忠孝两全的做法，是基于“孝，义基础上的选择。我们在看待这一事件的时候，只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就行了。
今天，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国家正迈向新的建设阶段。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应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特征，在今天仍有很多值得吸取借鉴的地方。孝文化讲求的善事父母、尊老孝亲，对于我们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不无益处；另一方面，孝道文化对于促进家庭的和睦，融洽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秩序，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