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生作:城市文学的迷茫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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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外地有一种声音：上海的文学只是靠王安忆、叶辛等寥寥几位文坛老将支撑，比较冷清。这是否是事实呢？日前，在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三届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张怡微、孙未、走走、路内、徐敏霞、姚鄂梅、李伟长、蔡骏等34位上海青年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汇聚一堂，其中包括两位90后作家，畅谈“在上海写作”这个主题，显示了上海新生代文学的整体力量。

论坛上，大家围绕“城市与写作：我手写‘我城’”、“写作与翻译：借镜的自我观看”、“传播与写作：新传播方式下的写作形态”等三个议题，各抒己见。李敬泽、白烨、施战军、孙甘露、杨扬、陈思和、郜元宝等知名作家和评论家为青年人点评，同时，这些前辈也对上海青年作家、评论家群体的实力表示了肯定，对上海文学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

都市化进程中的写作迷茫

海明威说过：“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那么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作家，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80后作家周嘉宁感慨，小时候住的地方，现在已经被拆掉了，对她来说，这十几年的时间，上海这个地方始终就像一个非常大的工地。“由于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去其他地方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我的地域观念变得非常的强，会把整个世界非常简单分为城市和非城市。对我来说所有大城市都是一样的，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和规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在写作的某一个阶段，周嘉宁非常羡慕那些在乡镇或者在二线城市生活的人，因为觉得很多好的故事、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都会发生在相对来说没有秩序的、生机勃勃的地方。“跟很多生活在其他地方的同龄人比起来，我自己最大的问题竟然在于生活得太规矩了，写作也是太规矩了。”

作为一个上海土著，青年作家孙未对于城市的变迁也有类似的迷茫，“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都不在了，现在是商业大厦和餐厅酒吧，它们就像墓碑站在我记忆的坟墓上。在这种环境中，我真的很难知道世界是什么，很难弄清楚我自己是谁。我写了很多边疆地区以及国外的题材，我觉得也许是用这些地方作为一面镜子，试图看明白上海的生活，试图看明白我是谁，世界是什么。”

青年作家路内说道，在他看来，城市，尤其“我城”概念，对作家来说与其是一种熟悉感，不如说是一种在场的陌生感，而且是一种创伤，“很多时候我觉得写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候呈现的不是想象力的匮乏，而是经验的匮乏。都市化的过程对小说的写作确实提出一些要求。从批判性、娱乐性角度来讲，有一个双向的撕扯，而且都显得危险重重。那么一个作家如果不想精神分裂，必须得无视一些问题，而专注于另一些问题。”

既然现实这么精彩，我们为什么还要虚构？这是很多人都在想的一个问题。对此，青年作家甫跃辉认为，作为小说它的存在并不是外在多么精彩，“更重要的是，它是这些外在所不能比的，它有更巨大、更永恒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虚构。”

“虚构的力量在哪里？”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指出：“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经验，感觉我们如此有限，把握不了它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想办法运用虚构的力量，虚构就是让你在不可能中去探求和确证那个可能，去开辟那个可能。恰恰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想得不够。”

城市带给作家很多的困惑与迷茫，重要的是作家如何运用虚构的力量。青年作家王若虚认为，城市的写作重点应该是在城市当中的人，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人和人的差异其实非常大，包括个人的个别差异，阶层差异，群体差异。在不同群体阶层当中，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会产生微妙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微妙关系里就可以感觉到城市当中的生活价值与生活意义。

上海作家不能辜负上海历史和文化的位置

很多评论家认为，当代的城市写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一个主流，那么什么是上海的写作传统呢？

“上海的作家们很多都喜欢写一些日常的生活。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到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及金宇澄的《繁花》，他们写的都是些小人物，而且身份都是很尴尬的。陈思和教授提出，“上海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歌舞升平的软的传统；还有一个是所谓革命文学的传统。”上海作协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说道，“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茅盾跟张爱玲完全是对比，茅盾笔下的上海灯红酒绿比较多；但是在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张爱玲笔下，从来没有这种红红绿绿的事情，都是灰色的，房子是破败的，人是灰头灰脑的。为此，傅雷曾说，张爱玲为什么把上海人写成这样？为什么不写英雄式的东西。”

“傅雷当年对张爱玲的这个批评，既有道理，也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是他是用一种鹰的标准来要求一只猫，她本来就不是一只鹰，你说为什么不是一只鹰，这本来没有什么道理。”李敬泽回应道，“但是就傅雷对张爱玲提出的问题来讲，也是对后来和未来的上海作家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在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地理位置，它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位置，我们不要辜负和浪费这个位置，我们要在这个位置上看到一些真正壮阔、宏大、复杂的东西。”

青年评论家黄平也有类似的感受，“今天当上海的青年作家写作时，往往是讨论个体面对上海这个‘巨象’或者‘章鱼’时，内心各种各样的感触，各种各样的体验，为什么很少见有作家直接描写这头‘巨象’是什么，或者这只‘章鱼’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这批作家写得很好，但是比较遗憾的地方在于缺乏社会式的写法，就是茅盾的写法，或者比茅盾更伟大的托尔斯泰的写法、巴尔扎克的写法。”

今天的青年人被批评暮气沉沉，原因何在？青年评论家金理认为，要看到这个现象背后整个社会的特点和驯化的机制。“我们现代社会强调一种合理性。有的时候青年人有意无意要配合这样一种合理性，剔除了身上一些反抗、批判的东西，所以大家会感慨今天是很悄无声息的青春。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真正正视青年人他自己的欲求，生命自由，精神能量，到这个时候可能真正的青春文学，真正属于青春人的城市属性才能够诞生。”

“被翻译的焦虑”与新媒体焦虑症

评论家、华师大教授罗岗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学和文化都有一种被翻译的焦虑，“比如《狼图腾》，英文版的《狼图腾》跟现在中文版的《狼图腾》完全是两本书。如果你要翻译这本书，即使它词不正确，你也应该翻译出来。”所以罗岗认为，中国作家需要有一种自信，就是写的东西是关于中国的，用中文来写，不用考虑是不是要翻译，或者翻译得怎么样，既然你有写，别人就有翻译，“可惜现在这样的自信，特别在许多著名作家里面是越来越少了，希望年轻的作家越来越有这样的自信。”

青年作家小白指出，也许应当更多强调一点汉语世界的“小说”和外国语（比如英国人所说的novel，法国人说的roman、nouvelle这些词汇）中存在的异质性。那样的话，使用汉语的小说家们也许会少一点焦虑，多一点从容。“写作者必须意识到，我们仍然没有一个小说传统，我们需要去发明一个中国小说的传统，不要投机取巧，不要以为把福克纳马尔克斯或者契诃夫的世界移植到中国，就会成就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我们仍须一本一本慢慢写。这是中国小说的道路自信。”

“在文学的革新上，翻译体既要兼顾每个特殊时代读者的接受度平均值，也要比原创文学快半拍，形成对原创文学的刺激，才有存在的价值。中国作家只有在创作中，用开放的心态容纳世界文流，与之对话、互动、撞击，用更先进的标准请进来，才反过来有利于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青年作家、翻译家黄昱宁说道。

如果说，文学作品“走出去”是一种主动的焦虑，那么新媒体时代对写作的影响，带来的是一种被动的焦虑。互联网的普及也是城市文明进程的一个标志，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作家们如何面对新的传播方式呢？

青年作家张怡微认为，人们说对小说有需求，可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得到慰藉，希望通过精神生活获得一些理解，所以不管载体如何变化，从创作者来讲内容还是决定本质。

青年作家滕肖澜也认为，不管世界怎么变，纯文学始终有它的一席之地，作为一个纯文学还是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同时，她觉得也可以做一些尝试。“当我们写作的时候，保留纯文学原有元素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元素，把它加以融合。比如我想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东西，配上纯文学扎扎实实的细节；比如要写匪夷所思的故事，配上非常优美的接地气的文字，不知道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象。写作中的每个小小尝试不是背弃，而是对纯文学长长久久的坚守。”

青年评论家、上海作协创联室副主任李伟长指出，新媒体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出来以后，对写作有两个启示，一方面对于个人、对于作品寻找到读者肯定会有很好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慢慢涌现出一种情绪，就是新媒体焦虑症，写作者对这种技术很依赖，同时又有点恐惧的心态。

“网络对于其他作家来说可能是一种传播工具，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它是一种群体精神的栖息地，形成一种文学创作和阅读的共同体，而且这个空间的存在使得青年文学获得一些新的气象。”《上海作家》编辑、文学博士项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以前其实把文学作为非常郑重的东西，但是网络和新媒体的到来使文学转化为一种非常朴素的生活方式。另外新媒体还对文学形式产生一定影响，豆瓣、微信上发表的小说、散文与传统小说和散文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单就文体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写作既有虚构的东西，又有非虚构的东西。”

青年作家血红在网上已经写了12年，作为网络，他深感网络文学在写作题材上跟传统严肃文学是两种概念，创作模式上跟以前传统作家相比也发生很大变化。一位传统作家有时候可能两三个月不写字，如果哪一天他写了三千字的话，会高兴地出去吃大餐庆祝，感觉自己太有成就了，但是对于网络作家而言，这完全是被“淘汰”的节奏。“我现在在的网站，每天最高峰的时候所有作者的总更新量要超过一亿字，每天几十万本书的更新，所以网络作家必须保持在读者面前的出境率，而且更新数量比较大才能让读者跟着作者走。网络数据信息更新太快，如果某一个作者两个月不出现，那很可能各个方面成绩会跌一大半，包括推荐、点阅。” 血红坦言自己的压力。

上海文学具有冠军的潜质

青创会是上海青年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间的一次难得的大型研讨、交流会，同时也是上海作协对上海新生代文学力量所做的一次面向业界的展示及面向社会的推荐和托举。

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指出，上海青年作家队伍的实力、活力在青创会上得到最好的证明，“国内很多省市是50后、60后作家很多，70后还可以，80后、90后作家就非常稀少，上海是70后、80后、90后作家队伍非常雄壮，这就预示着文学发展的前景和后劲，过三五年就可以看出效果，这是非常好的财富。我对上海今后的发展抱有很大的期待，尤其上海还有一大波80后批评家，这非常难得，非常重要。有时文化的发展需要靠创作和批评两轮的驱动、互动。”

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赞同道：“现代转型以后上海一直都是文学都市。今天这样的格局，有好的作家，还有好的作家、批评家、翻译家兼有三种身份的写作者，在上海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上海现在的这种生态，年轻人的创作生态在全国是非常罕见的，起码在北京找不到这样的队伍。”

青年作家蔡骏认为，上海的作家，上海的写作者，尤其青年写作者是上海文化领域中仍然值得骄傲的。“虽然上海已经不再是冠军，但是也许我们仍然会有一个冠军的潜质。”

论坛上，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汪澜公布了不久前做的一个统计，上一个年度上海作家获得的各类国际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文学荣誉奖项达40多人次，其中年轻作家的贡献在半数以上。“我们的文学新人队伍，无论写作者还是评论者业已形成70后、80后带90后的梯次结构。从他们不断面世的新作中，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学传统、文学气质在他们身上的延续，也看到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文学才情、文学视野、文学表达。”

多年来，上海市作协党组和主席团一直非常重视培育、提携文学新人的工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为青年人才的成长推波助澜。与此同时，作家和评论家前辈也不时给予后辈宝贵建议。

“在上海写作，它体现了上海角度与中国经验。但是我们革命还没有成功，在这些老法师面前，你们的写作有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视野？”论坛上，《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如此提醒青年作家。

“希望把个人很好的素质、造诣变成群体性的‘好’，变成上海文学的‘好’。现在每个人都很好，但是整体上看合力不够，我觉得在这方面上海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白烨建议道。